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格局”，企业家创造价值的内在动力
破解家族企业发展壮大的思想困局，创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企业观！2020年12月3日晚，博鳌儒商论坛研究院主办“新儒商论道公益直播系列”，由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中山大学【黎红雷教授】，与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晁罡教授】，对话《新儒商企业家的天下格局》。
晁罡教授是黎红雷教授1994年在中山大学招收的第一个中国管理哲学方向研究生，毕业后到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任教，长期开展中华传统文化在企业运用方面的研究，提出“传统文化践履型企业”概念；在普通人“差序格局”的基础上，提出企业家的“天下格局”；在“家族主义”和“泛家族主义”的基础上，提出“超家族主义”等新观点，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引起较大反响。最近，他领衔申报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天下格局”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我们今天的对话，就是该课题第一次在社会公众面前亮相。
中国人的格局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我们知道，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早年曾经提出过一个“差序格局”的理论。但近年来这一理论却遇到极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今年的新冠疫情中，中国老百姓、医护人员、以及广大企业家的现实表现，就完全超出了“差序格局”的理论框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晁罡 教授
发言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晁罡教授在发言中指出：费孝通先生于1940年代基于中国乡土社会和“爱有差等”“私己”等论断，而提出差序格局理论。他认为，中国乡土社会以宗法群体为本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亲属关系为主轴的网络关系，是一种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下，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结成网络。这就像把一块石头扔到湖水里，以这个石头为中心点，在四周形成一圈一圈的波纹，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波纹的远近标示着社会关系的亲疏。费先生说：“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一理论对于中国乡土社会和庶民百姓至今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然而，在当代优秀中国企业家身上，却存在着一些运用“差序格局”理论难于解释的现象。2020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迅速席卷全国。在这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许多优秀企业家如曹德旺（福耀董事长)、于东来（胖东来董事长）、蓝态总经理张华等，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组织能力，通过各种信息渠道，或直接捐助款项，或从世界范围内搜集、采购并捐献医疗物资，甚至身先抗击疫情第一线。
进一步观察发现，这些企业家的善行大多并非一时热情，而是他们长期以来天下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自然流露和延伸。甚至还有一些企业家，如方太的茅忠群、固锝的吴念博、泰威的李文良、蓝态的张华等，他们以弘扬中华文化、造福全世界为己任，他们在员工成长、社会扶助、文化关怀等方面开拓出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践履型企业。
可见，在对待社会和他人时，这些企业家并非如“差序格局”理论所形容的像水波纹那样向外愈推愈薄，“私己”亦非其价值取向；相反，“天下为公”“以天下为己任”才是他们真正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归宿。显然，对于这一现象，“差序格局”理论很难给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二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鸿沟。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说，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企业家提供了一种心理驱动力和道德能量，从而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精神动力。这种来自宗教文化的精神动力，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后来两三百年的长期发展。那么，中国40多年来的持续经济繁荣，让一个多年积贫积弱的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壮举，除了政治制度上的原因，中国一大批优秀企业家的情怀、格局和文化精神是否也在其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呢？要剖析当下新冠疫情期间乃至40多年来中国这些优秀企业家的思想和行为，就应当深入挖掘企业家行为背后的精神文化力量，方能从根本回答上述问题。因为，只有这种精神力量，才最为持久和行稳致远。
黎红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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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
心和儒商书院首席导师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指出：新冠疫情是对中华民族特性包括中国人的格局观的一次检验。党和政府一声令下，一座千万人口规模的武汉马上封城，十四亿中国老百姓马上停止不必要的外出社交活动，4万多医护工作者马上逆行奔赴疫区。“四海同心祛病患，五洲连气护乾坤。黎民守望宅庭院，壮士出征战疫瘟”，这种同心连气、舍己为民、舍家报国的行为，环顾当今世界，只有咱们中国人可以做得到。在这个事实面前，以往各种对中华民族劣根性的研究或者批评，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研究或者批评，有哪些是对的，有哪些是错的，对在哪里，错在哪里？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就是其中的一种。“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长青。”理论不能解释现实，就必须修正理论。从新冠疫情中中国人的现实表现入手，对“差序格局”理论进行反思，正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费孝通先生已经作古，但他早年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的影响依然存在。我们今天要实现我们的民族复兴，就要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要树立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要回应这个“差序格局”的问题。那么，费先生的“差序格局”问题到底在哪里，费先生本人以及学界中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如何从“差序格局”转化到“天下格局”？
