以史为鉴,多极世界中的中国能向唐朝学什么——评《多极亚洲中的唐朝》

1 世界多极化中的民族复兴

世界多极化的提法,似乎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

苏联解体之后,美国所构筑的单极世界,显然没有维持多长时间。美国仍然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不断深陷在各种局部战争的泥沼中,老牌的欧洲强国、新兴的亚洲势力,都以逐渐强盛的综合国力,挑战着美国构筑的话语系统。本世纪以来,恐怖组织的行动又非常猖獗,给二战以来和平了70多年的世界带来了一丝不确定性。

根据熵增原理,多极化似乎是世界的必然趋势,但截止到目前仍然是一超多强的格局,离真正的多极世界相差不少距离。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提出,显得非常合宜。

既然是“复兴”,显然有一个旧时强盛的先例,如果要问中国人心目中的历史巅峰时刻,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是大唐。

然而,以前学到的历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可能有很多美丽的误会,或者说名实不符的地方,比如华夏中心论、强汉的虽远必诛、大唐的万国来朝。让我们自以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中国除了处于领先地位,基本上可以看做是世界的单极。

尤其是清朝末期的闭关锁国,以及解放后有一段时间被迫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断绝联系,使得现在的民众思维方式可能还没有西周至东汉时期开放与清醒,不是盲目自卑,就是盲目自大。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无论是处理与实力强大的国家,还是实力较弱的国家的关系,也许唐朝的经验与教训即便放在今天都不落伍。

从这个意义上说,《多极亚洲中的唐朝》这本书就极具有现实意义了。剥开万国来朝的虚荣,看唐如何处理多极世界下的国际关系。






2 大唐帝国兴衰史

唐朝的创始人李渊父子原本只是隋朝众多野心勃勃的官员之一,一方面父子两代都雄心勃勃且颇具才能,另一方面他们抓住了机遇,在适当的时候能屈能伸。

他们向突厥称臣,李世民甚至与突利可汗结为香火兄弟,借助突厥的军事力量曲线救国。隋代末期逐鹿中人的群豪中,李氏父子并不是唯一一个采取这样行动的势力,但却是唯一的成功者。

成功地建立了大唐之后,太宗开始修饰历史,把以金钱与称臣为手段利用突厥军事力量平定中原的策略通通推到了父亲李渊身上。接下来开始了东征西讨、扩张国土的进程。

大唐疆域辽阔,周边形势复杂:

西北至北部大的游牧民族就先后有突厥、回纥;

东北部有高句丽、新罗、百济;

西南有一手培养起来的南诏;

西部有野心勃勃的吐蕃。



大唐在军事与外交方面,不断地与这些周边国家交流、摩擦,权力关系的强弱也不断地在改变,唐朝对外的战略中心也在不断转换。从始至终,唐都没有能够成为亚洲大陆上唯一的强国,一直在多国关系中小心地平衡。

《多极亚洲中的唐朝》描述的就是唐朝的军事外交史,前4章详尽地描述了唐分别与上面4个区域的政权交往的战略战术以及实际的交往、冲突历史。

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第2章对于朝鲜半岛情势的描述。这一章惊心动魄,可以说新罗、百济、高句丽各怀鬼胎,都希望利用唐的影响力扩大自己在半岛的势力,解决对方。日军援助百济、遭遇唐军的白江口战役,十分惨烈,写得很详尽,连使用的火器结构都一一写出,读来如在眼前。

特别是其中还写到了几个人,包括新罗僧人慈藏、国相金春秋及其子与百济王的恩怨,如同传奇,完全可以敷衍出一段动人的故事。金庸把高昌国被唐灭的故事用作背景,写出了《白马啸西风》,如果笔力过人的名家能写一篇以金春秋送到唐高宗身边当宿卫的儿子金仁问作为主角的故事,肯定不输《白》文。



3 以史为鉴

本书的后2章讲的是唐朝军事外交中的“软件系统”——对于军事、外交起基础作用的两重官员系统,以及指导思想原则。可以说这两段,特别是后者,更值得我们今人思考和借鉴。

边境掌管事务的官员非常重要,他们的一些行为会影响到边境的安宁,甚至可能会影响整个帝国对战略区域的控制,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整体的兴衰。而唐朝的中央集权程度远远没有明清时候那么强,边将的自由度非常大,一方面可以灵活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但另一方面朝廷的指令有时候很难得到落实。尤其是当边将与中枢核心利益不完全一致的时候,朝廷对于边将的约束力实在太小。

本书中就指出,唐朝廷和地方官府是地位相当的合伙人,各自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

实际还是在权力关系上,朝廷没有完全凌驾于地方之上,整体的政治体系较为松散,以至于皇帝可能也没有办法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节度使岗位上,许多时候朝廷是被迫承认现有的权力关系,所谓的任命,其实只是追认实质上已经控制某一个地区的人的合法地位。

指导思想方面,唐朝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儒家道德的桎梏,也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君臣讨论政策的重心在于是否“合宜”,风气兼容并包,体制开放。在军事外交这个方面,唐朝使用了多重手段:安抚、联盟、和亲、贿赂、羁縻、武力进攻……大臣也充分探讨各种方式的得与失,出发点都是实用主义。

而不像宋朝之后,因地制宜的实用主义渐渐没有了市场,文人学者逐渐僵化、教条,倾向于从道德的角度来评判政策,或者是单从结果论,而忽略了做出决策的复杂前提与环境。宋朝许多学者、官员对于唐代君王与政策的批评就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尤其是到了宋代后期,儒教再度兴起之后,这种思维方式更加深刻的影响到了后代中国人。

而今天更接近于唐朝的思想,现在正是另一个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的时代,因此今天的人吸收唐代的经验和教训应该没有任何障碍。

向唐朝学习外交经验还有一点优势,就是科举制推行之后,官员文化程度非常高,写诗的风气又很浓。官员、文人往往会把自己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以至于非官方的外交、军事记录特别多,本书中甚至还经常引用全唐诗,或者是当时官员个人的文集。唐朝留下来的资料非常丰富,观点多样。在古代的环境中,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信息爆炸了。



本书可以说兼具普及性和学术性,作为历史爱好者的我读来津津有味,对于学者而言,相信也很有价值。

可惜其中有一些编辑、翻译小瑕疵,比如提到唐朝后期官员卢携,有一处翻译成了“庐携”,后一处翻译对了,显得好像是两个人;另如提及大武艺在唐做过人质,后文又说大武艺的弟弟大门艺曾以王子身份在唐都做过人质,因此反对大武艺袭击黑水靺鞨的命令,认为会导致唐的军事讨伐。不知道是两个王子均做过人质还是前一处笔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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