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下 | 教育机构的未来

“双减”政策出台已过去两个多月,为什么现在才来讨论这件事儿呢?为了收集足够多的民众之声,辩证地看待问题(当然是小编的拖延症又犯了呗……)

其实,此次“双减”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道学生“减负令”,从1955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中国第一道“减负令”——《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到今年7月出台的“双减令”——《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期间国家层面出台共计十余道“减负令”,地方出台的“减负令”多达上百道

然而,为何“减负令”不断,学生与家长却越发心力交瘁?

这些年的“减负令”

梳理历年国家层面的“减负令”,你会发现:每一道“减负令”所应对的“病症”都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都在试图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不良倾向。

2000年以前发布的“减负令”,其政策“靶心”瞄准的主要是课堂内的学业负担。比如,不得随意增减课程设置和教学时数,不得任意增加教学内容,要严格控制考试和竞赛次数,以及限制作业量、控制计划外教辅使用量等。

2000年后发布的“减负令”,在重申此前多道“减负令”关于控制考试、控制竞赛次数、教学要严格遵循教学大纲等内容的基础上,从制度性安排的视角,开出了不少“药方”,提供了多个政策选项。比如,2000年1月发布的《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首次提出小学生学业评价取消百分制,同时要求在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坚决落实小学免试升初中的规定。2004年6月教育部出台的“五坚持五不准”再次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就近入学,不准按照考试成绩排队”。

究其成效?

遗憾的是,日趋复杂的社会环境,不仅使中小学减负陷入一边学校减负另一边校外培训机构拼命加码的怪圈,而且客观上导致此前出台的相关制度性安排的效果大打折扣。比如,学校取消的“小升初”考试纷纷转入地下或半地下,最终换来了校外培训班的持续红火,不但学生的课业负担未减,反而增加了家长的负担。

这让小编想起当年中学英语课堂上,英语老师明目张胆地说:“啊,关于这个词的用法我们在小班(老师家里开设的小班)上已经讲过,这里我们就不说了。” What??? (嗯,就这么直接)

其实现在回过头想这件事,我倒萌生出一个疑问:校外补课到底多数补的教学大纲内的知识还是课外知识呢?(原谅小编没经历过校外补课)

如果补的是教学大纲外知识,而补习后可以在重要考试中脱颖而出,那是不是说明我们的中/高考的考试大纲没有很好地与教学大纲接轨呢?

如果补的是教学大纲内、进度相同或超前的知识,为的是让学生更好消化或掌握相应的知识,那是不是说明校内教学成效没有达标呢?(仅针对大规模的学生依靠校外补习相同知识的情况下)

不管是哪种情况,是不是说明国家应该把重点放在公立体系内的师资力量的提升与平衡上呢?(当然,不否认学生接受能力强弱差异也会影响整体教学成果的评估,这又引出了另外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从入学到升学,是否应该按成绩分班?)

2021“双减”效果是否会不同以往?

前面提到历年的“减负令”重点抓“校内”,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使得重负从未消除,它只是从一个地方(校内)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校外)从学生(课业负担)扩大到家长(经济负担);因而国家这次发布的“双减令”,瞄准了校内、校外“两头抓”;除此之外,政策中还明文禁止了教育行业的“奇葩”现象以及相关产业的不良竞争。

扩展:复杂的社会环境

A. 人口老龄化+超低生育率 —— 社评此次“双减”政策出台的根源所在

2020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生育“三胎”开放性政策,而后国家发声禁止以“学区房”标签进行房地产炒作,最后出台“双减”政策,力求多维度缓解民众“恐婚”、“恐育”的心理及经济负担。

附:2020第七次人口普查你值得关注的要点

1. 全国老龄化严重

老龄化占比高达18.7%,预计2030年老龄化人口占比直逼1/3。这意味着什么?适龄劳动人口不但将不足2/3,还得供养1/3的老人,压力可见一斑,如此压力下你还想再生个“祖宗”供养吗?

