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从前一阵子的一则新闻说起。在北大的120周年校庆讲话中,林校长在呼吁北大学子“要立志,立鸿鹄志”时,貌似不确定发音突然停顿了两秒,思索片刻后,将“鸿鹄(hú)志”读成了“鸿浩(hào)志”,惹来网民笑话。香港《苹果日报》还说,有网友称,林建华更将“莘莘(shēn shēn)学子”读成“斤斤学子”,不过后来也有人指出,校长其实是想说“菁菁(jīngjīng)学子”,意思同“莘莘学子”一样,并没有错。
这件事,在国内引发网民强烈反应。一些网民狠批说,这个字可是在初中课本《史记∙陈涉世家》中学的,怎么能念错呢?再结合到之前清华校长也念错过字,不少人因此讲,现在教育很有问题。
对这件事,我有这样四个看法,分享给你。
首先,读错字是谁也避免不了的,即便是央视的播音员也偶尔会读错字。读错字甚至和学术水平、文化素养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林校长读错了字,但他依然是不错的化学学者,他的化学水平不会因为读错一个字就因此改变了。
读错字的情况不仅在中国有,在国外也一样存在。特朗普喜欢发推特,不仅经常拼写出错,而且还创造出一堆新词。大家理解他的意思,并没有因此嘲笑他,每次嘲笑他的,都是因为他的政治主张,或者说推特的内容,而不是拼写。
另外,现在说的最多的一个英语单词Okay,其来源的一种说法是19世纪一位美国总统书写实在太潦草,“Alright”写得让人看上去像“Okay”。不管怎么样,虽然读错字、写错字、写了病句实在有些丢脸,但是问题不是那么严重。
另外要说的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有语言委员会,中国、法国、日本、西班牙等等国家都有,提倡使用标准、正确的语言。但是,英语国家没有,因此英语的语法其实远没有拉丁语系的语言严格,但是就是因为它不严格,才容易在全世界普及。
第二,根据我做了几十年自然语言处理的经验。中文是最容易写错字的语言,这倒并不因为它是象形表意文字、非拼音文字,而是因为汉语常用的字数太少所致。汉语的这个特点,一方面是它从编码的角度讲非常精简,同一本书,汉语比英语薄很多。但是另一方面,这个特点也带来了问题,就是语言的冗余度不够大。冗余度不大会导致语言的二义性特别大,也就是说,同样的词,读音和含义本身并不明确,必须通过上下文才能确定。
在前面这件事发生后,《人民日报》把大家常常读错的一百多个字做了一个总结,我看了一遍,绝大多数都是因为二义性造成的,没有上下文就读不对。比如“学校”的“校”字,在编辑校对时读“jiao”,但是如果我只给你“校字”这个词,问你读什么音,你也拿不准。你可以把“校字”,理解成“校对文字”,也可以说是“学校的校字”。这就是语言二义性的问题,要看更长的上下文了。
在英语里,也有二义性,但是不如中文严重。我在之前讲英文写作时说,像be,do,get,make这样的动词要少用,因为它们的含义不明确。英语里的词汇量非常多,这是保证它含义比较清晰的原因,但是也让我们中国人学英语变得很麻烦。
世界上主要语言中词汇量最大的可能是捷克语,单词的数量比英语大了一个数量级,有上百万。我们在约翰∙霍普金斯处理捷克语时非常头疼,因为需要非常大的数据量才能进行有效的统计。但是,捷克语的二义性就非常小,你几乎不会读错。
因此,对中国人念错字,大家不要太苛刻,这虽然和人的语文水平、知识多少有关,但也是语言本身使然。
第三,在正式的活动中讲演,一定要多预演几遍,越是重要的讲话,越要自己准备发言稿。林肯总统在葛底斯堡的发言只有三分钟,他为此准备了三天,这让那篇很短的演讲句句都是今天所谓的金句,成了千古名篇。
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是一个很会鼓动的人,但其实他并不擅长演说,他之所以每次演说的宣传效果特别好,是因为在下面做足了功课准备。戈培尔有一个习惯,在准备演说前和演说后称体重,每次都会轻个几斤。
对于一个演说者,避免读错字除了做足功课,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尽可能使用自己熟悉的词语,不要卖弄学问。林肯小时候家里穷,只有一本《圣经》,因此他一辈子演说用的例子大多来自《圣经》。
第四,犯了错误,做好善后处理很重要。处理得好,反而可以加分。
之前清华校长读错了字,只当事情没有发生,不作评论,这其实也是一个处理方法,但是不算好。
北大的这件事发生后,也有一些北大校友出来瞎解释,说中国古代真有一个叫洪皓的人,林校长说的是他。这个洪皓,是南宋的大臣,出使金国,被扣留在金国苦寒之地十五年。于是有好事者,就说林校长的意思是要学生们不要受到各种利诱,要报效祖国。这种解释是帮倒忙,所谓猪一样的队友,就是指这种帮倒忙的人。
相比之下,北大的处理本身还算得体,承认了错误,但是却做了一件更糟糕的画蛇添足的事情。林校长声称:“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这句缺乏常识的话从一个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嘴里说出来,实在让人不禁要怀疑他是怎么做研究的。
众所周知,科学发展的原动力恰恰就是质疑。没有质疑,成见和偏见就会成为真理。没有质疑,欧洲走不出中世纪、哥白尼就提不出日心说、爱因斯坦也不会提出相对论。即使在人文和社会学科,如果没有质疑,马克思也无法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基础上形成马克思主义的系列学说和理论。
质疑本身是科学价值链的第一环。在任何时候,提出好的问题,比解决那些问题更难。张守晟教授和我分析MIT和斯坦福的教授与北大清华教授的差别时讲,前者能够提出问题,后者能够解决问题。在科学研究上,必须先有质疑,提出问题,才会有科研结果,否则永远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不能做出原创性的发明。可以说,理性的质疑是人类取得一切文明进步的基石。如果一所大学缺了质疑的精神,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刘红教授对此的一番评论很到位,“他在对质疑的认知问题上犯的错误要比读错字更严重。涉及教育理念、科学家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是一个民族一切领域得以创新发展之根本!世界上哪个一流的法学院不宣称自己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更何况科学?"
当然,我讲最后这段话,并不是要批评什么人,而是强调善后的重要性,本来做得很好的一件事,千万不要自以为是地画蛇添足。
不知道你对于处理危机,有没有比较安全的方式?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分享给其他读者。
吴军的谷歌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