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林悟道《韩非子-诡使》第三十三章 上不胜下

红林悟道《韩非子-诡使》第三十三章 上不胜下

红林悟道《韩非子-诡使》上一章韩非子给我们讲了君主被“非法措上”，不法之臣用非法的手段对付君主。这里的“非法”，不仅是指违反国家律法的行为，还是指违背道义的行为。为什么要这样的解释呢，因为“非法措上”者不是一般的违法犯罚者，而是社会精英，是韩非子口中的“智贤”之士，能有如此之高评价的人所做出的“非法”之为可想而知具有多大的危害性。

而能让“智贤”之士做出“非法措上”举动的原因竟然是君主自己，这是韩非子再三强调的原因，君主“上无其道”让智者创立二心私学，诽谤现实，造谣惑众，煽动民众；让贤者弃公欲私，破坏国家正统思想与社会核心价值观。这就是“智贤”之士的“非法措上”举动与危害性。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危害性，韩非子再三强调。

立法为公，弃法自然为私。君主是国家与民众利益的代表，国家律法是君主意识与国家战略的体现，维护和保障着国家与利益。如果君主弃法从乱，自然是私行成势，一切依法而为的行为都将失去律法的规范与约束，一切都随性而为，而这时的“人性”将是没有约束的人性阴阳面。君主随性施惠，随意赏赐，那么臣民自然私欲横行，人的思想一旦脱离了“劳动致富”，那么不劳而获就成了主流。圣智之士趁势造谣诡辩，一起对付君主，这样的场面是多么的不堪与吓人。

立法为公，这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从这个角度讲法家还是有一定的历史高度，从韩非子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家一直将“君主”做为法制教育的主体，从君主各种不法之为推导出社会问题，旨在说明君主弃法从乱是各类不良社会问题与现象的根源。“智贤”之士的“非法措上”就是典型的社会问题与现象，而原因就是“上无其道”。

上一章韩非子讲了智圣“非法措上”，这一章讲“上不胜下”，是什么让君主管不了臣子，又是什么样的臣子不受君主的管控。韩非子认为“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意思是：君主不严加禁止，反而对这些人大加尊崇，那就是教育下属不听从君主、不服从法令。这就是原因，还是讲君主对于二心智圣不仅不禁罚，反而“从而尊之”遵从尊重，这已经是同流合污，结果自然是君主权威尽失，下属既不听从也不服法。

关于这一点，韩非子的站位很高，思考得很远。这让我想起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中世纪基本上是5世纪到15世纪，欧洲大地上已经都是基督教的天下了。教皇是最有效的统治者，他一纸“绝罚令”国王全都得跪，教皇的地位和权力是远远超过国王的。当君主统治下的世俗世界屈服于教宗领导下的精神世界，宗教教义战胜了国家法度，世间的一切行为不再依据世俗的律法，而是依据虚无的“神”的名义，这就是教皇权力无限的原因。

中国没有发展为一个宗教国家，重要原因就是自古圣贤努力让君主世俗务实，以民为本。从这一节的“上不禁塞”我们就能看到韩非子力劝君主远离并禁止近乎于宗教一般的“歪理邪说”，不能同流合污，否则就会形成类似“政教合一”的国家，这和中世纪的欧洲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几次“灭佛”运动，不是说佛教不对，而是宗教势力已经发展到了控制国家的地步，严重威胁到了君主的权力与统治，不得不对其进行压制与控制。

从佛教的“道化”就能看到，中国圣贤的世俗精神有多么的强大，他们尽之所能在翻译佛教典籍时尽量与中华文明的精髓“道”同义化，我们深研《金刚经》就能体会到这一点。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德的特质）让“儒、释、道”同体，就能说明圣贤之能将虚无的精神落地开花，结出具相的果实，成为世俗的一果。

韩非子接上文的问题继续讲结果“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意思是：结果就造成了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的现象。贤人以显赫的名声处在高位，奸人依赖赏赐而富裕起来，正因如此，君主便再也控制不住臣下了。

臣子不听上不从法，继而发展成“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这样的结果必将造成“上不胜下”的恶果。“上不胜下”实质是君主失去了对国家的统治，没有君权，一切皆无意义，政治即权力，没有了权力也就是失去了政治地位。这是君主最不愿意看到的下场，在如此之结果下，君主你还要对二心私学者“从而尊之”吗？

【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是教下不听上、不从法也。是以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贤者显名而居，奸人赖赏而富，是以上不胜下也。】

体系需要制度来维系与保障，制度失去了作用与价值，体系自然也就会崩塌。作为体系的建立者与居顶者，自然希望体系能安然无恙，最好是能做大做强，而这一切都需要制度，所以说不管是君主治国，还是老板治司，必须要对“二心私学”严加禁止，不能“上不禁塞，又从而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