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略论中国社会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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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称身家国天下。人生各有身，又有家。家之上乃有国，有天下。人生不能离此四者以为生。身家国各有别，天下则尽人所同，故更无驾天下之上者。
人生乃一会合。身有五官四肢六脏百骸，即是一复杂之组合。惟身之组合皆属物，可谓乃一自然人。家国天下，则人与人相会合，乃为文化人。凡其会合皆有统。身统于心，实则家国天下亦皆统于心，故人心乃人生最主要一统会。
所谓家，乃由夫妇组合。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而父母以上，更可有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以上推于无极。子女下有孙子女，曾孙子女，以下递于无穷。而其历代皆可有兄弟姊妹，又各别成家。故中国人言家，则必言族。又婚配之女家为外家。内家谓之亲，外家谓之戚。家族亲戚，关系牵连，乃成人文一大群。如姬姜两族通婚，互为外家，家扩大而为国，国扩大而为天下，皆由夫妇之配合始。故曰夫妇人伦之始。夏禹时号称万国，其时疆土仅在黄河两岸。所谓国，盖仅一部落，古人所谓化家为国是也。
虽万国林立，而同有一共同朝向归往之天子。列国有相争，每朝向此中央之天子而求其排难解纷，俾列国间常得和平相处。然此为万方诸侯排难解纷之天子，尚德不尚力，其势不可久。尧舜禅让，汤武征诛，众心朝向之此一中心，则常有代而起者，故中国人又必连称朝代。唐、虞、夏、商、周相代。商周之际，其时当尚有千数百诸侯，较之虞夏间国数大减，亦有兼并，多则和合。故生齿益增，治道益平。周初封建，兴灭国，继绝世，在当时，已有一历史大传统之存在，天下观念则常在国之观念之上。实即社会观念常在政府观念之上。中国乃一宗法社会，每一宗族之团结融和，则常赖其祖宗之有德者。亲亲尊尊，以宗族血统建其本。必使每一宗，每一族，凡其祖先之有德，则必使其存有一国而不亡。此乃西周封建之大义，而亦即中国文化大义之所存。稽考古史，此一义殆无可疑。
西周东迁，中央失其众所朝向之地位，而无与代兴，乃有霸者。王霸之别，仍在其道，不在其力。迄至秦代，不再有封建，天下共戴一中央。秦始皇帝之大误，乃在其以为天子之位可以一世二世以至万世，永传不绝，而不知有代兴。岂得以一家永在万家之上，则秦始皇乃对宗法观念上有误。但亦终不得以帝国征服之西洋传统说之，则比较中西史迹而可知。
秦以下，有朝有代，有分有合。而国之上有天下、国之下有家之一传统观念则无变。要之，身家国天下四阶层之递累而上，而人之各自之身则为之本。故中国人观念，自身以达之天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而中国社会之宗法精神，则始终不变。
故欲治中国之政治史，必先通中国之社会史。而欲通中国之社会史，则必先究中国之宗法史。由血统而政统而道统，此则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今人一慕西化，身之上忽于家，国之上又不知有天下，乃惟知有法，不知有道，无可与旧传统相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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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无社会一名称，家国天下皆即一社会。一家之中，必有亲有尊。推之一族，仍必有亲有尊。推之国与天下，亦各有亲有尊。最尊者称曰天子，此下则曰 王曰君。王者众所归往，君者群也，则亦以亲而尊。人同尊天，故天子乃为普天之下所同尊。
人生在天之下，地之上。中国有社，乃土地神。十室之邑乃至三家村皆可有社。推而上之有城隍神。一国之神则称社稷。稷为五谷神。中国以农立国，故稷亦与社同亲同尊。中国人观念，凡共同和合相通处皆有神。故不仅天地有神，山川有神，禽兽草木金石万物亦各有神。人心最灵，最能和通会合，故亦有神，而与天地同称三才。则人群社会亦必有神可知。今可谓社会可分天下与地上之两种。西方社会为地上社会，非天下社会。故多分别性，而少共同性。
佛法有世界观。世属时间，属天。界属空间，属地。故佛教之世界观近似中国人之天下观。西欧人独富地上观。所居住之地既各别，乃不相亲不相尊，故其社会组织有国而无天下，面其国亦各别为小国。近世英法德意，皆仅如中国之一省。其他诸国土地更小，有同一民族而分为异国，亦有异民族合成一国。其国不专以民族为本，亦不专以地理疆域为本，又不专以历史传统为本。其立国之本，殊难言。或马克思唯物史观，庶乃近之。
