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李普曼的舆论观与拟态环境

最初看这本书是因为在别的课程论文中看到了“拟态环境”这个词，处于好奇，查阅了它的相关资料。而后，花了两周时间拜读了《公众舆论》。

首先解决“拟态环境”是什么。所谓“拟态环境”并不是现实环境的“镜子”式的再现，而是传播媒介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然而，由于这种加工、选择和结构化活动是在一般人看不见的地方(媒介内部)进行的，所以，通常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往往把“拟态环境”作为客观环境本身来看待。

书中认为，我们生活在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两个环境之中。现实世界就是唯物主义主义所说的独立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而虚拟世界则是被人的意识或体验掌控的主观世界。与两种环境相应的，每个人也都有两种人格，实际的真实人格和虚拟人格（就像我们现在说的人设，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可能是人为地打造出来的）。在大众媒体时代，由于每个人都有这样两种人格，我们收到的公共信息，是带有两面性的，我们可能会由于对信息掌握的不足而无从判断真假，甚至被操控。比如微博热搜，很多人同时赞同或反对一件事，而这有可能是一种人为操纵的假象。同时李普曼作为一个记者，他认为记者或者说媒体人，所要做的事就是成为社会理性思考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们应该是一群超脱利益的人群，客观地来看待这个世界发生的一切，并如实将这一切告诉大众。

李普曼的舆论观由三部分构成，首先是舆论的主体，即公众；接着是客体，即事件、事实或公共事物；最后是舆论的本体，即意见。

公众真的是“有理性的个人”组成的能明辨是非的群体吗？或者说理性的公众真的存在吗？李普曼认为，“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它是什么模样。我们在亲身经历之前就可以对绝大多数事物进行想象”。这些先入之见在人的理性来临之前已先发生影响，“它在我们所意识到的信息尚未经过我们思考之前就把某种性质强加给这些信息”，“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成见不仅被用于描绘，还被用于判断。所以，李普曼认为“在任何有助于思想的文明中，一个人既怀有偏见，同时又能抱有中立见解，是不可思议的”。也就是说，生活在这个文明世界中的人，几乎不可能用一种未受成见污染的眼光打量世界。既然如此，所谓“有理性的个人”、能明辨是非的公众，就是可以被证伪的存在。

那么事实、事件或公共事务，被人所认识的事实是真实存在于世界中的吗？或者说，这些事实是可以被认识的吗？“舆论面对的是一些迂回曲折、看不见摸不着而又令人困惑的事实，而且根本不可能一目了然”。他深入浅出地指出妨碍人们接近事实真相的主要因素：“他们就是人为的审查制度，社会交往受到的限制，每天能够用以关注公共事务的时间比较匮乏，由于不得不压缩成简短的消息而对事件造成的歪曲报道，用琐细的语汇表现复杂世界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最后，面对些似乎威胁人们既定生活方式的事实真相时所产生的忧虑”，这些还不过是外部的限制，“然后再来分析这些残缺不全的外来消息又是如何受到日积月累的想象、偏见和成见的影响的，它们如汗牛充栋，体现着并转而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本身”。因此，一方面，人对事实的接近是无限的；另一方面，人的认识与事实真相之间的距离也是永远存在的。具有悲剧意味的是，真相，对于在现实中生存的人而言，遥不可及。

至于意见，同样是半真半假的存在。李普曼认为“对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舞台、舞台形象和人对那个活动舞台上自行产生的形象所做的反应之间的三角关系”。即“舆论分析者必须开始认识清楚下列三者之间的关系：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人对从行动的情景中产生出的想象的反应。”由此看来，舆论要成为可能，首先必须有一群能真正剔除成见的理性的公众存在，其次这些理性公众能完全了解世界的真相、事实的真相，然后他们依据理性和真相公正地表达意见。但是，上述假设在李普曼那里都被否定。所以，舆论是不可能的，尤其在现代社会。

除了舆论观和拟态环境的阐述，李普曼也对自己的职业环境有充分的认识。他认为，新闻界的腐败现象由于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并且这种对职业规范的侵蚀往往不为人所注意，因此，作为记者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他非常珍视记者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捍卫者所承担的公器职能，并由此提出较高于一般社会成员的道德要求。

在当今社会，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的边界越来越模糊，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保持理性地看待当前世界的泛滥的信息愈加显得格外必要。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讲，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或许并不少见。而作为信息的接受者时，我们需要透过一些行为的表象，去探寻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和真实的世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自身思想的独立性，在信息的洪流中找出自己真正需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