2. 出生人口急转直下

从1995年出生人口2000万人降至2020年1200万人,预计不久将跌破千万人。

3. 人口南迁

资料显示,人口流入最多的十座城市中,前八都在南方。理解起来也很简单,政策扶持哪里,资源在哪里集中;经济就在哪蓬勃,人们就在哪发展;道理适用于任一领域,就好比教育体系,以往的政策挥拳相向体制内,资源就流向体制外,经济前景大好,整个行业也就崛起了。

B. 就近入学制度助长“学区房”价格飙升

中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可根据户籍所在地就近免试入学。而全市的小学与中学一定也会有个三六九等的排名,这就导致了(记得我那个年代就已如此)很多家长将孩子的户口转到长辈或亲戚家,以方便入学;而没有此类亲戚资源的家长只能不惜重金购买所谓的“学区房”,为孩子争取有利的学习资源。

你就会发现,这样就又形成了一个怪圈

人们挤破头想为孩子争取到好资源的背后是因为人们固守这样的理念:好好学习,可以找到好工作,好工作可以赚相对多的钱,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体面生活。而能够争取到好资源的人群大概率是那些中产及资产阶级的人群,无产阶级在有限的资源下只能奋起直追,在追赶的过程中,一些人掉队了,一些人退出了,还有一些眼看追上的时候却遇上了资本的“护城河”。于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说法似乎成了一道打不破的魔咒。

C. 家长奇妙的攀比心理

(所以孩子相互攀比的时候家长你是否也应该满足他的任何购买欲望呢?)


“隔壁老王的孩子又考了第一”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孩子周末两天要补7门课,不门门第一才怪呢”

“这样啊……你知道他给他孩子在哪报的班吗?”

“哟,听说是市里重点校的特级老师,托关系请的,花钱还买不来呢”

……

“老王,回来啦?来,抽根烟,问你点事儿……”

于是,孩子变成了家长手中的提线木偶。你不想取悦观众?但我认为取悦观众能给你带来好处。然后,你会发现有些孩子离开家、步入社会,就真的成了木偶,没有提线的牵引,自己也不知该如何行动。

D. 奇葩的“家长批作业”制度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这句没毛病,可你也不能省略定语直呼“家长是老师”,就把你(老师)的本职工作甩锅给家长了啊。说好听的是你让家长交一份学费,教两个(孩子+父/母)甚至是三个(孩子+父母)学生;说不好听的,你把学生当流水线上的产品,你只负责上游,还得让家长接手下游?

家长没精(neng)力(li)辅导,自然是送到外面,连批改作业的“家庭作业”也一起外包出去,问题是解决了,随之而来的是经济问题。而最重要的是,家长更努力地赚钱,孩子更努力地补课,亲子间相处的时间恐怕只能靠梦来弥补

那此次的减负效果是否会比以往优秀呢?

单看新闻我就能强烈感觉出前期效果很明显:

1)各大知名教育机构股价纷纷滑落

2)多家教育机构倒闭关门

3)监督人员突袭,抓获违规个人与机构

(个人这个就厉害了,在咖啡厅上课相关部门竟然也能知悉)

但这会不会是“公鸡拉屎头硬”呢?

问题是否能长期有效地得到解决,这要看国家对待这个问题的决心有多大,执行力度会保持多久。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土辽阔,所谓“山高皇帝远”,新闻爆出的响应政策的行动往往是在北上这样的一线城市,而偏远的二三四五线城市执行力度有多大还得看中央的触角是否做到了雨露均沾。例如,被十四五规划“抛弃”的东三省是否能有效执行这一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个问号。

“双减”政策下的唯一“受益人”

要说这条政策的出台,有人欢喜有人忧;那唯一能“欢喜”的恐怕只有学生了。不能承受学校的课业负担,还要被父母逼去补习班,不要说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活动,就连休息都是一种奢侈,这应该是大部分学生的情况。当然,也不排除主动型学生自告奋勇地要求参加补习,以便追求学业上的突破。

当政策收紧,学生的学习生活得到改变后,他们的身心是否能如国家所望变得更健康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想象一下,在国家干预进行得理想的情况下:

学生每周周末不得进行学科类补习

学生周一至周五补课只能在晚上九点前结束

学生玩网络游戏的时间要控制在周五至周日至多三小时

我们来设想一下,当学生突然有了自己的时间,他们会做什么?