犹太人不成国，乃似有一天下观。古代有耶稣，自称为上帝独生子，其教徒乃共同尊亲上帝与耶稣。近代有马克思，乃改从地上观。主唯物史观，分西方社会为农奴、封建、资本主义与共产四阶层，其所重尽在地上之物。但专言社会，不言国，虽亦不言神，而与耶稣有其共同相似处。西欧人独缺一和通共同观，故耶稣马克思乃同得西欧人崇奉。但亦多变质，仅成西欧传统中之一部分而已。
中国人之社会观，乃使天下与地上共融为一，既信有神，亦重有物，而人为之主。如山川社稷，亦皆合天地神物而为一，乃各加祭拜，各加尊亲。故人必尚群，而无个人主义。群则本于人之德性。今人好分公德私德。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又曰：”天生德于予。”韩愈言德”足于己，无待于外”。则德乃私而即公，又何公私可分。中国观念不仅人有德性，天地万物亦各有其德性。德性则大同。人之有德，乃知有尊有亲，故能尊亲其家其群，又必尊天亲地，而人群乃可安可乐。此始为中国人之社会观。故中国人言社会必好言风，此乃一天下观。又好言俗，此乃一地上观。言社会，则必言风俗。犹之言人生，则必言天地。天地人三者之会合，即自然与人文之会合。耶稣教徒讥中国崇奉多神为迷信，更有人则讥中国为封建社会，此皆不得中国之真相。
近人又多称政府为上层，社会为下层。实则中国乃以社会组成政府，非以政府组成社会。果其政府能知社会之在其上，则其政无不治。若使政府认为其乃高踞社会之上，则其政无不乱。人之于群，中国观念重职任，非权位，细读一部二十五史自知。即如蒙古满洲以外族入主中国，此乃中国社会暂时承认此两族之统治，而非此两族能来改造此社会。顾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言天下，即犹言社会，其地位尚远高出于政府之上，而一士人一匹夫可以直接负其责，而政府之事，可置之于不问。朱舜水流亡日本，亦犹如孔子之周游列国，欲居九夷，思行道于天下，亦犹顾亭林之所谓匹夫有责也。此乃中国文化传统之大义所在，岂仅知有国不知有天下者之所能知。
近人又好言自由平等独立。但就中国观念言，个人处大群中，非可有德性外之自由。德有大德小德，知有大知小知，亦非平等。人生在大群中，亦非可有独立。伯夷叔齐可谓独立不惧遁世无闷之最高榜样，但孔子称之曰仁人。则伯夷叔齐乃在大群中独立，非离群以独立也。故中国社会最富和合性、共通性，乃有其大同之理想。大同乃得太平。人处太平世大同社会中，乃各有其自由平等独立之可言。
西方人仅知有国际，不知有天下。最近始有国际联盟之组织。其下有一教育科学文化联合机构，此三者皆具有天下性。但近世只有国民教育，无天下人教育，此乃教育上一大病。有战争科学，无为天下保和平之科学，此又科学上一大病。有民族文化，无天下人之共同文化，此又文化上一大病。因此国际联盟下此一机构，亦仍趋于政治化。所谓政治化，乃仍保国别性，而无天下性。美国人最近乃主退出此机构。其实不仅此一机构难有实效，即整个国际联盟亦然。国际会议亦主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无财力无武力，岂能得少数服从。中国人则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少助。平天下有道，而其道则实从最少数之先知先觉者倡之，次多数之后知后觉者和之，而后绝大多数之不知不觉者乃相与从之。《大学》谓明明德于天下，此即平天下之道即从少数之先知先觉者起。曾国藩《原才》篇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一二人心之所向，此即一二人之明德。则天下大群社会之基本，乃在最少数一二人之心上。此则为中国最高之社会学。故曰：”天下一家，中国一人。”此义大可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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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乃一氏族社会，或称宗法社会，其本则为家。家与家同处一地，曰乡党邻里，曰都邑。其上有国，有天下。家国天下，皆指人与人之关系。其关系或属天，或属地，而初无社会一名。社会一名，乃传译西方语。西方人在社会之下有个人，在社会之上有国，轻视家，又无天下观。
中国之家，必有亲长。亲其亲，长其长，乃人之性情，出于自然，亦可谓乃天道。化家为国，其道亦只在亲亲长长。人之性情同，则道同，可推至于天下，为大同。同在此光天化日之下，同在大自然中，实无大不同可言。西方则认为个人结合为社会，社会结合成为国，皆赖法，其相互内在间之性情关系则较为淡薄。
中国人为人，始于在家中为幼童时，曰孝曰弟。成年为家长，仍贵不忘其本初。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推而至于家之外，则曰忠曰信。孝弟忠信，乃中国人为人之大道，处家国天下皆然。