晁罡 教授
发言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晁罡教授发言中指出：首先让我们来看“差序格局”的提出背景：20世纪上半叶贫穷落后的中国乡土社会。第一，“差序格局”作为《乡土中国》中的一个章节，写于1947年秋，费先生回忆当时社会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国民经济接近崩溃，贪污盛行、是非不分的风气也弥漫整个社会”。从这些方面来看，当时的中国乡土社会可谓非常贫穷落后，民间风气亦是自私狭隘的。第二，从《乡土中国》中的“乡土本色”“文字下乡”“长老统治”等许多章节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费先生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乡土社会。
其次，让我们了解学者们对“差序格局”思想的反思。“差序格局”思想在最近40年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追随和拓展，但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其中还包括费孝通先生本人的反思。到了晚年，费先生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从早年对中国人“私心”的批评，到晚年开始对“公心”的强调。同样是“差序格局”，同样是推己及人，但他从“以私己为中心，向外愈推愈薄”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一重大转变，可见其思想的归宿就大不相同了。费先生赋予“差序格局”以新的内涵，试图使其从消极意义向积极价值转变。（黎红雷教授插话：1990年费孝通先生针对当代世界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提出四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就被称为“新差序格局”。）
其他学者对“差序格局”也纷纷提出质疑。最根本的挑战来自梁漱溟的“伦理本位”说。梁漱溟先生虽未直接反驳费孝通基于对“私”的批评而提出的“差序格局”，但他是坚决反对“中国人自私”的说法：“中国人若自私，中国早就完了，安得尚有今日？中国民族以其独创的文化，维持其相当独立的民族生命，维持到今天，试问世界上还有第二份吗？岂可这样糟蹋中国人！”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引导中国人凡事不从自己需要出发，而从伦理义务出发，以对方为重。
有学者认为费先生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乡民及其乡土社会，而不是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精英阶层。苏力说：“费老未能展开讨论的这个社会就是至少到春秋战国时期就已从中国乡土社会中逐渐成长救民于水火的政治文化精英。”
总之，一般性地认为中国人是自私的，确有其理论局限，因此，“差序格局”应有其理论解释的边界，如限定在特定的人群如庶民阶层。而对于像士大夫阶层这样的群体，他们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的思想格局，在此可将其称为“天下格局”。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中国古今士商展现的“天下格局”。“天下格局”观念广泛存在于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里，并且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心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一直以来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基本价值取向。
纵观中国史，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士”这一群体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自觉承担起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重任。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对此有深入地论述。如孔子所言的“士志于道”；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讲“舍我其谁”；北宋范仲淹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描绘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儒理想是传统社会士人的最辉煌的目标，激励了一代读书人的理想和豪情。晚明东林党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炎武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命题，一直到最近还能振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弦。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表露出极高的使命感和鲜明的“社会”责任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下格局”思想并非仅存于士大夫阶层，这一文化理想亦扩展至传统商人的精神世界。“天下格局”并非仅为一种宏大视野，也是一种对家国、苍生关怀的道德情操，这在许多传统商人的精神世界里都有体现。《史记·货殖列传》首开为商人立传之先河，记载了计然、范蠡、白圭、子贡等成功的巨商富贾。如范蠡不仅扶助越王勾践复国，而且懂得聚财之道，在十九年中多次积累“千金”财富，他还是一位乐善好施的慈善家。孔子的学生子贡不仅在学业、政绩方面有突出的成就，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他还善于经商，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风，被尊为儒商鼻祖。
清末、民国时期，很多企业家即具备儒家的理念，具备士的操守，乐于造福桑梓与回报社会。例如清末状元张謇可称得上“士”的典范，他放弃了状元身份，一生创办了2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其中包括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华大学、河海大学等高校的前身。又如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于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陆续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国航运势力退出长江上游。1938年秋，他领导民生公司组织指挥宜昌大撤退，其中抢运入川的学校有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数十所，抢运军工以及其他工厂设备数十家。民生公司有16艘船只被炸沉炸毁，69艘船舶被炸伤，117名员工壮烈牺牲，76名员工伤残。他的壮举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基础，受到国民政府嘉奖。
