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一期讲到，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节点上，丝绸这样东西很显眼，因为唐朝和回鹘的“绢马交易”。回鹘一开始建立，就是大唐的属国。安禄山起兵以后，渔阳鼙鼓动地来，天宝十五载六月，潼关失守，玄宗带着两千多人偷偷摸摸逃出长安。到马嵬坡士兵哗变，杨国忠被杀，又赔上杨玉环无辜的性命，也挽回不了他作为一国之主，江河日下的声望。
随他逃亡的皇太子李亨，已经整整45岁。太子这把交椅，说起来高高排在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其实并不好坐。一头要防着皇帝亲爹猜忌，一头要防着身边几乎所有人的陷害，真可以说是日日夜夜胆战心惊，时时处处如履薄冰。李亨在这把交椅上坐了将近二十年，好几次都险些丢了性命，这时候不赶紧抓住时机往上爬，还等什么呢？所以李亨没有跟着玄宗继续往西走，而是留在了马嵬，随后跑到宁夏灵武，即位为帝，遥尊玄宗为太上皇，改元至德。
封建时代的君权授受，从老皇帝的角度讲，叫“传位”；从新皇帝的角度讲，叫做“继位”。一传一继，不仅有严格的程序，“继”也必须在“传”之后。唐玄宗又没死，也没打算退位，怎么能想到李亨自己就称帝了呢？结果公元746年的年底就有玄宗这头以皇帝的名义下诏，命诸皇子领兵讨贼；肃宗那头也以皇帝的名义下，分派各路兵马诏贼。我们报国心切的大诗人李白，就是因为掉进这个巨大的政治陷阱里，投到了永王李磷的帐下，站错了队，后来才被肃宗当作反贼下狱，而且他入狱之后无人敢出来保他。
虽然玄宗为了顾全大局，无奈地承认了肃宗即位的合法性，可肃宗即位的手段和过程毕竟不太正当。历史上凡是坐上皇帝宝座的过程有些暧昧的皇帝，励精图治的可能性都比较大，因为他们需要建功立业巩固皇位。隋文帝杨坚是这样，唐太宗、武则天都很典型，李亨也一样。他这时候必须要做，最能为他立威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收复两京，笼络天下人心，也免得永王李磷这些带兵的成年王爷乘机从背后打他的黑枪。所以他不惜找回鹘借骑兵去打安禄山，许诺攻克两京之日，金帛子女随他们任意抢。
大家想想看，唐代的长安、洛阳是什么样的地方啊！回鹘骑兵从漠北草原杀过来，进了城，有多少东西是他们从来没见过，做梦都没线索去梦出来。现在可倒好，可以堂而皇之，合理合法地抢了。抢得洛阳人没办法，只能全城人集齐了罗锦万匹送给他们，请他们不要再抢。唐肃宗也和回鹘统帅约定，以后每年送给他们绢帛2万匹，并且在边境设立马市，以后年年向他们买马。
可是安禄山这头才消停，史思明又反了。借回鹘兵平乱，明明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可唐肃宗没办法，还得再借。约定唐王朝每年向回鹘买马数万到10万匹，每一匹马的价格是40匹绢。后来回鹘越来越嚣张，马价一度涨到50匹绢。而且，这个价格按照马匹的数量支付，和质量无关，病弱的马也是这个价。为这项交易唐朝政府承担了巨大的财政赤字，一直到842年，回鹘汗国灭亡，唐朝才把积欠马价绢还清。
回鹘人从唐朝获得数额巨大的丝绢之后，就贩运到中亚和西亚去换钱。八世纪中叶以后丝路的东端就开始绕道回鹘汗国，回鹘商人和粟特商人往来于天山北道上，庭州、弓月和碎叶成为中国西部边疆重镇和商贸中心。回鹘人不仅将大批的丝绢从蒙古草原西运到中亚细亚，也将珊瑚、翡翠、象牙、玻璃器皿和香料运往中原。这些东西都不是回鹘本地出产的，大多来自西亚。
唐代和阿拉伯帝国的关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很不错，两国的经济往来很频繁。出土的随葬唐三彩里头有很多“胡佣”，深目高鼻，头戴尖顶帽，身穿折领衣服，手里抱着西域的乐器或者牵引着驼马，就是阿拉伯人的形象。他们是中华文化文化和西方文化彼此交汇的重要媒介，以他们为主题的内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今天的主题是“水火泥沙之器”，我们来讲“陶瓷之路”。
我们已经知道，汉代以来的陆上“丝绸之路”越葱岭、穿大漠颠簸西行，受到沿途各部族各国社会状况的影响和制约，长途贩运像陶瓷这样体积大、重量大又易碎的货物，成本相当高。而东南沿海遍布终年不冻的良港，这些海港又勾连大江大湖的内陆航道，临近丝绸、陶瓷和茶叶这三大宗主要外销商品的产区，同时商船的运输量不知要比驼负马拉大多少倍，运费低，损耗小。所以，陶瓷成为大宗的外销货物，主要依赖海上贸易的发展，陶瓷之路主要就是指海上航道。