西方人以个人处社会，不见有孝弟忠信共遵之道，故曰自由，曰平等，曰独立，实皆为个人言。中国观念，幼童处家中，皆赖父母亲长之教养，何得自由，亦不平等，更无独立可言。若如西方，则待成年而一变，人生割裂为两截。晚年又成一截。乃谓幼年如在天堂，中年如在战场，老年如在坟墓。此惟西方社会有此情况。
今人好分个人与大群，此亦西方观念。若在中国，一家融成一体，即无个人与群体之分。乡国天下皆然。人之为人，有为一家之人，有为一乡一国之人，有为天下之人，独不得为个人。孟子分圣之任，圣之清，圣之和。但即伯夷之清，亦非个人主义。孔子恶乡愿，乡愿亦非个人主义。老子主小国寡民，各安其乡，乐其俗，老死不相往来，亦非个人主义。释氏主出世，但同样非个人主义。中国人只称人生天地间，不称人生社会中，此犹谓人生大自然中。即太古原始人，其时尚无家，尚无社会，但亦无个人主义。中国人称人生一家之中，则已为一文化人。必谓人生社会中，乃有个人主义。
严格言之，亦可谓中国初无与西方人相似之社会观。近代国人，乃将西方人对其社会一切之意见与讨论移来中国，则宜其一无是处。尤甚者，莫如谓中国乃一封建社会。但迄今亦无议其非者，其他则复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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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有两大义，一曰通财，一曰自治。其见之历代书籍记载者兹不详。晚清之末，鸦片战争，五口通商，国人震于西化，乃倡实业建国。而江苏省之南通无锡两县，乃群誉为全国之模范。
南通主持于张謇季直一人，季直状元及第，退而在野，提倡实业。自南通推及于近围之淮河流域，自煮盐植棉纺织碾砻创为种种工厂外，又兴办学校，设置图书馆戏院，以及育幼院养老院等，一县之文教设施，几乎全出张氏一人之手。地方长官承意惟谨，而江苏一省之督抚藩臬，亦不加干涉。
同时无锡则并无如张季直其人。其西北乡多营小铁工业，在沪设厂为生。一日，有三四人同游西湖，晚宴于湖滨之楼外楼。席散下楼，夜已深，群丐围乞赏。诸人一时感动，谓无锡亦有此俗，倘能多设厂招群丐为劳工，岂非大佳事。乃归而各设工厂，或在沪，或在锡。营业有得，亦各办私立学校，或在城，或在乡。一时兴业办学之风，乃更驾南通而上之。
余家无锡东南乡之荡口镇，镇上有华氏义庄，其庄主亦兴办一小学，余兄弟皆肄业于此。义庄始于北宋之范仲淹，一千年来，其风遍全国。此亦尚通财之一例。而通财不仅为济贫，又兼之以宏教。曰养曰教，皆社会自为主持。而其他一切自治，亦皆由此一意义推扩而来。
无锡实业家之兴学建校，又不限于小学中学。唐蔚芝以清末邮传部大臣出长上海之交通大学，老而退休，无锡唐氏某家聘其来创办一国学专修馆，其规模乃似大学研究所。又特为建宅第。蔚芝昆山人，移家来，人遂误传蔚芝亦无锡人。抗日战争后，无锡荣氏又创立江南大学于太湖之滨，规模恢宏。共产政权起，始停办。
专就南通无锡两县论，其兴业办学之盛，皆在袁世凯及北洋军阀时代。果使政治安定于上，则其他县邑，不乏慕效而继起。历数十年，中国当可早臻于现代化。近代中国，实非社会乱于下，乃政治乱于上。乃政治使社会不长进，非社会使政治不安定。中国传统文化亦自有其安定向荣之一途，民初新文化运动乃主尽变其旧，而全国乃无宁静之望矣。
余至香港，曾游新加坡与马来亚，乃见海外侨民社会之一斑。其地皆有会馆，国内以贫穷单身来者，皆得一暂时安身处，并为介绍职业。此亦社会通财之一端。经商赢利，亦竞办学校。新加坡初办私立大学，群情歆动。教授自外埠来，街上车夫拒不收车费，理发店拒不收理发费，店铺购物则廉价，社会重视教育之风有如此。但司教者则必尚西化，于国人加鄙耻。此诚为近代中国社会一悲剧。新加坡马来亚，皆在海外，非能受国家之庇护，而历明清两代五六百年之久，仍能保持一中国社会之风貌，此非中国社会有自治潜力一明证乎。
又如辜鸿铭，诞生于槟榔屿。幼受西教，长而博通西欧文献。乃宏扬儒统，阐申国学，获西方学术界之信重。归国授教北京大学，则为当时新文化运动所湮没。陈嘉庚兄弟，随父经商新加坡，其父业败，其兄弟乃再起。又回国兴学，自集美小学中学以至厦门大学，为同时全国各地私家兴学之冠。陈嘉庚晚亦倾向共产主义。国内社会未能作国外之领导，则国外社会之影响国内者，宜其微矣。然如此类人，亦殊值重视。
其他如泰国，如越南，如美国旧金山，乃及各处海外华侨社会，不遑举。即如美国纽约之有丁龙其人，岂不更大值重视乎。其他为国人所不知而实值称道者又何限。孙中山从事革命，得海外侨民之助，甚深甚大。中国古人言，礼失而求诸野。今则民族文化传统失之国内，而犹可求之海外之侨民社会，此亦中国社会具自治潜力能通财能宏教之一证。而中国传统文化之未可厚非，亦即由此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