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故事一本书《我们如何走到今天》

图片发自App

        本书作者史蒂文 .约翰逊是美国科普作家，被誉为技术的达尔文，以引人入胜的观察和洞见著称。《我们如何走到今天》这本书，以作者标志性的风格，探究了表面看来毫无关联的领域之间所存在的意想不到的联系，揭示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

        一、互联网与2600万年前的彗星撞击

        2013年，南非的一位地球化学家詹·克莱默（Jan Kramers）分析了来自利比亚沙漠的一颗神秘的鹅卵石，认为它产生于某颗彗星的彗核，这是地球上首次发现这种物体。大约2 600万年以前，同一片沙漠上的沙砾出现了某种变化，在至少1 000度高温的炙烤下，二氧化硅颗粒逐渐软化，融合在一起。当这些过热的沙砾在低于熔点时冷却下来，一大片利比亚沙漠覆盖上了一层我们今天称之为“玻璃”的东西。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结论呼之欲出：利比亚沙漠的玻璃偶然地 产生于一颗彗星撞击地球大气层。

        利比亚沙漠的玻璃就这样在沙漠中静静躺着，直到距今约10000年前，路过此地的人把天然玻璃捡回去。于是玻璃开始流通于早期文明社会，那时候，由于玻璃尚属罕见，它常常被制作成贵族才能拥有的装饰品，例如现在从法老图坦卡蒙陵墓中找到金珐琅圣甲虫胸针，非常精美。后来随着人工玻璃制造技术的出现，玻璃被制成各种器皿和窗户，并逐渐分化出镜片、镜子、以及玻璃纤维这三种进化方向。

        1970年，康宁玻璃厂的研究员研发了一种玻璃，它是如此的晶莹剔透，即便你把它做得像一辆巴士那么长，看上去仍然像普通的窗玻璃一样透明。后来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将激光束发射到这种超白玻璃纤维上，发现数字信号通过超白玻璃纤维几乎无损，这就是现在为我们熟知的光纤技术。今天，全球互联网的支柱就是用光纤线缆架设的。

        二、爱迪生与电灯发明的营销

        电灯泡的奇特之处在于，它已经成为励志的“天才故事”。我们都以为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然而这一发明背后的真实故事，实际上却支持我们做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框架：电灯的出现，其实依赖于一个创新模式的网络或系统。

        在爱迪生将他的注意力转向白炽灯之前，有关白炽灯的研究工作早在80年前就开始了，到19世纪40年代为止，十几个发明家各自做出了各式各样的灯泡。但是，只有爱迪生是一位发明家兼市场营销和公共关系大师。爱迪生和媒体关系非常密切，他经常宣布发布某些子虚乌有的产品，以吓退竞争对手。他研究电灯刚刚几个月，就大言不惭地告诉来自纽约各大报社的记者说，他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即将推出一个全国性的神奇电光系统。 他说，这个系统如此简单，即便是“一个擦鞋匠也能够理解”。 尽管爱迪生这么虚张声势，他实验室里研发出来的电光的最佳样本，却还是持续不了5分钟。但这并不妨碍他邀请媒体来到门洛帕克实验室参观他革命性的灯泡。爱迪生每次会带一位记者进去，按下灯泡的开关，让记者感受一下三到四分钟的灯光，然后领他走出房间。每当记者问爱迪生他的灯泡能持续多长时间时，他总是信心十足地回答：“这么说吧，几乎不会有熄灭的时候！”

        爱迪生对电灯泡最了不起的独立贡献，无疑是他最终选定的碳化竹纤维丝。但是，爱迪生最终的真正胜利，不是来自真空管里燃烧的竹纤维丝，而是来自两年之后珍珠街的照明。要想使之成为可能，首先需要发明灯泡，但是也需要有一个稳定可靠的电流，一个将电流统一分配至社区的系统，一种将单个灯泡连到电网的机制，以及一个测量每家每户使用多少电的计量表。灯泡本身只是一件玩物，能令记者们目眩神迷。爱迪生和他的团队创建了一个集各种创新于一体的系统，这些创新彼此联系，使神奇的电光安全可靠，价格合理。

    三、伽利略与“时间就是金钱”

        在1583年的时候，比萨大学一位19岁的学生参加了教堂的祷告；当他在教堂长椅上胡思乱想时，他注意到有个圣坛吊灯来回摇晃。当同伴们在他身旁虔诚地背诵尼西亚信经时，他却对圣坛吊灯有规律的运动看得如醉如痴。无论摇摆的弧度有多大，圣坛灯来回摇摆的时间似乎总是固定的。当圣坛吊灯摇摆弧度降低时，摇摆速度也降低了。绝大多数19岁的年轻人在参加弥撒的时候即便走神，也很少与科学研究有什么关系，但这个大学一年级学生恰巧是伽利略·伽利莱。

        但是，吊灯摆动只是在伽利略心里种下了种子，他的精力并没有转到发明钟摆上来。直到17世纪整个欧洲，各个国家都在提供赏金，鼓励人们想办法解决确定海上经度的问题。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提供以达科特金币支付的养老金，而英格兰著名的“经度奖”则承诺提供价值超过今天1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这个问题如此急迫，而且一旦解决报酬又如此丰厚，这使伽利略回想起19岁时最初激发他想象力的对“相同时间”的探求。经过58年的酝酿，他的关于摆钟“神奇特性”的慢吞吞的奇思妙想最终开始成形。在儿子的帮助之下，他开始起草第一个摆钟的设计方案。 到下一个世纪末，在整个欧洲，摆钟已经成为随处可见的事物，摆钟在一周之内仅仅走快或走慢一分钟左右，精确性是其前身的100倍；它在时间感知上带来的变化，直到今天仍然为我们所熟悉并接受。

      当我们思考引发工业革命的技术时，我们自然而然会联想到轰鸣的蒸汽机，以及蒸汽动力织布机。但是，在工厂喧嚣的声音之下，一个更柔和但同样重要的声音无处不在，那就是摆钟的嘀嗒声，静静地为我们计时。 陶器制造商乔赛亚·韦奇伍德的伯明翰工厂标志着英格兰工业革命的开端，他是第一个实行每天工作“打卡”的人。现代社会里普遍采用的“小时工资”的整个概念，认同“时间就是金钱”。今天，绝大多数人从早期开始已经适应了严格的时间方案。但是，当你第一次体验到它时，就如18世纪后半叶英格兰工业革命工人所体验的，你会感觉到它对旧有方式的强烈冲击。计时器不只是帮助你协调日常事务的工具，更是某种不祥之兆，是狄更斯《艰难时世》中的“催命时钟”，“它每响一声就是一秒，仿佛在叩打棺材盖”。

        真是一本脑洞大开、恍然大悟的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