(当然,学习主动型的学生不在我们的设想范围内,我们只考虑大部分学习被动型学生的情况)

周末还是有可能被送去兴趣班,但也不会被占用整整两天

周围充斥着科技之光,大部分时间很可能被手机/平板/电脑消耗,包括并不限于闲聊,刷剧,短视频,小游戏……

比较理想的情况是约上同学好友去打球、做体育运动(感觉未来的体校可能会火)

约上同学去吃饭、喝茶、唱歌、打豆豆

如果以上情况均匀分布在学生的自由时间还好,但推测②会是政策推动下的可怕结局。突然想到那句“废掉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闲着。”,这恐怕说的就是被动型人需要他人发任务填满自己的时间。未来,可能会更考验被动型学习的孩子以及他们的家长。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如果说“双减”以前,学生的出路靠资本换取学习资源,那么“双减”以后,学生的出路恐怕只能靠基因竞赛,因为“笨鸟”先飞的路被堵上了。

教育机构的未来该何去何从?

“双减”政策一出,怕是让千万教育机构叫苦不迭。“国家此项政策难道是为了打击资本?”成了一部分人的疑问,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是否果真如此:

首先要明确“双减”的校外适用范围:保证义务教育阶段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非营利/公益属性(新华社电9月6日最新消息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将实行政府指导价)。也就是说并不是不让教育机构继续学科类教育,只是限制你赚大钱;另外,也仅限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面向学前跟高中的培训你也是可以继续做的。

教育界耳熟能详的“资本”要数新东方、好未来、高途等教育机构,而这些教育机构的收入来源并非单靠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培训,像新东方起家就是做出国外语培训以及咨询业务,后期才进入到学科培训领域(要说为什么要进军学科类培训,还是看中了这块大蛋糕,至于蛋糕有多大,其实在俞老师的书《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里也有提过,悔其后知后觉,进入的太晚。),因此“双减”政策可以说对他们盈利有影响,但不足以说打压。

其实真正专注于学科类培训的教育机构多是那些地方性的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国家曾多次鼓励地方财政部门多给予中小企业借贷扶持,从而可以看出国家对这类企业的重视程度。至于此次教育界的中小企业受打击,显然并非是国家为了靶向打击而打击,完全是因为了解决更大的国情问题而无辜牵连。

既然国家的目标并不是打击资本、打击教育行业,那学科类教育机构的未来是否还有生机?

义务教育阶段的培训盈利占比教育机构的总盈利有多少恐怕只有企业自己最清楚,除了转向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对象群,义务教育阶段的广大学生对象是否就不能开发了呢?当然不是,你可以开发非学科类培训,除此之外……

某知名新闻网给出了一条前瞻性的建议:未来,民营教育机构可与政府合作(利用财政教育类支出),向中小学提供服务。

这就很有意思,能开发出怎样的“服务”,就需要企业家发挥你们的想象了。

不过,这项建议似乎并不能切实解决企业被斩断的现金流,毕竟,政府对义务教育阶段的财政支出有限;而且,根据家长反馈,学校里提供的放学托管服务虽然廉价(300元/月),孩子却在这几个小时里根本学不到任何东西(当然了,其实这项服务就是“保姆”服务,你又想奢求什么呢?虽然之前有过河北的家庭保姆辅导功课的案例 ),因此,家长表示不愿将孩子送到托管班。

那么,作为企业家,会想出如何应对措施呢?

(终于可以过一把当企业家的瘾了looooooooool)

1)能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是将相应学科知识编成线上出版物(如视频、资料),作为线上商品出售;

2)提供1vs1咨询服务,按条目收费,解答所有学生在学科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3)提供“夏令营”,在玩乐中学习,这需要教育者有很优秀的“教材”与活动设计能力,将所要学习的内容不以枯燥的书本、课堂的方式展开,而是通过一场“旅行”灌输到学生的大脑中。

4)构建“小组自习室”,以场地租赁费为主营项目,附送“习题解答”、“习题辅导”等服务;

5)直接将课程产品卖到公立学校里,这里的课程肯定不能与学校内课程相冲突,比如说,数学这门课,可以针对同一类题做一节“读题、析题、解题”的方法论课程。

这么看来,道路千千万,教育机构求生存并非不可能,接下来就需要看实体操作的可行性与盈利性的问题了。(我帮不了你了,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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