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战火中诞生的英格兰银行
中央银行大概是最神秘的银行，中央银行家也往往成为报纸头条主角或者阴谋论的核心。作为现代中央银行的鼻祖，英格兰银行曾经被冠之以“堡垒中的堡垒”，其诞生亦被视为当时最重要的金融革命，那么这座“堡垒”是如何平地而起的呢？
今天谈起中央银行运作规范，往往言必及英格兰银行以及美联储如何如何，以至于《xx战争》中大喝一声：“你知道中央银行是私人银行么”，不少人顿时傻眼，马上以为知道惊天秘闻，随即对于阴谋论之流五体投地。事实如何？历史犹如化石，永远是层层叠叠而就，真相总是比有的人想的单纯，也比另一部分人想的曲折。英格兰银行在17世纪诞生，其成立的主要原因其实只有一条，战争。
聪明不过希腊人，他们早说战争是一切缘由之父，而一切战争的母体则是金钱。作为大陆强国的法国和海洋强国的英国，在欧洲历史上一直斗争不断。法国在西欧面积最大，人口又是英国三倍，这些因素在冷兵器时代都非常重要，而英国之所以能够持续应对甚至在18世纪压倒法国，其背后离不开制度的作用，尤其金融体系的支撑与财产权的保护。
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奖的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其名著《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如此评价17世纪英国的处境，“法国的规模和西班牙的财政资源使这两个国家都成了欧洲的强国。尼德兰的效率达到了同样的目标。这三个国家都向英国提出了不断的挑战……英国必须寻找一个中间的领域。”
所谓“中间领域”，对于英国而言就是开拓新市场，学习新制度，使得原本在16世纪完全看不出冠军样的英国在18世纪领跑，成为一个“最有效率、发展最快”的国家。事实上，历史上的欧洲的地理分割纵然使得各类冲突绵延不断，但也造就了不同的制度竞争以及国家演化，谁占优，引来效仿，谁落后，难免淘汰。
依赖商业和贸易，英国面貌开始变化。按照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数据，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末，英国人口增长大概4倍，同期法国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英国人均寿命以及城市化也高于法国，伦敦人口增加了13倍，伦敦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
金融业影响渗透入政治，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发轫更离不开政治制度的变革。
比起欧洲的其他同侪，英国银行业起初委实不起眼。意大利人13世纪已经开展城邦债券，其北部城市热那亚的作用一度被历史学家认为比肩今日的国际结算银行，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在16世纪已经孕育了现代期货期权交易，相形之下，17世纪末的英国的金融业远远谈不上繁荣。伦敦城的金匠们刚刚开始学习利用个人信用经营银行业务，比如保留一部分储户的现金，同时将剩余部分借贷出去，金匠的收据也开始作为银行本票的雏形大行其道。《利率史》中如是吐槽当时的伦敦，“没有货币市场，没有实质性的银行，没有组织有序的国家债务”，其运作模式被视为难以脱离中世纪君主贷款窠臼。
不仅因此，国王之手始终不时染指金融。1640年，国王查理一世曾经因为财政枯竭而通知铸币厂不许支付，这使得商人们已经放入铸币厂的金银强行被国王“借走”。
当时，铸币厂的地位比起今天的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当年艾萨克牛顿晚年就一直担任皇家铸币厂厂长，并且因为督办得力被封为爵士。如此所在，理所应当应该被视为安全的托管所在，但类似的事却发生过不止一次。1666年英国就规定了铸币自由，意味着只要付出一定熔铸费用，人人都将金银送去铸币厂换来足额货币。然而，查理二世在1672年再次犯规，让财政部汇票赎回暂停，此举令不少颇具声望的金匠破产，对公众打击不小——须知，英格兰早期的银行业与金匠业渊源甚深，不少人认为银行家主要来自金匠，但也有金融史学家认为银行起源不仅甚至不是主要来自金匠，还有商人、公证人、实业家、包税商。
