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海善 编辑:伦智英
我十四岁那年,大姐出嫁了。那天,大姐婆家来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他们用一辆木独轮车就把大姐推走了。
木独轮车装饰得很漂亮。车上,用一张红高粱桔编织的新炕蓆搭起了车蓬。车蓬上披掛着大红缎带,车蓬前两侧各垂一朵硕大绢花,鲜艳夺目。车蓬两侧贴着大红双喜字,把人们的脸都映得彤红。车内铺着清香味浓郁的新谷草和大红花褥子。婚车显得很是气派,这引起了大姐的伙伴们“啧啧"地赞叹声。
以前,我们那里闺女出门子,不少都坐四人抬花橋。那花橋四面的大红缎面上,用金线绣着龙凤呈祥,花开富贵等吉祥图案,显得富丽堂皇。日子过得好的人家,还请来乐手,一路上吹吹打打,不停地吹出些“百鸟朝凤",“抬花橋",“步步高”等古典名曲,煞是喜庆热闹。不知处于什么原因,上级下了文件,严厉禁止男婚女嫁使用花橋,并禁止雇用乐手。此后,木独轮婚车便应运而生了。
大姐上车前,牵着娘的手,迟迟不肯松开。大姐眼睛红红的,泪水止不住地流。娘,开始还微微笑着,笑着笑着也抹起了眼泪。娘和闺女相拥着,难分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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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夫人很本份,脾气好,又读过几年书,在村里当过会计和民办老师,是一个知书达礼,很受人尊重的人。大姐出嫁后,就再没有干农田里的活。村里买了台缝纫机,让大姐给村里人做衣裳。在农村,这是一件既轻松又体面的活计。看得出,大姐婚后的日子过的很舒心。
大姐家离我们村有二十多里路。来东北前,我曾去过大姐家几趟。房子倒也宽敞明亮,里外干净利落,是一个把日子过的有滋有味的人家。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几棵爬满院墙的绿油油的丝瓜。一片片肥大的叶子和星罗棋布的小黄花间,垂掛着一根根又细又长的丝瓜,显得生机勃勃,极具诗情画意。
大姐走进一个比较轻松舒适的生活环境里,她的一群同伴都夸她命好,羡慕她嫁了个好人家,我们全家也都替大姐高兴。在娘家,大姐十五六岁时,就参加了村里的识子班。识字班晚上上夜校,识字学文化,还接受一些思想教育。白天,就成了生产队里的突击队。那个年代,五花八门的运动一个接一个。大姐性格内向,从不争强好胜,但在各项运动中,却风风火火,从不甘落后。
大姐这个年龄,正好赶上了大炼钢铁,深翻土地,放卫星,创亩产双万斤,办大食堂,还有扒坟等各种运动,大姐一样不落地都积极参加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 大姐参加的扒坟运动。扒坟,是为了大炼钢铁。小土炉点火冒烟不久,煤炭就烧光了,山上的大树也烧光了,人们的眼睛便盯上了死人的棺材。按照上级要求,村里成立了青年扒坟队。大姐也是这支扒坟队里的一个青年骨干。
这天,扒坟队扒了一座两三年的新坟。尸体还没完全腐烂,臭气熏天。那时,人们都象疯了一样,狂热得不怕天,不怕地,更不怕神鬼。有人泼洒了一些酒,便喊着号子将棺材从坟里拖出,男男女女一拥而上,发一声喊,棺材便底朝天,尸体被弃之荒野。人们用大斧将棺木咔咔劈开,人手一块,扛着送往二十多里地的一个叫四十里铺的地方,这里是全县一个重要的小土炉炼铁基地。
大姐扛着棺材板子走累了,便扛到家放在院子里,稍作休息。小院里便弥漫着一股薰人的尸臭味。娘嫌臭味薰人,让大姐赶快将棺材板子挪在门外。大姐正站在水缸边“咕嘟咕嘟”喝水,忙说,“这是国家财产,可不能放在门外。"看得出,大姐对公家的事儿是多么地上心。
大姐将棺材板子扛走了,但那股尸臭味却没有走,仍在小院里弥漫着,久久不肯散去。此后,夜间我再也不敢独自坐在小院里的葫芦架下读书,乘凉。总感到院子阴森森的,令人头皮发炸。仿佛墙上还立着那块丑陋的,散发着薰人的尸臭味的棺材板子。小院里再没有了往日的那片诗情画意,那片温馨与静谧。
后来,大姐根据形势需要,接连做了两件让我很伤心的事儿,我平生第一次顶撞了大姐,骂她瞎积极。我还一连几天不理她,也不叫她大姐。
头一件事,是她领着砸锅队闯进家来,把饭锅砸碎后,又将门窗上的了吊,门环,插销,锁头等,凡是铁件,统统都撬了下来,缴给国家大炼钢铁。
那时,我就上小学三年级了,朦朦胧胧地懂得了“舍小家顾大家",“超英赶美”等这些气壮如牛的革命口号。但大姐千不该万不该,硬生生地抢走了我心爱的宝贝,一方太爷爷留下的铜质镇纸。那时,学校里有了写仿课。我常把镇纸拿到学校,在同学面前炫耀,引起同学们一片“啧啧”声。见同学们羡慕,我就高兴得有些飘飘然起来。
因为这方镇纸,我跟大姐翻了脸。我犟嘴说,“如今是大炼钢铁,又不是大炼铜”,大姐却说,“铜比铁值钱,国家用处更大”。任我怎么吵闹,伤心,大姐都不心软,还是将镇纸拿去上缴了。
