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家里特别穷,没钱买个像样的灯笼。
爸爸是国营工厂的工人,就用厂里随处可见的边角余料,托人做了个铁制的灯笼架子。
每到除夕那天,妈妈就用白面煮好一碗浆糊。
而且,早已买了一卷簇新的红色皱纹纸回来。
天色将晚,男孩坐在潮湿的砖地上,小心翼翼地用剪刀把皱纹纸裁成一瓣瓣鲜红的花瓣状,然后小心翼翼地粘在灯笼架子上。
糊好的灯笼挂在屋门房檐下,塞一只比平时瓦数略大的电灯泡进去。
男孩的手心手背也氤氲了片片皱纹纸的红润,沾满了已经冰冻的浆糊。
仰头望着那红彤彤的灯笼,哈,可以过年啦。
手工灯笼从除夕夜一直挂到元宵节,甚至延伸到二月二。
皱纹纸不结实,且极易褪色。因此,这个制作流程必须年复一年。
童年记忆中的这一帧画面,说不上难忘,可也的确忘不了。
放些廉价的鞭炮,红绿相间的百头小鞭炮,还有小拇指粗细的二踢脚。
那炸响时的清脆余韵悠悠,全没有现代爆竹的金玉其外与咋咋呼呼的粗俗。
吃些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糖果,就高兴得什么似的。
老旧的岁月,过大年,过元宵,就是那样简单。
再后来,国营工厂在元宵节会制作很多大型灯具,供全厂职工家属观瞻赏玩。
被爸爸妈妈领着,挤在人山人海中看灯,就成为莫大的幸福。
“尼尔斯骑鹅旅行记”、“八仙过海”、“西游记”……还有形形色色的生肖灯,都是大型机械灯具。
不仅颜值高,神态栩栩如生,更令孩子们惊喜的是,几乎每一个灯都会动,甚至做出很多灵巧多变的高难度动作。
这就是国营大厂的优势,只需最简单的机械传动装置,就能赋予所有元宵灯如梦如幻的生命。
烟火也盛大得很。
大型烟花听说都是用迫击炮装置发射的,那震耳欲聋的声势,仿佛正发起一场必胜的战役。
仰头追随那些划破夜空盛大绽放的巨大花朵,斑斓夺目的爆裂,连浩渺的银河仿佛都为之失色。
但是即便华美如斯的烟火,也不过昙花一现,终如流星划过。
焰火燃烧后的碎屑有时候会散落头顶,灰土迷了眼,也顾不上揉眼睛,只痴痴地仰望着。
只恨那烟火的绚丽不能长久地印在夜空,不要随风而去。
元宵夜也经常发生丢孩子这样令人恐怖的事情。
当然大都是虚惊一场。
那时候还没有听说过人贩子。丢孩子只是因为单位时间单位面积里的人流量太大了。
在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的“原始时代”,元宵节出门观灯不啻为一场狂欢,用“万人空巷”来形容也丝毫不夸张。
小一点的孩子,都会幸运地被爸爸架在脖子上。
孩子双手抱住爸爸的头颈,爸爸则双手紧紧抓住孩子的脚脖子。
赏灯也好,观看焰火也好,大多数的孩子却只能挤在比自己高很多的黑压压的人海里。
通过大人们扭动的屁股或是臃肿的背影,来感受节日的氛围,想必需要耗费不菲的想象力。
即便这样莫名其妙,元宵节也不失为孩子们幼小心灵里最开心的时光。
那时候的元宵节还不懂得赏月。
那是一个无需“高雅情趣”的时代,温饱解决了,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生活比蜜甜”。
那时候的元宵节也不懂得吟诵一两句唐诗宋词附庸风雅自我陶醉。
物质生活的极度贫乏直接导致了精神生活的极致简单。
那时候的元宵节更无需什么乌七八糟的“流量$星”或“小鲜肉”搔首弄姿地凑热闹。
直到今天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没有这些丫煽情的呱噪,元宵节我们其实可以过得更好,更真实。
己亥元宵夜,一个中年男人带女儿去看灯,一脸兴奋地挤在人山人海里。
“要不,还像去年一样,你骑在爸爸的脖子上,好不好?”
为了防止女儿耗费她不菲的想象力,男人讨好似的问女儿——
“才不要呢!”女儿嘟着嘴,煞有介事地把头扭向一旁。
旁边的一个孩子,手里正熟练地摆弄着一款高档手机。
“那……嗯……至少也要和爸爸拉着手吧?”男人怯生生地嗫嚅着,“要不然,小孩会挤丢的……”
“……”
他捏着女儿的小手,被汹涌的人流簇拥前行着,心里局促着小小的幸福。
一架闪烁着红灯绿灯的无人机从他们头顶秋风扫落叶般地掠过。
从那天空之眼俯视,大约很难发现这一对泯然众人的父女。
那个几十年前坐在地上糊灯笼的男孩,在这个春寒料峭的元宵夜,牵着女儿的手,出来看花灯。
很可能,在他潜意识里,还想着把今夜的灯火阑珊化做一条时光隧道,重回童年的旧时光。
那女孩却未必晓得被这节日的喧嚣所湮没的卑微的奢望。
谁知道呢?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竟还有人做这样荒诞不经的梦么?
可是,他的女儿已经不愿再骑在她的脖子上面对这个旖旎的世界了。
他再也听不到女儿“爸爸,你看……你看……”这样天真的呼唤了。
生活就像一桌沸腾躁动的重庆火锅。
看上去芳香四溢,红红火火。
吃起来酸甜苦辣,泪满春衫。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那首老歌回荡在脑海里。
这个元宵夜,那个男人不无伤感地意识到——
自己再次远离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