类似事件使得英国民众充满了不安全感，一方面促使他们把现金存入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手中（如前所说，他们不少是金匠出身），另一方面日渐充盈的社会资本此刻非常需要可靠的储蓄之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银行。可以说，历史已经准备好了舞台，等待英格兰率先从中世纪突围，开启银行业新时代。
英国国王的信用原本在欧洲不差，尤其对比后来经过约翰.劳事件折腾的法国，但上述一连串铸币厂和财政部“停摆”、“出借”事件则让商人们人人自危，使得继任的英国国王信用降到谷底，陷入借钱困难的窘迫境地，也为民间商业力量有了更有利谈判条件埋下伏笔。
国王永远缺钱，中世纪银行很大一块主顾就是各国君主，主权信用不高在十七世纪也是常事。如果能利用原本信用不错的英国国王信用的暂时低落大赚利息，对于投资人是个可以善加利用的“优势”，但也得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私人产权的保护。换而言之，投资人必须免于被政府随意掠夺的恐惧，避免1640年与1672年那样状况重演，这意味着必须依赖对君权甚至公权的有力约束，这一前提条件随着光荣革命而成为现实。
光荣革命于1688年爆发，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成为第一位立宪意义上的英国国王。他同时也是荷兰总督，随他而来也有荷兰商人的财富以及金融理念。
通过君主立宪制，国王的权力进一步被“关进笼子”，财产的胜利则逐步使政府定位由压迫者变为保护者：与此同时，从阿姆斯特丹涌入的创新金融风潮也迅速被伦敦同行们学习领会。
从麦迪逊数据可知，在17世纪只有一个国家的收入增长超过英国并且达到更高收入水平，那就是荷兰，而伴随着威廉登基英国，使得英国经济制度以及金融创新都追随了荷兰的脚步，就像英国的追赶着学习英国那样亦步亦趋，当时英国媒体曾经如是抱怨荷兰对于英国的入侵，“我国的所有商人都正在变成荷兰的代理人。”
更大图景地看待，英国不仅有效学习了荷兰这一最佳版样，而且也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潮流：民族国家的复兴。伴随着工业发轫，历史的潮流开始变化。历史的风向在转变，以往城邦领风气之先的趋势不再，历史学家把阿姆斯特丹的崛起几乎成为最后一个城邦的传说，一度因战乱、黑死病而陨落的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现代经济的扩张背后需要强大国家的支撑，国家力量与市场利益形成合力，“国家在为别人和为金钱出力的同时，也为自己效劳。”
对比之下，历史学家大多公认英国和法国虽然同为西欧大国，但在17世纪的发展路径完全不同。布罗代尔认为，“作为早熟政治成果的民族国家很晚才过渡到作为经济成果的民族市场，而民族市场则预示着领土国家在物质方面的胜利”——这两句话各有指代，法国被认为是欧洲第一个现代国家，但由于各种国内分割和牵制，却迟迟未能建立统一的民族市场；英国不同，与欧洲大陆的地理隔绝，加上与苏格兰等地并入，英国成为首个形成民族市场的领土国家，并且在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迅速转入商人统治之下”。
世代如落叶，城邦与国家的命运随着经济趋势的变化而流转。“在经济世界的中心，总有一个强大的、咄咄逼人的和享有特权的国家，这个与众不同的国家充满活力，既使人害怕，又令人钦佩。十五世纪的威尼斯就是如此，十七世纪的荷兰，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以及今天的美国，都是如此。”伴随着英国命运的变化，历史的舞台已经搭就，英格兰银行呼之欲出。
1694年，对抗法国的“九年战争”已经打了5年，英国每年开支由200万英镑上升到500万英镑至600万英镑，政府的财力已经山穷水尽。
来自荷兰的威廉三世几乎是英国对抗法国一个缩影，他的一生也都在对抗强大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他一方面以自己的名义四处举债，主要对象是支持他的辉格党商人，根据《利率史》记载，某些贷款利息甚至高达30%，另一方面政府也出面发放贷款，成本同样不菲，折算下来也高达14%，对比之下，荷兰等地的贷款利率仅为3%到4%，且无需贷款担保。面对如此沉重的财务成本，即使国王，也不堪重负。他甚至给属下的信中埋怨道“看在上帝的名义上，赶快决定为这里的军队找到一些信贷”，如果不能获得资金，国王自认将打败仗，“我必须去印度”。
