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万历十五年》随笔

        万历15年是明代267年历史中平平无奇的一年，但在黄仁宇先生看来，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可以深刻反映明代制度的症结，也能预示了半个多世纪后明代灭亡的种种机缘。《万历十五年》一书主要讲述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大学士申时行、首辅张居正、清官海瑞、武将戚继光以及乡绅李贽6个典型代表人物。通过分析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来解读大明王朝衰败原因，透过6个典型人物、7篇文章，最终得出：

在一个制度极其腐化的政治环境下，任何人的努力都是无济于事，无论是锐意改革的张居正，还是正直无私的海瑞，都无法改变现实。黄仁宇还强调道德不是解决问题的先头兵，而应充当社会的最后防线，当技术比如行政手段法律能够解决时，我们不要动用道德。明代制度只注重维持国家的基本生存，但一来不重视商业以及民间经济体的发展，二来也不重视国防军事的改革，政府和官僚披着道德的外衣假公济私、粉饰太平，民间各种矛盾问题都无法从制度上解决。

复盘全书，可以将6个主角分成3个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行简单解读：

第一组是改革家张居正和清官海瑞。他们都希望在制度框架下积极推动政治发展，但二人的风格差距很大，张居正是一个品行坚韧又态度谨慎的人，他对改变明代中期国库空虚、边防告急的问题有着深思熟虑。万历当政后，他利用皇帝的信任，在官僚集团中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作为一个臣子，他的皇帝行使权力并毕竟有名不正言不顺的地方，为此他不得不培植私党、暗箱操作，最后也被万历皇帝所不容。清官海瑞是朱元璋的忠实信徒，可以称为“道德模范官员”，他认为要解决当下的社会政治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遵循祖制，严守成规定律。在激怒嘉靖皇帝后，他获得前所未有的名声。海瑞是个理想主义者，只重视道德，而不是现实、时局与社会利益。皇帝派他去江南解决官宦大户侵吞小民土地的问题，他用道德原则和洪武法令阻止了地方上非法的高利贷行为，但侧面鼓励了赖账行为，最终让整个社会经济停摆，一场大动荡就在发生在眼前。作为一个官员，他有着比皇帝还要道德的道德，却对经济领域的理性和法律置若罔闻，最终无外乎壮志难酬，被皇帝罢免。

第二组是放任制度进一步退化的万历皇帝和申时行，他们在互相支持中把明朝推向了灭亡的边缘。申时行原来是张居正的部下，后来因缘际会成了内阁首辅，在清算张居正的过程中，他一方面要撇清和张居正的关系，一方面要协调皇帝和官员之间的信任，避免双方因为张居正事件走向两个极端，为此他废除了皇帝定期需要参与的经筵。经筵是翰林院为皇帝开设御前讲习，这是皇帝学习治国理念、大臣展示才华的重要场合，但万历皇帝早已对此产生了厌恶感，为此他经常取消经筵课程。申时行最后取消了经筵，用来换取万历皇帝在倒张的声浪中保全自己。但这样一来，皇帝和朝臣的隔阂变得越来越深，最终在立储的问题上全面爆发。万历皇帝希望能够按照自己意愿力争贵妃的儿子为太子，但朝臣坚决反对，申时行从中调节，却被参为首鼠两端，最终被万历皇帝开缺，为此他遁入深宫，缺席朝堂，与群臣接近乎隔绝，彻底放弃了皇帝应有的责任，开始漫长的怠政。

第三组是可能为明朝带来新鲜认知的抗倭名将戚继光和乡绅李贽。戚继光本有可能在军事组织和军事技术上实现明代军队的现代化，他在抗倭时期组建了自己的戚家军，他招募朴实的农民入伍，利用宗教感极强的仪式与士兵们歃血为盟，这一点改变了明代原有军队中充斥无赖儿郎，战斗力不足的局面。他针对倭寇的特征，在军队中大力推广鸳鸯阵，强调士兵小队的技术配合，但明代制度规定文官节制不加，军事制度的创新遭到文官系统的猜忌，戚继光非常明白这一点，他的军事才能没有给他带来政治上的野心，他得到了张居正的赏识，最后升任冀州总兵，在古北口一带构建了有效的防御体系，不过随着清算张居正的浪潮，他最终成了文官政治的陪葬品。万历15年，他在贫困交加中去世，他的军事创新也随风而去。李贽在成为明代知名的思想家之前，曾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地方官员，他看惯了官场上说一套做一套的办法，面对儒家理念和实际运作的巨大差异，开始思索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精英都没办法破除这个好利的行为方式，那么是否不应该压抑人内心压抑的东西。为此李贽可谓是上天入地，比那些主张用直觉来理解实际的心学家走得更远，在他看来只要目的是好的，手段可以不问，而张居正才具备一代贤相的素养，这种道德上大起大落的评价实际上动摇了朱元璋那套克己复礼、简朴归真的哲学总原则，这就带来了社会上有话语人士的强烈反弹。在检举的声浪之中，万历皇帝批捕了他，他也在牢狱之中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黄仁宇认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无论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今日所谓的“封建时代”，还是仅从古人的认知范畴出发去揣度当时可能的情况，都无法不注意到一个事实：极权体制下，无论表面是宣扬皇权至高无上还是推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表面蒙盖着荒谬还是高尚的外衣，都改变不了实质上赤裸裸的权力争夺的事实。对民众的论调无论卑鄙还是高尚，并不会影响到内在权力控制的实质。无论是像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那样宣称：“朕即国家”，还是像多数君王通常所会选择的“民生、仁君”论调，在其前后事件及其施政结果可以一览无余的现在，自然而然证明了都只是为了巩固政权或争夺权力。

2022年5月12日    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