和陆上丝路的概念一样，中国的海上对外贸易不是一条单一的航线，也不是到明代的郑和去下西洋才突然冒出来。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已经在南海以及南太平洋沿岸及其岛屿开辟航线做海上贸易了。南海上通往西亚的航道，在东汉时期已经成形。到隋唐时期很兴盛，唐代的广州、扬州、明州，都是世界知名的中国对外贸易大港。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新唐书·地理志》上叫作“广州通海夷道”，这是中国官方对这条海上贸易航线最早的叫法。到1913年，学术界公认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上最有成就的中国学大师，“欧洲汉学泰斗”沙畹，第一次把这条海路叫做“海上丝绸之路”。
从中国广东番禺、徐闻、广西合浦等港口启航，经印度洋抵达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阿拉伯、波斯以及南亚各地的船舶来到中国，中国船舶也远航出去。中国对外输出陶瓷、丝绸、茶叶和铁器，运回来珍珠、琥珀等等奇珍异宝，还有各种香料。因此以中国输出的最大宗货物命名，日本的三上次男为代表的学者们把中國通往西亞的海路稱為“陶瓷之路”，以中国输入的最大宗货物命名，这条海路也叫“香料之路”，指的都是这一条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兴于唐宋，转变于明清，迄今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当岭南的先民开始驾船出海，和外国人做生意，岭南，可不是中原。先秦时代的岭南没有丝织业，也没有制茶业，但他们会烧制陶器。陶器，用粘土成型晾干，再用火烧制成器皿，是人类第一次根据自我意志去利用自然物、改造自然物。这一项点土成金的伟大创造，掀开了人类生产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从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片来看，中国的陶器产生距今已有11700多年的历史。传说中的黄帝、尧舜及至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是以彩陶来标志其发展的，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甘肃的马家窑文化、西安半坡史前遗址都比较典型，出土过大量制作精美的彩陶器。
这里我们有一个概念必须先搞明白。所谓陶瓷陶瓷，陶是陶，瓷是瓷，各是两大类不同的东西。二者最大的区别，主要在于原料土和烧制的温度。陶器用粘土制坯，烧制温度在800-1000度；瓷器则需要选择特定的高岭土，烧制温度在1300-1400度。如果用高岭土制坯，在制陶的温度基础上再加上一把火，陶就变成了瓷。但是，一般制作陶器用的黏土制成的坯体，添火加温也不可能成为瓷器，高岭土是烧制瓷器的关键。烧制温度的不同，又导致了釉料的不同和施釉方式的不同，形成了瓷器成品外观的各种不同。
我们今天看到的兵马俑，黑乎乎地不挂釉，是秦代的陶器；唐代的唐三彩是挂釉的彩陶。西汉时期，除了金银器皿和玉器之外，陶器的烧制受到极大的重视，人们不断认识原料性能，总结烧制技术，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改进工艺。比较精致的釉陶很普遍了，汉字里开始出现“瓷”这个字，和陶器相区别，到东汉时期烧制出成熟的青瓷器。
从成品的外观上相区别，陶器胎质比较粗，敲击时声音发嗡，坯体即使很薄也不会透明，表面的硬度也有限，有的用钢刀可以划出沟痕来。瓷器的胎质坚固致密，无论薄厚，都半透明。敲击时声音清脆，表面光洁，用一般钢刀很难划出沟痕。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和隋代，到唐朝，陶瓷的工艺技术大幅度改进，精细瓷器品种大量出现，许多出土的唐代陶瓷，即使用当今的技术鉴测标准来衡量，也是真正的优质瓷器。
书上经常说，唐代形成了“北白南青”两大窑系，北方邢窑出白瓷“类银类雪”，南方越窑出青瓷“类玉类冰”。似乎唐代陶瓷业的代表就是青瓷、白瓷加上三彩陶，可海外的史书记录不是这样的。公元十世纪末的波斯作家塔利比留下过一本关于珍宝的著作，里面提到他见过的中国瓷器：“有名的中国瓷器是些透明的器皿……以杏色的为上，胎体很薄，色泽干净，敲上去声音清脆，奶白色的次之，各种浅色的又次之。”他说最好的瓷器是杏黄色的，不是青瓷，比白瓷还要好。这样说的不止他一个人，这个时期的很多西亚文献，尤其是当时极为发达的伊斯兰国家留下的史料，比如宫廷采购记录，都有类似的记录。杏黄色，“敲上去声音清脆”，肯定不是三彩陶，那么是什么呢？是长沙铜官窑烧出来的彩瓷。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铜官窑遗址的考古发掘，是一件轰动世界文化界的大事。铜官，是长沙附近的一个镇子，铜官窑，是民间瓷窑群，始于初唐，盛于中晚唐，自五代之后沉寂下来。从来没有任何正史记录过这个地方，可遗址上发掘出来的实物以惊人的数量证明，这里是世界彩瓷的起点。铜官窑兴起比邢窑、越窑晚，不烧青也不烧白，独辟蹊径烧出了模印贴花、釉上彩绘。彩瓷的普及和创烧，让铜官窑发展迅猛，产品覆盖面很广，不但畅销于国内，而且远销东亚、南亚、西亚，最远抵达东北部非洲。