旷日持久的战事，孤注一掷的国王，资本丰厚的公众，有贷款的需求，有投资的需要……数项因素组合在一起，作为救命稻草，英格兰银行作为最后一种筹资方法出现了，其首要目的就是为政府募集军事军费，以对抗强大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数月之内，千余家商家以私人合股公司方式组建，股本120万镑，以年息8%贷款给政府，与之对应，还款由轮船、酒类等税收和关税作为担保，英格兰银行获得4000英镑作为管理费，国王也授予其有期限的特许经营权，也永久性地免去每年缴纳十万英镑的义务。
回望英格兰银行的组建，今天不少观察家往往将其与为英国国王“分忧”等爱国主义情结直接联系在一起，其实究其根源，或许首要目的正是为了将国家目的与君王野心有所切割，让国家的归国家，国王的归国王，“由国家预算代替国王的荷包，由国债代替皇债”。
为什么股东（甚至公众）愿意做出这样的盘算？利益是人的本性，当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包含各色人等，主要源自金融城的商业人士，也包含一些阿姆斯特丹人以及犹太人。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指出，除了为战争筹资，英格兰银行的私下目的是贷出银行券牟利；也有学者认为因为战争积累不少现金的商人急需投资机会。
无论何种具体动机，最终的结果促成英格兰银行，这样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机构诞生：“既不是金匠的金匠作坊演变为银行家的银行，也不是商人中的精英为了私人目的而创立了一个效率更高的支付机制”。
从更大格局来看，英格兰银行的成立对于英国的权力重新划分以及国家秩序重整也至关重要。当时的英国人已经意识到，与国王共舞是件微妙的生意，如果国王过分贫穷，那么可能国家不安全，国民不安生；如果国王过分富裕，那么难免浪费。如此情况之下，一旦引入英格兰银行的制度安排，国王的收入归国王，而军事以及其他费用归议会，这些费用由有产者提供，同时通过借款，也切切实实让当时积累财富的有产者获得稳定回报的渠道。一切安排背后仍旧权力与商业的勾兑与交换，正如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中央银行首先是权力与国际统治的工具，“我帮助你，救活你．但是你得听我摆布。”
回看历史，当时银行业最为先进的银行业诞生于荷兰和英国，与其制度环境紧密联系。专制主义仍旧是当时欧洲（甚至世界）的主流，英国略好于其他国家，毕竟13世纪就有约束国王的《大宪章》，而光荣革命的产物之一就是君主立宪制，《权利法案》开始有了个人自由等字眼，其精髓也被世人认为是以法律权利代替君主权力。
在经济学家看来，英格兰银行的成功并非偶然，在资本竞争的时代，谁最能克服专制体制对于经济行为的阻碍，自然金融业也最为发达。
尽管生来和政府需求挂钩，也算拯救王国军队于水火，但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可没有什么稳定之类的央行义务，“最后一种方法”和“最后的贷款人”还扯不上关系，这家机构看起来仍旧只是一家对股东负责的私人机构。
作为一家私人银行，英格兰银行如果非要说起特别之处，仍旧是在于客户。毕竟和所有银行一样，客户始终是银行经营的关键，和当年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找了教皇作为主要客户一样，英格兰银行从成立开始就使得政府成为其首要客户。
尽管如此，在设立初期，为了避免人们的担忧，政府贷款局限于议会授权贷款之内，同时英格兰银行被禁止购买公有土地。关于英格兰银行特许权的经营时间和延长，并非容易得来，期间也经过多次讨论博弈，这又是另一段长长的故事了。学者塞耶斯在《英格兰银行1981~1944年》曾无不打趣地表述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职责为三项：其法定任务是确保钞票可以转换为金币，其政治任务是顾及政府的金融需要，其商业任务是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收入。
在近日流行的《美联储》一书中，一位终身反对美联储的众议员曾经宣称“美联储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书中接着援引供职美联储近30年、担任达拉斯储备银行行长及美联储委员的菲利普E.科德韦尔（PhilipE.Coldwell）的话：“从某种程度上说，美联储会把自己看做是美国政府。但有些时候，避过某阵风头之后它又不把自己当做是政府。”