可见，“天下格局”这一文化精神古已有之，且在时代更迭的过程中从士大夫阶层逐步扩展至商人等层级，又经由个体发扬开来，成为一种精神风貌，这是古今有志之士都渴望实现的一种文化情怀。
黎红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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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
心和儒商书院首席导师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指出：
第一，士是儒家天下格局理念的承担者。曾子指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里的“仁以为己任”就体现了天下格局的胸怀。
第二，儒商是儒家天下格局理念的践行者。请看儒商鼻祖子贡和他的老师孔夫子的对话：子贡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在这里，子贡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体现了天下格局的理想信念；而孔子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则是天下格局的践行方法。
第三，庶民是儒家天下格局理念的追随者。有研究者认为：“差序格局”适合于特定的人群如庶民阶层。我认为还不够准确，必须加上一个限制词：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对于广大的庶民阶层就是我们口语所说的老百姓来说，在平时确实关注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老婆孩子热炕头”。但是，在国家危难时期呢？咱们的老百姓也不是孬种，想想抗日战争，想想抗美援朝，看看新冠疫情，我们的中国老百姓，有哪一次趴下了？“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只要国家需要，我们的老百姓总是奋起响应，挺身而出，同仇敌忾，无怨无悔！原因何在？我想是源于儒家天下格局观的长期熏陶，如顾炎武所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早已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扎下了根！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一个群体之一，中国企业家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不但影响着自己的家庭成员和企业员工，而且影响着社会大众乃至国家走向。那么，几千年来儒家所倡导的“天下格局”有没有对当代中国企业家产生影响，具体又有哪些表现？
晁罡 教授
发言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晁罡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当代中国，国际政治环境以及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人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1）在国家经济层面，中国持续、迅猛地发展了40年，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绝非仅能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就能解释的，那么，从精神文化的角度，中国成功的文化基因是什么？目前人们对这一重大问题远未厘清。（2）在国家政治层面，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这需要中国企业家要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思想格局，履行起相应的责任担当。（3）中国企业正面临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商业环境和技术的重大变革，迫切需要中国企业家具有更加广阔、系统的思维模式。
如果说工业革命时代，西方近代资本家充分利用新教伦理精神，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命脉，创造了近现代资本主义两三百年的持续发展；那么，中国企业家若能充分借助“天下格局”等深厚的传统精神文化资源，把握此次重大的政治、经济和技术变革机遇，必将有助于创造出更加繁荣、灿烂的经济和文化，推动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从2010年4月开始，我和我的团队对传统文化践履型企业进行了连续10年的跟踪调查和研究，对以华为、福耀为代表的优秀公众企业的使命和愿景，以及企业家过往活动记录和企业大事记等内容，亦进行了初步研究。作者发现，这些企业家胸怀天下，格局广大，他们均具有一种“天下格局”的精神，其内涵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天下为公的情怀。“天下格局”中的天下是指天下人的天下，自古以来的天下体系属于世界而不属于任何国家，即“以天下为天下”（管子）之意，也是“天下为公”（《礼记》）之义。因此，作为一种价值观，具有“天下格局”的企业家必定心系天下，具有天下为公的情怀，并将成就员工、造福社会、世界和平作为企业自身社会责任的担当；天下为公的情怀使企业家能与超出自身之外的其他天下人共享资源，共同造福社会，并将此作为自身的最高价值追求，这也是企业家创造价值的内在动力。
2017年8月26日，曹德旺曾受邀演讲“思想的格局”，他说：“我一直在强调，企业家必须做到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所做的事情应该能够满足这些要求，这就是家国情怀。”而吴念博创办的苏州固锝电子有限公司的愿景是“用心将圣贤文化带给全世界，造福全人类”，方太的使命是“为了亿万家庭的幸福”，这些都是天下为公这一情怀的生动体现。
2、万物一体的思维。赵汀阳认为，对于天下，所有地方都是内部，所有地方之间的关系都以远近、亲疏来界定。这种无外的原则作为世界尺度，就意味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不包含任何歧视性或拒绝性原则来否定某些人参与天下公共事务的权利。由此，亦可认为具有“天下格局”的企业家必定具有无外的万物一体的思维。这种万物一体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他们将世界万物的许多看似有别的两个方面均视为一体，如组织内与组织外，利他与利己，精神力量与物质效益等。
面对员工提出“天天做文化，都没时间搞业务了”的质疑，方太董事长茅忠群解释说“文化即业务”，二者是一体的，它们是一不是二。中兴精密的创始人张忠良对内主张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对外主张发扬利他精神，坚信“利他即利己”，并将“内求、利他”作为企业的家训。信誉楼（河北黄骅）提出不收回扣，不搞价格战，不独霸市场，强调要与供应商、商业同行共享、共生、共存的态度，共建良好的企业生态。