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外海，偶然发现一艘“黑石号”沉船，从沉睡海底千余年的船舱中打捞起中国外销器具六万余件。其中除了少量的白瓷、青瓷和金银器之外，逾五万余件瓷器出自长沙铜官窑，被波斯人奉为“名瓷”，外销排名要远高于青瓷白瓷的杏黄色瓷器。现在长沙铜官窑博物馆中，陈列着历年来持续发掘的，还有从国内各地和海外采集到的器物三千余件，这些器物为中国陶瓷发展史、对外交流史、工艺美术史、湖湘文化发展史以及唐代文学、商贸、文化、音乐、书法、绘画、民俗……等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从其他的角度讲都不是我的长项，还是回到诗歌，来和大家话说从头。
千余年前，唐宣宗时代，湖南的澧州出了一位大才子李群玉。李群玉，字文山，在晚唐诗坛享有盛名，却是个不求上进的家伙，不肯考科举不愿当官的，一辈子东游西逛，一路走一路写诗一路交朋友。——嗯，我看书看到这种地方经常难免很郁闷。你说天下这么大，我们也想去看看哪。古时候的人怎么就这么好命，一路蹭吃蹭喝游山玩水可以过一辈子，我们怎么就不行呢！好吧，终于有一天，李群玉走到了湘江边的石潴（渚），看见：“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飞乱，遥空爆响闻。”
村民用柴火烧制瓷器，洞火冲天，青烟入云，李群玉给后世留下了“十里陶城，百座龙窑，万名窑工”的实景描绘，也是铜官窑仅存的文字记载。李群玉这首诗的题目，叫做《石潴》。“石渚”作为一个名词，除了他这首诗，别的现存典籍当中都没有。当地传说杜甫为避“安史之乱”曾经流落到此地，可只是一个传说，大诗圣没有给我们留下可供追溯的只言片语。是“黑石号”沉船打捞品当中的一只瓷碗，告诉我们这个词是一个地名，这只碗上烧有“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有明(名)樊家记”的字样。
“湖南道草市石渚”，这个词组的结构等于今天的“江西景德镇”，集产销于一地。所谓“草市”，就是产销双方自然聚集的民间野市，没有官方认可的市场。在农耕为本的传统社会形态下，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是很受歧视的。像“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这种词语，只有农本社会的传统思维，传统伦理下才会产生。中国的中原王朝向来通过各种制度对商业贸易实行统一管控，唐代的叫做“坊市制度” 。这个制度强行规定交易起止的具体时间和物品价格，地区行政级别不够也不能开市。这种大一统，一刀切，时间空间的限制相迭加的条条框框不可能切合各地的具体情况，也无法满足大众的消费需求，必定会随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随着商品交换需求的日渐增强，随着城乡流通的日渐频繁而消亡。
坊市制逐步瓦解的过程，就是“草市”兴起的过程。铜官彩瓷碗上这一行字，为“石渚草市”的存在提供了确凿物证，和西安等古都中遗存的“坊市制度”遗迹链接起来，就铺衍出了前工业时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
安史之乱的数年间，北方窑工大量南下逃难，带来先进的制瓷工艺。他们将唐三彩的多彩釉陶工艺嫁接到了原来湖南岳州窑的青瓷之上，南北陶瓷工艺融为一炉，逐渐成为当时制瓷业的翘楚，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有了这个规模庞大的草市，铜官古镇上的村民们就不仅要伐木、烧窑、制陶，还得学习经商。他们自觉地去了解外族的日用需求和审美习惯，融入波斯、大食、伊斯兰教、佛教艺术的元素，设计出专门的器型、纹饰。按客户需求生产，投其所好，将异域文化元素融入产品，是铜官窑瓷器的另外一大特色。这些造型不一的窑器各有不同名称，从器身题记上可以看到的有 “注子”、“瓶”、“小口” 等等，有不少还清楚地标注着售价“张家茶坊三文壹平(瓶)” 、“油瓶伍文”之类。和当时邢窑、越窑两个官窑出产的，售价千文左右的青瓷白瓷器物，市场定位完全不一样。
铜官窑场能够成为外销的主力军，也依靠这一时期造船和航海技术向外借鉴的成果。交通运输的顺畅与否，除了天气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之外，陆地交通的人为决定性首先在于道路，其次在于工具。所以古来有愚公要移山，今天有条条大路天天修，一旦路不通，任你开宝马还赶马车也好，一概寸步难行。海上交通则不大一样，人为决定性因素首先在于工具，就是船舶的质量。陆上丝绸之路是张骞成年累月跋山涉水蹚了出来，东汉末年海上航道成形之后，还要靠孙权来加固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