所谓怪胎，就在于是其官方与非官方的模糊与暧昧。作为美联储模板之一的英格兰银行，在其历史也一直面临类似纠结，从诞生之初种下的“特别”，也为日后英格兰银行的命运打上了烙印，中间的暧昧以及扭曲也造成了一连串故事：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特别”可以带来好处，但有时候则也意味着责任。
也正因此，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金融编辑白芝浩就在其巨著《伦巴第街》中指出“英格兰银行不但是金融公司，而且还是一家由辉格党创立的金融公司”，但他同时也承认，英格兰银行在他的时代可谓世界上离党派政治最远的机构。
从英格兰银行成立之日起，出售银行券牟利就被视为一个重大动机，金德尔伯格甚至认为19世纪英格兰银行发出的银行券不仅没有改善货币供应，反而使得货币供应更差。
银行券是当时银行的主要业务之一，算是钞票的前身。早期的银行券往往可以随时兑换黄金，比起汇票更为便捷，都是私人银行发行，并且有多家银行加入发硬。与之对应，发行银行券的银行也需要有相应的黄金储备，并不是如同今天的印刷钞票即可，因而资信良好的银行券也更受欢迎。马克思显然也是一位热衷谈论货币的狂热者，他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对于英格兰银行以及银行券等的讨论，他曾经如此总结“只要银行券可以随时兑换货币，发行银行券的银行就决不能任意增加流通的银行券的数目”。
银行券日后被作为钞票、法币之类的衍生，也是在历史之中逐渐形成。18世纪的英国尚无如是认识，当时有超过200多家银行发行银行券，但是数额和面额甚至信用都无法和英格兰银行比肩——私人银行往往更为进取，但是银行券的初始发行往往难以克制，最终往往以挤兑破产收尾。
英格兰银行最开始主要是为政府债务，从事汇票、本票等普通银行业务，由于其资信良好，他们的银行券也大受欢迎。英格兰发行的银行券最初面额不菲，往往局限于伦敦地区，也不是寻常的零售方式，往往是作为大额交易中黄金的替代品。尽管英格兰银行资信良好，但它的利润和大多数银行一样，依赖于公众对于其发行银行券的自愿接受和流通，这意味着当有人需要兑换银行券时候必须给出回应，即使在危机时刻。
18世纪的历史仍旧波澜不断，无论是1720年南海泡沫还是1745年詹姆斯二世的孙子入侵事件，抑或1793年拿破仑的影响，伦敦都是风波中心，政治事件都引发了金额危机。在面临挤兑时候，英格兰银行采用了以时间换空间的办法，在1720年时还是1745年，面对兑换的要求，英格兰银行故意放慢支付行为，往往以较小面值的硬币支付银行券，同时又用“赢得的时间”召集伦敦商人表态愿意接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
到了1797年，形势更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法国人即将登陆的传言令伦敦银行难以为继，不得不暂缓兑付，索性由政府出面决定，而皮特首相不得不出台法案，在忐忑之中禁止兑换，后果如何呢？按照布罗代尔的叙述，少年得志的皮特素来自信，但也深怕这一法令产生不可收拾的后果，结果却令人意外，不仅一天之内就有1140商人签署了愿意接受银行券的声明书，同时 《银行限制法》也由原定的六星期变为实施了近四分之一世纪，期间一切运行正常，“拿破仑战争期间居留英国的一名法国人甚至说，所有这些年头，他未见过一枚金畿尼。一场本身特别难以支持的危机就这样度过了，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银行券原则上没有任何但保，但照旧流通，与铸币的比价保持不变、至少直到1809至1810年间是如此。”
英格兰银行的一小步，最终造就了金融史的一大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不仅恐慌在千钧一发之际停滞，同时英国人接受了纸币。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取代了硬币，现代意义上的纸币开始流通来看，这是金融史上的又一里程碑。
不可否认，纸币虽然是中国人最早发明，但是大范围的接纳却是始于英格兰银行的系列实验，这对于人类文明的带来革命性的意义，正如亚当斯密早在就认识到纸币对于经济远远不是方便那么简单，而是再造了经济的空间与要素，“在任何国家流通中的，并使土地和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给适当的消费者的金银货币，都是死的存量。货币是一个国家资本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 银行明智地用货币代替大量金银，使得国家能将大量这种死的存量变为积极的生产性存量。在任何国家流通的金银可以恰当地比作公路……用一个极端的比喻，银行明智行动……提供了一种空中通衢。”
