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宰相胡惟庸

胡惟庸刚加入朱元璋团队时只是一个元帅府奏差，是一个跑腿的低级官吏，但他是个野心很大的人，朝思慕想要当大官，要尽快扩大自己的权势。为此，胡惟庸想到了自己一个老乡——李善长，于是就四处打听李善长的爱好，探知李善长很贪财后，便带了300两黄金去拜见他，让他罩着点自己。还有一种说法，胡惟庸跑官成功后，为感谢李善长的栽培之恩而奉送了300两黄金。时隔不久，胡惟庸就被调入南京朝廷任职，破格提升为太常寺少卿，后又被升为太常寺卿，结识李善长后，胡惟庸可谓官运亨通，在李善长的推荐下，洪武三年，晋升为中书省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洪武六年，就跟前辈汪广洋一起做上了右丞相。刚开始，胡惟庸干的还不错，小心谨慎又精明干练，以至于朱元璋认为他是个理想的宰相人选。但时间一长，胡惟庸就大变样了。以朱元璋的聪明，不可能闻不到胡惟庸身上的狐狸骚味，而作为新任中书省一把手的胡惟庸，还真以为皇帝非常看重他的才能，所以愈加趾高气扬，忘乎所以，最后到了不知天高地厚和任意胡闹的地步了，从此把自己送上了不归路。

那么胡惟庸干了哪些事，惹怒了朱元璋，而导致朱元璋会制造出牵连甚广的“胡党案”呢？

1，独断专行。“自杨宪诛，帝以为惟庸为才，宠任之。惟庸亦自励，尝以曲谨当上意，宠遇日盛，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内。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着，辄匿不以闻”；“由是四方奔竞之徒，趋其门下。及诸武臣谀佞者多附之，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这就是说，胡惟庸为相期间控制和垄断着大明朝政，凡是上奏的折子，一定要经他先过目，如果发现对自己不利的，他就把奏折给藏匿起来不报。这样一来，各处仕途不顺的文武官员争先恐后地前去贿赂他。他就在这些年里收受了数不尽的金银珠宝。

2，杀害异己。最著名的案例就是毒害刘伯温。简短些说就是，刘伯温生了一场病，朱元璋知道后就派胡惟庸带了医生前去探望，这也实在耐人寻味，“帝遣（胡）惟庸挟医视（刘伯温）”即派了病人的老冤家胡惟庸去看病人，胡惟庸“遂以毒中之”《明史·奸臣传·胡惟庸》 。据说胡惟庸乘着这么一个好机会，叫医生给刘伯温开了一副药，刘先生吃了以后，顿感腹中有巨块堵着，连喘气都成问题，病情更加恶化。一个月后，就死掉了。唯一敢向胡惟庸说“不”的刘伯温死了，不过胡惟庸并没有善罢甘休，刘伯温死后，他的长子刘琏“为惟庸党所胁，堕井死”。

3，异想天开。胡惟庸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他不仅明目张胆地扩张自己势力，而且还“制造”出上天眷恋和垂青于他的种种“祥瑞”。一会儿说他定远老家的宅子里的那口老井里突然出奇地长出石笋，这石笋居然高出水面好几尺；一会儿又说他家的祖坟上每天晚上都有火光，直冲云霄。人们纷纷议论开了，这是非凡祥瑞啊。胡惟庸听后沾沾自喜，自负的很，私下里开始密谋造反了。

4，陷害同僚。胡惟庸为相时，通过大明科举考试而崭露头角的新科状元吴伯宗很得宠，皇帝朱元璋“赐（吴伯宗）冠带袍笏，授礼部员外郎，与修大明日历”。但因为吴伯宗状元不肯屈服胡惟庸而被“坐事谪居凤阳”。更为玄乎的是，胡惟庸还想对洪武皇帝的亲家、被誉为“大明第一大将军”的徐达下手。由于徐达为人正派，不为胡惟庸的淫威所吓倒，经常在皇帝面前揭发其龌龊行为。为此胡惟庸恨得咬牙切齿，一直伺机报复。经过反复观察后，他打算收买徐达家的一个叫福寿的门人来共同“揭发”徐达的“不轨”行为，不曾想到自己看走了眼，这个福寿对徐达忠心耿耿，非但没被利用，反而将他蝇营狗苟的行为给揭发了出来。

5，结交“犯错误”的同僚，行为不轨。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办完公事后回南京，按照当时的规则，他是不能随便启用大明帝国驿道的。可陆仲亨就是不遵守规定，擅自乘用。皇帝朱元璋知道后相当恼火，狠狠滴训斥他：“中原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老百姓才开始恢复家园，政府按照户籍让他们几家凑合起来购买良马，从而建起了驿站，畅通了驿道，多不容易啊，多哭啊！假如官员们都像你这样，那老百姓都得要卖儿卖女了。”随后，朱元璋责罚陆仲亨上代县去抓强盗。另一个叫费聚也是个人物，他的爵位是平凉侯，曾奉朱元璋之命去苏州抚恤百姓。可是当他看到苏州美女如云时，顿时就起了色心，也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大明的法纪，擅自将看中的美貌女子强占为己有。有了美女，加上美酒，平凉侯费聚简直是掉进了蜜罐子里。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气，下令让平凉侯费聚到西北去招降蒙古残余势力，戴罪立功。

可无论是吉安侯陆仲亨还是平凉侯费聚最终都无功而返，朱元璋为此大发雷霆，严加斥责。见此，两个侯爷害怕起来，就怕皇帝万一降罪下来，小命不保。怎么办？俩人急的团团转。这一切都被胡惟庸看在眼里，胡宰相以利害关系来“开导”两个侯爷。要说这两个侯爷向来以“二”著称，说白一点就是脑子不会转弯。他们看到胡惟庸是当朝宰相，对他们俩这么好，不像朱元璋那样，高高在上，薄恩寡义，对比下去两人顿时都喜欢起胡惟庸来。而胡惟庸也适时邀请两人去家中喝喝酒。酒过三巡，正在兴头上，突然胡惟庸叫周围的人退去，然后对两人说：“我们这些人做的事多是国法不容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事情一旦败露怎么办？”两人听了这话，一下子慌了神，纷纷请求胡惟庸指点迷津。于是胡惟庸就趁机告诉他们，迅速收集兵马，暗中扩张自己的势力，以做谋反准备。

洪武九年，朱元璋命令中书省右丞等人去陕西防边，巧妙的支走胡惟庸的下属；取消中书省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等官职。这样一来，整个中书省就剩下胡惟庸一个长官了。洪武十年，朱元璋跟中书省开大会，借着官民上书之事，要求“实封直达朕前”；同时，他又命令六部及诸司“奏事毋关白中书省”。这样一来几乎将胡惟庸的中书省与六部诸司以及地方衙门的往来联系给切断了，使其成为了一个空架子。

胡惟庸看到朱元璋的如此招数，心有不甘，便决定要与“主上”搏一搏，至此就有了扑朔迷离的胡惟庸“谋反”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