另一件事,上级号召全村社员,都必须将自已家养的狗打死,交到生产队熬成肉汤浇地瓜,要实现地瓜亩产二十万斤,放个大卫星,向上级献礼。我家有只叫大花的狗,很通人性。我上学,它每天都送我走出那片阴森森的树林子。我上山拾草挖菜,它也紧跟着为我保驾护航,大花是我最忠实的朋友。
这天,大姐领来了打狗队。大花好像知道大祸临头,立即躲进石磨下的鸡窝里,瑟瑟发抖。任凭怎么唤,就是不肯出来。打狗队知道大花凶猛异常,个个缩头缩脑不敢靠近。队长让大姐拿绳子去拴大花的脖子,大花心眼儿实,很相信自已的主人,竟高兴地直摇尾巴。被打狗队拖出后,几棍子就把大花打死了。为此我哭的很伤心,晚饭也没吃。
秋天,那两亩用了近百只狗熬的肉汤浇灌的地瓜,却很不给那些领导长脸,也没有为大好形势争光添彩,一个个地瓜长得只有手指头般大小。卫星没有上天,我心里便有一种莫名地幸灾乐祸,好象给我的大花报了仇,雪了恨。
我记忆中的大姐,最让我终生难忘的,还是在那个人人都红着眼抢饭吃的三年大饥荒年代,为了让父母和兄弟姐妹们多吃一口饭,饭桌上,我常见大姐吃几口便放下筷子,总说是吃饱了。以至后来大姐身体消瘦,落下了病根,身体越来越不好。
记得一次,大姐和二姐下班回家,天已经很黑了。二姐发现磨顶上放着一盆用少许地瓜面和柳树叶熬的稀粥。一轮硕大的月亮在粥盆里闪动着,熠熠生辉,充满着巨大的诱惑。二姐急忙奔了过去,说,“太饿了!太饿了!”双手便捧起粥盆低头喝了起来,好长时间都不抬头。娘见了,说,“这孩子,都还没吃饭呢,你自已就喝了半盆。”二姐这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笑笑,抹了抹嘴巴,还是说,“太饿了!太饿了!”
那时,我们全家共十口人,每人分了不到两勺稀粥。娘给大姐盛了,大姐又说,“不饿",离开饭桌就走了。那些年,我总是感到饥饿无时无刻都在毒蛇般死死地缠着我,无情地啃噬着我。
我当兵复员的第二年,大姐就没了。那年,大姐才三十三岁。
大姐的死讯是山东老家来信告知的,爹听了信,当即就泣不成声。爹哭着说:“孩子是让我给害了,让孩子一年一年地想啊想啊,生生地想死了。”说着说着,就“啊啊啊"地大放悲声,谁劝也劝不住。
对于大姐的死,爹一直深感内疚,痛心不已。我们来东北时,正是大姐坐月子期间。经过商议,决定先不把闯关东的事告诉大姐,怕影响她的身体。时间不长,大姐不知从哪里听到了我们去了东北的消息,便茶不思饭不想,整日以泪洗面。大姐本来身体就弱,经此变故,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
谁也不曾想到,一家四口除我之外,来东北竟成了和大姐的永别。我当兵退伍后,是借到山东搞外调的机会,才见到了阔別多年的大姐。当第一眼看到大姐时,我惊呆了,大姐瘦得我都认不出来了,脸苍白得没有一点儿血色。说话声“吱儿吱儿”的,显得有气无力。我心里一阵难受,这哪里是我原来那个俊俏,霭然,青春勃发的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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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得出,大姐对我的到来悲喜交加。一会儿乐的合不拢嘴,一会儿又擦鼻涕抹泪。大姐不断地问爹娘的身体好不好,问妹妹好不好,问粮食够不够吃,问布票够不够用,问东北冬天冷不冷……好像要把积攒了多年的话一下子全问个明白。对大姐的问话,我都很认真地做了回答。
我告诉大姐,爹娘都挺好,妹妹也挺好。害怕大姐惦念,我甚至还添油加醋地告诉大姐,说在东北不愁吃不愁穿,日子过的挺好。大姐微笑着听着我的话。我看得出,大姐对我的这些善意的谎言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心里不免泛起一阵酸楚。
我第二次看望大姐是两年以后的事,也是借外调的机会回去的。说是看望大姐,其实是给大姐上坟。
大姐坟上的草已经长得很高,显得非常凄凉。我将带来的点心,水果等供品一样一样地摆在供桌上,然后,点燃了香和烧纸,一缕青烟便在大姐坟前袅袅升起。我边虔诚地烧化着纸钱,边和大姐说着话儿,告诉大姐,爹娘身体都挺好,妹妹嫁了个林业局工人,我工作也挺顺心。把家里的事情一样一样报喜不报忧地跟大姐说了,让大姐放心。我感觉到,大姐是在很认真地,也很高兴地听着我的话。说着说着,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哗哗”地流。
和大姐说了一阵子话,就要和大姐告辞了。我跪下来,给大姐磕了头。在回去的路上,我一次又一次回头看大姐的坟头。透过朦胧的泪花,我仿佛看见大姐的坟头幻化出大姐慈祥,霭然,俊俏,青春的笑脸。
大姐,愿您在天堂安息!
作者简介:袁海善,网名:白头醉翁,吉林白山人,松树矿退休职工,爱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