值得注意的是，伦敦进行的一切金融实验甚至不完全依赖权力强迫，很多程度上基于英国公众的自由选择。按照里瓦尔的见地，“货币的强行流通并不等于说是合法流通。没有人被迫接受这些纸币作为付款。但是，伦敦的商家，仍然不打折扣地继续接受这些纸币。”除了爱国之心以及公民责任，民众的支持更多源于他们对于政府以及国家的信心，这种信心源于英格兰银行等机构的稳定经营，也基于政府议会的承诺的稳定性。
这是对整个英国体系的信任投票，而这种信任，反过来不仅促使了纸币的诞生，也为英国的称霸奠定了溢价；“银行券的保证金肯定不是金银，而是不列颠诸岛巨量的劳动产品。英国用它制造的工业品和它的转口贸易取得的收益向它的欧洲盟友提供数额惊人的资助，从而使他们能打败法国，维持一支在当时叹为观止的舰队以及庞大的陆军，从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扭转局势，使拿破仑陷于困境。在那个时代，任何别的国家都没有能力做同样的事。”
19世纪是欧洲全面迈入工业革命的大时代。根据经济学家麦迪逊的数据，从1870到1913年，几乎所有国家的贸易增长都快于他们的收入增长，这说明那是一个贸易加速的全球化时代，当时的全球投资非常活跃。这样的时代事实上或许需要一个帝国为之提供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英国充当了这样的角色，虽然一直被诟病为帝国主义，但是似乎比起其他同侪干得出色。
19世纪的英国远非17世纪的英国可比，尤其在金融领域。根据《世界经济简史》的记录，19世纪的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而且在1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领先同侪，1870年时占据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1880年，其面纱和布料的产量超过其余欧洲国家总和。
19世纪末世界经济已经达到高度一体化程度，这离不开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贡献，尤其是19世纪英国也一直坚持金本位制，而18世纪时虽然宣称是复本位，但实际金子仍旧受欢迎得多，伴随着新世纪银矿的发现，白银愈发贬值，金本位的地位更是得到空前的巩固。
由此可知，这也一个金融狂飙的年代，各种币制实验以及理论层出不穷。货币攫取了每个人的关注力，不仅诸多李嘉图等经济学家都参与论战，各类大师对此着迷不已。比如，格雷欣法则(Gresham's Law)存在各种解读，最有趣的说法是其发明权最早可以追溯到哥白尼，对比后来牛顿对于黄金白银比价的关注，难怪经济学家惊呼“这两位天体力学的英雄并没有忽视货币力学。”
金融不是一张白纸，货币起源注定不同金属都在交换中存在重要地位，但也造成困扰，从比价稳定到数量，最常见就是刚刚谈到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也是在金银固定兑换比率之下，当市场比价与法定比价不同时，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货币（良币）将逐渐减少，而市场比价比法定比价低的货币(劣币)将逐渐增加。譬如银的市场价格比实际价值高，那么意味着银被高估，同时也表示金被低估，那么人们就会融化金币，同时将银币花出去，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的金币越来越少，反之亦然。
于是，在金银复本位制度之下，两种金属的不同比价往往导致重新铸造成为常态，从而可能进一步引发价格失衡，银子往往是麻烦的开始。
在崛起的过程之中，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在历史上如何面对这些棘手问题呢？伴随着上篇所提及的英格兰银行券的广泛使用，也促成了英镑此后作为世界货币的第一传奇，这是一个偶然。考察英镑在长时间的历史表现，或许也可以帮助理解英国的独特：为什么英格兰银行出现在伦敦？为什么伦敦公众可以接受纸币这一安排，以及英国后来的衍生金融制度设计。
