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从前一阵子的一则新闻说起。在北大的120周年校庆讲话中，林校长在呼吁北大学子“要立志，立鸿鹄志”时，貌似不确定发音突然停顿了两秒，思索片刻后，将“鸿鹄（hú）志”读成了“鸿浩（hào）志”，惹来网民笑话。香港《苹果日报》还说，有网友称，林建华更将“莘莘（shēn shēn）学子”读成“斤斤学子”，不过后来也有人指出，校长其实是想说“菁菁（jīngjīng）学子”，意思同“莘莘学子”一样，并没有错。
这件事，在国内引发网民强烈反应。一些网民狠批说，这个字可是在初中课本《史记∙陈涉世家》中学的，怎么能念错呢？再结合到之前清华校长也念错过字，不少人因此讲，现在教育很有问题。
对这件事，我有这样四个看法，分享给你。
首先，读错字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即便是央视的播音员也偶尔会读错字。读错字甚至和学术水平、文化素养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林校长读错了字，但他依然是不错的化学学者，他的化学水平不会因为读错一个字就因此改变了。
读错字的情况不仅在中国有，在国外也一样存在。特朗普喜欢发推特，不仅经常拼写出错，而且还创造出一堆新词。大家理解他的意思，并没有因此嘲笑他，每次嘲笑他的，都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或者说推特的内容，而不是拼写。
另外，现在说的最多的一个英语单词Okay，其来源的一种说法是19世纪一位美国总统书写实在太潦草，“Alright”写得让人看上去像“Okay”。不管怎么样，虽然读错字、写错字、写了病句实在有些丢脸，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
另外要说的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有语言委员会，中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等等国家都有，提倡使用标准、正确的语言。但是，英语国家没有，因此英语的语法其实远没有拉丁语系的语言严格，但是就是因为它不严格，才容易在全世界普及。
第二，根据我做了几十年自然语言处理的经验。中文是最容易写错字的语言，这倒并不因为它是象形表意文字、非拼音文字，而是因为汉语常用的字数太少所致。汉语的这个特点，一方面是它从编码的角度讲非常精简，同一本书，汉语比英语薄很多。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特点也带来了问题，就是语言的冗余度不够大。冗余度不大会导致语言的二义性特别大，也就是说，同样的词，读音和含义本身并不明确，必须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定。
在前面这件事发生后，《人民日报》把大家常常读错的一百多个字做了一个总结，我看了一遍，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二义性造成的，没有上下文就读不对。比如“学校”的“校”字，在编辑校对时读“jiao”，但是如果我只给你“校字”这个词，问你读什么音，你也拿不准。你可以把“校字”，理解成“校对文字”，也可以说是“学校的校字”。这就是语言二义性的问题，要看更长的上下文了。
在英语里，也有二义性，但是不如中文严重。我在之前讲英文写作时说，像be，do，get，make这样的动词要少用，因为它们的含义不明确。英语里的词汇量非常多，这是保证它含义比较清晰的原因，但是也让我们中国人学英语变得很麻烦。
世界上主要语言中词汇量最大的可能是捷克语，单词的数量比英语大了一个数量级，有上百万。我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处理捷克语时非常头疼，因为需要非常大的数据量才能进行有效的统计。但是，捷克语的二义性就非常小，你几乎不会读错。
因此，对中国人念错字，大家不要太苛刻，这虽然和人的语文水平、知识多少有关，但也是语言本身使然。
第三，在正式的活动中讲演，一定要多预演几遍，越是重要的讲话，越要自己准备发言稿。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的发言只有三分钟，他为此准备了三天，这让那篇很短的演讲句句都是今天所谓的金句，成了千古名篇。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是一个很会鼓动的人，但其实他并不擅长演说，他之所以每次演说的宣传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在下面做足了功课准备。戈培尔有一个习惯，在准备演说前和演说后称体重，每次都会轻个几斤。
对于一个演说者，避免读错字除了做足功课，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使用自己熟悉的词语，不要卖弄学问。林肯小时候家里穷，只有一本《圣经》，因此他一辈子演说用的例子大多来自《圣经》。
第四，犯了错误，做好善后处理很重要。处理得好，反而可以加分。
之前清华校长读错了字，只当事情没有发生，不作评论，这其实也是一个处理方法，但是不算好。
北大的这件事发生后，也有一些北大校友出来瞎解释，说中国古代真有一个叫洪皓的人，林校长说的是他。这个洪皓，是南宋的大臣，出使金国，被扣留在金国苦寒之地十五年。于是有好事者，就说林校长的意思是要学生们不要受到各种利诱，要报效祖国。这种解释是帮倒忙，所谓猪一样的队友，就是指这种帮倒忙的人。
相比之下，北大的处理本身还算得体，承认了错误，但是却做了一件更糟糕的画蛇添足的事情。林校长声称：“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这句缺乏常识的话从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嘴里说出来，实在让人不禁要怀疑他是怎么做研究的。
众所周知，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恰恰就是质疑。没有质疑，成见和偏见就会成为真理。没有质疑，欧洲走不出中世纪、哥白尼就提不出日心说、爱因斯坦也不会提出相对论。即使在人文和社会学科，如果没有质疑，马克思也无法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系列学说和理论。
质疑本身是科学价值链的第一环。在任何时候，提出好的问题，比解决那些问题更难。张守晟教授和我分析MIT和斯坦福的教授与北大清华教授的差别时讲，前者能够提出问题，后者能够解决问题。在科学研究上，必须先有质疑，提出问题，才会有科研结果，否则永远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不能做出原创性的发明。可以说，理性的质疑是人类取得一切文明进步的基石。如果一所大学缺了质疑的精神，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刘红教授对此的一番评论很到位，“他在对质疑的认知问题上犯的错误要比读错字更严重。涉及教育理念、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民族一切领域得以创新发展之根本！世界上哪个一流的法学院不宣称自己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更何况科学？"
当然，我讲最后这段话，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而是强调善后的重要性，本来做得很好的一件事，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地画蛇添足。
不知道你对于处理危机，有没有比较安全的方式？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分享给其他读者。
吴军的谷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