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年，农历三月十六日，北京大明朝刑部司狱司下辖的一间单人牢房内，一位侍者正为一名老犯人剃须修面。
突然，后者一把夺过剃头师傅手中的剃刀，往自己的脖子上抹了下去，一时血流如注。
剔者大骇，急问老犯人：“和尚痛否？”
老犯人此刻已不能发声，以手指在前者掌心描划作答：“不痛！”又问：“和尚为何自割？”复曰：“七十老翁何所求！”
随后，狱卒在老犯人的床铺下发现了一首绝笔诗：
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
我今不死更何待，愿早一命归黄泉。
一个几近耄耋之年的老者，该有怎样的勇气夺刀自刎，他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他为何如此决绝地奔赴黄泉？
······
十四世纪初，当“我是谁”这样不经意的一句小小的拷问，酝酿和引发欧洲文化思想艺术史上最为璀璨辉煌的文艺复兴运动之时，当西方世界以人为本，崇尚个体生命，大力倡导个性解放，反对愚昧迷信的神学思想，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之时，东方的大明王朝，却将封建集权统治强化到了极致。
之所以一直以来，我对明朝历史选择抵触性回避，原因就是，总觉得极端专制制度压制下的大明子民好似一个个木偶，失去了活活泼泼的人性，“文字狱”的层出不穷，使得一大批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再也不敢发出自己的呼声。
于是，思想的精灵归于沉寂，心灵的火花被迫熄灭，剩下的都是匍匐在专制制度下的苍白羸弱的身躯，任人践踏驱使。
这种误解，根深蒂固，直到我看到方孝孺虽被灭十族，仍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直到王阳明心学的出现，吹响了人性解放的号角；直到晚明思想家李贽知行合一般的亲自践行，我才终于如梦初醒，并为自己曾经的轻狂无知、自以为是而羞愧不安。
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文人英雄，甚至，文人英雄那种视死如归的悲壮气节比那些保家卫国洒血疆场的武将，更能撼人心魄，令人仰慕。比如屈原、颜真卿以及文天祥、方孝孺等。
但我今天要说的主角是李贽，就是开篇那位自刎而死的老犯人。
说起李贽，很多人不一定认识甚至从未听闻，因为他与于谦、张居正、海瑞或者唐伯虎、吴承恩、汤显祖等似乎都不在一个等级，甚至，连解缙、杨慎及徐渭都比他名气大得多。
也难怪，即使心学大师王阳明，估计也只是近几十年来才慢慢被国人认可，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然而，历史不会一直沉默躲闪，总会在一定节点掀开盖头，让人一睹它的真颜。晚明，一个走向没落衰颓的时代，竟是这位执着的李贽，为它涂上了几笔靓丽青春的色彩。他努力将自己活成一束光，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整个封建强权和孔孟伪道学，为争取自由和个性解放摇旗呐喊不遗余力。
他最终倒下了，但他构建的人格和思想的高峰，终于在三百多年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了仰望和攀登。当然，在七十年代，他也曾因上层建筑的需要，着实风光了一把，一时划在法家之列，备受学术思想领域激赏和推崇。
下面，让我们走近李贽，重温他跌宕起伏不平凡的人生之路。
明世宗嘉靖六年，即1527年11月23日，李贽出生于福建泉州市南门外。他幼年丧母，随父读书，学业进步迅速。26岁中举后认为足以糊口谋生，因此未参加会试（也有曾两次会试不中之说）。
举人，自然不及进士及第那样荣光显耀，但也并非轻而易举就能考中。这就如今天的清北，不是一等一的学霸，断难进入。但在李贽看来，乡试中举，不过小菜一碟而已。
他曾用戏谑的口吻，轻描淡写发过一段宏论，大体意思是说：中举秘诀无非多背诵几篇范文，等到肚中有几百篇范文时，考场一坐，审对题目，根据题意从肚里掏出一篇，保准高中。
我不知道后来的蒲松龄、范进等有没有听到或看到这些信口开河式的率性之语，否则他俩情何以堪？我想，这简直是要让聊斋先生欲哭无泪、范进再度犯疯的节奏啊。
然而，细细体会，我们就不难发现李贽年轻时的叛逆以及他对传统科举制度以及八股文的蔑视和唾弃。
四年后，李贽开始了官宦生涯：先后任河南辉县教谕、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国子监博士、北京礼部司务、南京刑部员外郎和郎中，最后在天命之年出任云南姚安知府。
我们都知道，明朝是历朝历代以来官员俸禄最低的时代，很多低级官吏的薪水根本无法维持一家正常的开支，比如海瑞。
据说，海瑞在为官期间，经常家里穷的揭不开锅，但却绝不收群众一针一线，以至于有一天海瑞去菜场买肉为母亲贺寿，结果却成了当地的头条新闻，而且这件事情还被载入了史册(《明史·列传第一百十四》“总督胡宗宪尝语人曰：昨闻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
正因如此，明朝贪官污吏层出不穷，即使面临严酷的律法，也前赴后继，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但李贽为官二十多年却十分清廉，内心孤傲的他从来不愿与他人同流合污。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长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这是他在姚安写下的一副楹联，也是他清廉自律的自述，闲暇之余，学学陶侃和潘岳，修身养性，莳弄花草，哪怕搬搬砖块，有明月清风相伴，也不会去钻营和鱼肉乡亲。
因此，他的口碑和实绩相当好。
这不，姚安知府三年任满时，上级领导相当认可他的工作，意欲向朝廷推荐。不料，这位李贽听闻消息，拔腿就跑，并要求领导代交辞呈。他这是要裸辞！
李贽自幼倔强，早就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和黑暗腐朽，他善于独立思考，不受儒学传统观念束缚，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理念。因此，当官是不得已为之，是为了承担家庭乃至家族责任。
从政二十多年来，他明明胸腔内始终燃烧着一把火，且内心棱角分明，但他不得不数次浇灭热火，藏起锋芒，收起触角，在难以承受的精神孤独中踽踽独行。
他一直想跳出体制活出真正的自我，但他肩上有太重的担子，得为父母妻儿而活着，为整个家族活着，唯独不曾为自己而活。
中国人素来推崇矜持稳重的生活哲学，追求四平八稳的圆融和平和，尤其到了中年，似乎万事都不能逾矩出格。于是，大多数人，在日复一日的庸常中漠然了春花夏雨秋月冬雪，辜负了一次次生命中最美好的遇见。
李贽，一直在等待逃离的机会，直到祖父、父亲、儿子和两个女儿几年内相继去世。如山的压力和责任一旦卸除，李贽想，是时候为自己活一把了。于是，1580年，54岁的他，在有可能被提拔升迁之际，在那个年代绝大多数人一眼望到死的年纪，选择了重新出发。
我记得之前写过一篇小文，题名《撒把欢》，其中写道：“或许，人生最可贵甚至可爱之处，就在突然的那一撒手中。偶尔撒把欢吧，趁着我们还未老到那种地步。”
显然，我说的“撒把欢”，只是生活的一点小感悟或只是停留在增加点生活情趣的层面，而李贽突然的一撒手，在背负离经叛道的嫌疑中，愣生生地，将以一人之力对抗挑战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以及传统黑暗势力血雨腥风般的围剿和打击。
然而，既然选择了出发，既然目的地是远方，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这条布满荆棘的坎坷之路，因为他要去寻找渴望了大半辈子的独立、自由与个人主义。
为此，即使头破血流，哪怕付出性命的代价，他也无怨无悔，在所不惜。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