1717年，英镑按黄金固定价格，据说是根据牛顿的建议将黄金固定为3英镑17先令，这个价格持续到1931年，这年被认为金本位元年。此外，银子虽然不那么受欢迎，仍旧在使用，其非货币化直到19世纪末才在主要国家完成，对比中国，迟至20世纪40年代才最终放弃银本位制。
可以想象，英格兰银行以及英国政府、人民为之付出了相应代价，才使得英镑几乎以超然历史之外的姿态存在，但他们也收获了信用，英镑资信之佳，被认为接近黄金，因此四处被接纳，以至于学者不得不承认，金本位时期最通行的国际付款方式不是黄金，而是英镑的银行本票。
与此同时，英格兰银行不仅制定伦敦的利率，相当长的时期也内制定了世界的利率，对比之下，英国的其他跟随者的各种实验往往以通货膨胀收场，也使得法国之类的国家无法像英国那样借钱打仗，而只能以硬通货交易。
麦迪逊认为英国在十九世纪的优秀表现与金融体系相关，除了稳定健全的公共信用和货币体系、相当规模的资本市场和公债市场之外，从1821年保持下来的金本位制度也相当关键，而这为旨在稳定汇率提供了有利条件。
19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币制的不同也造就持续的争议和间或的混乱。金本位的英国和复本位的法国央行之间也有过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的合作。英国银行业期间针对贸易融资较多，大陆国家则有不少工业贷款，这或许展示两种银行业经营不同思路。
金融历史没有恒定不变的优势，即使是金本位制度，也不能永葆英国于繁荣，这也是20世纪一战以及大萧条之后的系列故事。二十世纪初时，大部分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发行货币以黄金为“锚”，意味着各国法币币值与一定重量的黄金挂钩，而黄金又受开采量以及黄金发现等意外因素影响，货币发行机械地受制于黄金储备，常规情况之下并无大错，但如果变动时代，那么最终将导致不可避免的动荡与危机，比如大萧条时期。
在刚刚成立的第一个一百年内，英格兰银行成功活下来。这并不容易，正如我们前面介绍的，历史上的英格兰银行并非生来有垄断特权，也屡次遭遇挤兑，18世纪英格兰银行银行部也数次接受资助，上文提到1797年甚至直接停止兑付。
尽管如此，英格兰银行仍旧赢得信用。白芝浩（Bagehot）描述“英语世界的人都相信英格兰银行不会破产”，英格兰银行也被视为“伦敦各银行存放准备金最便捷、最安全的地方”。
民间中也有俗语“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可靠”（as safe as the Bank of England），用来形容一个组织足够安全，也用来形容不用担心某事出错。当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使用多少有点老套且不合时宜。不过，其“黄金”一样的信用背后，也离不开恐慌的推动，恐慌犹如大海中的鲜血，分分钟可能引来挤兑的鲨鱼，这对于银行业来说是强者恒强与排除竞争对手的机会，英格兰银行在其中屹立不倒。
进入十九世纪，英格兰银行的稳健经营使得其在国内继续获得特许权，在国外也赢得不少追随者。甚至法国学者让里瓦尔（Jean Rivoi）也不得不承认“就像合众国和法国那样，整个世界在19世纪期间，开始慢慢遵循英国制度”。如此趋势之下，英格兰银行的模式也被世界拷贝，正是在19世纪，世界迎来第一波中央银行的热潮，期间设立了大概20余家央行，被视为几乎是英格兰银行翻版的法兰西银行于1814年成立，荷兰银行、日本银行、俄罗斯银行等也相续成立，其尾声是以美联储1913的设立告终，世界也追随英国的步伐开始拥抱金本位。
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方案，英格兰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成为全国唯一法定偿还的货币；1844年，英国国会通过又《银行特许条例》，这也就是所谓《比尔条例》，事实上使得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垄断发行。该条例规定英格兰银行为国家发行银行，同时其他银行不得增发钞票；同时规定英格兰银行一分为二为发行部与银行部，发行部限额为1400万英镑，这部分信用无需黄金准备；超出的部分必须保持足额准备。
这被历史学家们认为英格兰银行事实上是垄断了银行券的发行，不过直到接近一百年后的1928年，英格兰银行才算完全垄断银行券发行，而直到1946年，英格兰银行才收归国有。在19世纪这一百年间，英格兰银行对于自身作为中央银行的定位以及认知，仍旧是一场充满试错的探索。
