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身份焦虑

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说“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我的儿子才有机会学习数学和哲学,这样他的孩子,也才有机会学习艺术。”

这句话表面上是在说人类的进步,其实是在说阶层的流动,因为只有上流社会人士才能抛开生存,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艺术上,而每跨越一个阶层,至少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焦虑”本是心理学上描述个人心理状态的词,现在这种状态已经逐渐普及到每一个人。而身份焦虑,是社会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过去不管是古代的中国还是同属封建统治的欧洲国家,哪一个时代都不像今天这样拥有巨大的阶级跳跃性。中国尚有科举制度,可以通过读书改变阶层的向上流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稍微了解一点欧洲历史的人便知道,欧美国家的教育制度是双轨并行制,农民阶层和贵族阶层的教育永远不会相交。跨越一个阶层,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在工业革命以前,农民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如果把社会比作一个健全的人,那农民是一个人的双脚,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农民的身份。而在崇尚精英社会的今天,人生的早期拥有同样的社会资源,身份地位是能力的象征,再也没有制度拦着你出人头地,“贫穷、处在社会底层”这类标签,不再是一种借口,而是没有努力。而这种身份改变的可触及性,就是焦虑的来源。

媒体不断鼓吹,告诉你“人生不设限”、“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商家的营销手段,把买的东西成了贴标签,消费品成了彰显身份的物品。居住在伦敦富人区的妈妈千辛万苦买到的限量铂金包,不再是一个具有实用功能的包包,而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走进上流太太圈的一块敲门砖。所有的一切,都让你觉得在这物质的世界,努努力还是够得着的东西。

现代人越来越在意物质的追求,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是物质带来的情感反馈。世界不是一座孤岛,人们都渴望积极的存在感,很难忍受别人的无视和鄙视。世人给予的关爱取决于我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地位越高,存在感就越高。而物质背后的情感反馈越高,身份和地位也就越高。

“不上进就是堕落”。作为个人无从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只能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

古人有无限的智慧,过去不管是中国还是古代的西方,有很多种缓解焦虑的办法:哲学、宗教、艺术、以及波西米亚。每个人可以有自己不同的方式,不管是哲学、艺术还是宗教。对普通人而言,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大概是游历名山大川了,即使哪也去不了,还可以抬头瞻仰天空的辽阔。

当把一个人放入宇宙的浩瀚中,放入历史的长流,当感受到这种更强大更震撼的存在时,发觉个人只不过是其中一粒微小的尘埃,而眼前的和世俗的得失也会显得不那么重要。

另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是创作。有人可能不知道,路遥写了那么多关于贫穷的经典文学作品,却穷到没有路费去颁奖台上领奖。不是因为他完全没有钱,而是把钱都花完了。经历过生活的磨砺,写出了让人唏嘘的贫穷、爱情和阶层故事,然而他自己说他还是需要用创作和金钱去对抗身份焦虑感,对抗贫穷带来的底层的自卑感。身份焦虑的原因之一是物质背后的情感需求,而创作,则是存在感的证明和情感寄托。

当然,除此之外,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方式,去与这个社会和解,因为所有人通向世界的尽头,只有这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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