英格兰银行地位不仅依赖于政府，更依赖于竞争的胜利。按照白芝浩的研究，直到1844年之前，伦敦私人银行如果有意，仍可以发行票据，但是在100年前，他们事实上已经被迫退出这个领域。也就是说，在相关法律的条款发布之前，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已经获得公认的垄断权。
至于1833年和1844年的法案变化，其背后也有众多原因。战争仍旧是一切的扳机。19世纪英法仍旧在学习之中继续敌对，拿破仑战争背后仍旧是金钱角力，英格兰银行负债剧增到8.5亿英镑，和成立之初的120万英镑成为云泥之别，随着英国政府开始转向资本市场筹资，英格兰银行的债务情况也开始稳定，而具体操作，就是我们稍后会介绍的英国特有“四角关系”。
英格兰银行逐渐成为银行中的翘楚，逐渐有了更多现代央行的角色功能，但这些都是在探索以及互动之中逐步促成。英格兰银行治理机构主要由理事会、行长及副行长组成，成员由政府推荐，英王任命，要求必须是英国国民，65岁以下，但下院议员、政府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理事会有轮流离任，往往选自金融城的商业精英，最开始本行往往是商人，不少是年轻人，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也曾经担任过期董事会成员，从董事会成员行业背景也往一窥英国的工业变迁。
白芝浩考察过英格兰银行的治理机构，结论是这个委员会尽管表现“堪称优秀”，但仍旧“权力不确定”，因此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犯错，以后我有机会还会谈到，譬如英格兰银行如何应对十八世纪的“钱荒”。
无论如何物换星移，中央银行家仍旧是金融市场的呼风唤雨者，他们可以被简单定义为利率的定价者，甚至进而也决定在市场可以发多少钞票的人。因为英格兰银行的榜样力量，大部分时间内，中央银行的私有角色与公共力量仍旧并存，他们对于股东和国家同时负责——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仍旧如此，大部分的中央银行家最重要的目标仍旧被定义为“维护币值的稳定”（更多细节可参见《金融之王》）。于是，这也注定了就业、增长、物价等衡量不被视为首要因素，中央银行举措也难以避免趋于保守，在对抗通胀方面或许卓有成效，但在变动的时代难免力有不逮，就像中央银行在大萧条期间的表现令人不满。
也正因此，中央银行这套系统今天看起来好像运行畅顺、完整无缺，但任何制度不会凭空出生于虚空，正如白芝浩所言：“当我们面对一项艰巨的任务时，就不应该认为面对的是一项轻松的任务；或者说，当我们生活在一种人为状态中的时候，就不应该认为处于一种自然状态”。
中央银行并非设计的结果，却揭示了人类智慧的试错以及改进。中央银行的诸多行为原则以及最终目标，事实上也由一步步演化而来。从英格兰银行的模板可以看出，中央银行往往最早是私人设立，前身也往往是商业银行；这或许是对于习惯于一切国有化的国人难以理解，但却只是经济常识而已，就像货币的国家化并不是天生如此，而是通过漫长的私人货币的演化而来，正如今天很多学人会对哈耶克提出货币的非国家化观点嗔目结舌一样——无他，多怪的原因，往往只是少见而已。
主要参考资料：
《伦巴第街--货币市场记述》白芝浩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年
《英美中央银行史》约翰.H.伍德 著上海财经大学出版2011年
《西方世界的兴起》道格拉斯.诺斯 罗伯特.托马斯著 华夏出版社著 2009
《西欧金融史》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 著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0
《利率史》悉尼.霍默 著 中信出版社 2010
《金钱关系》尼尔.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货币崛起》尼尔.弗格森 著 中信出版社 2012
《货币史》让• 里瓦尔 著 商务印书馆, 2001
《资本主义的动力》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7第1版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 费尔南布罗代尔 1993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