3、成己达人的路径。儒家在建构“天下观”的时候，首先从格物谈起，然后经由自内而外、自微观而宏观的路线，建立起了一个多层次和系统性的生命皈依体系，经历了一系列组织层面的构建，即由个体而至家、国，最后达至天下。因此，具有“天下格局”的企业家秉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方针。企业于建立之初，企业家先通过自身努力完善自身，再到逐渐向外扩展至“兼济天下”，这是“天下格局”的方法论。虽然这看似与“差序格局”的路径没有差别，但是，具有“天下格局”的企业家是以“兼济天下”为精神的皈依，而非以家族血亲为最后的精神归宿。
在成己达人的路径里，具体包含了导人自新、利润共享、服务社会等内涵。以导人自新为例，具有“天下格局”的企业家与普通企业老板或富商不同，他们不是将员工仅看作劳动力，只培训他们的技能；而是将员工看作一位完全的人，将企业看作员工全面发展的平台，企业既培养员工的技能，且培养他们的德行，注重教化员工。而利润共享方面，具有“天下格局”的企业家表现更为突出，不少企业家捐出自己的股份与员工、社会共享，如创办泰威电子有限公司的李文良，借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51/25/24”的利润分享方案，即在留出发展资金以后，将剩下的利润拿出51%做社会教育和公益，25%分给员工，最少的24%才是股东的。
黎红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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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
心和儒商书院首席导师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仁者爱人”。那么，仁爱思想如何培养呢？孔子指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要达到仁爱的境界，就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而作为人类最普遍最基本的组织形态，人人都生活在其中的家庭显然就是仁爱思想养成的最适宜的场所，家庭成员之间的孝悌行为就是仁爱规范形成的最基本的起点。故《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学生有子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但是在孔子本人看来，仁爱对象不能仅仅停留于家庭成员，他在《论语·学而》中提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由此可见，孝悌可以说是仁爱行为的起点，但绝对不是其终点；仁爱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自己的家人，而且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大众。
从根本上说，儒家追求的是“天下一家”的理想。据《论语·颜渊》记载：孔子的弟子司马牛忧愁地说自己没有兄弟。子夏安慰他说：君子和人交往态度恭谨而合乎礼节，那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沿着这一思路，北宋儒者张载提出“民胞物予”的著名命题。在他看来，天地是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所以我和天下的民众都是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和天下的万物都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在这里，已经没有所谓“家人”和“外人”、“熟人”和“陌生人”，乃至“人类”与“万物”的区别。这是孔子仁爱思想的最高张扬。
“天下格局”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那么，它对于当代中国企业家有哪些指导意义？对于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对于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对于家族企业的转型、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等等，会有哪些启示？
晁罡 教授
发言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晁罡教授在发言中指出：
首先是理论价值：
1、通过剖析中国企业家“天下格局”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现实体现，探明其在当代的具体内涵，从而可在理论上探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中国优秀企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因。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研究，在新教伦理背景下，产生了近现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从而推动了西方近两三百年的持续发展，这是西方近现代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因。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发展自应建立在中华文化的根基之上。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从未间断。在历史的长河里，中国长期以来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直到1820年，中国GDP占世界32.9%，高于第二名欧洲的26.6%（安格斯·麦迪森，2016），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引领一个民族特性的是其文化大传统，文化小传统则受大传统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中，《易经》具有崇高的地位，被称为“群经之首”，其中讲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强调君子处世，既要像天一样，刚强劲健，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又要像大地一样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这种文化塑造了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精神，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这为中华文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
千余年来中国经济长期雄居世界首位或前列，近40年来亦获得持续强劲的发展，这些均绝非偶然，绝非仅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所能解释的，背后一定有其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基因。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直接影响和塑造了中国传统商人的文化意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优秀企业家的文化意识和家国情怀。通过对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入分析，即可进一步明晰企业家“天下格局”的内涵和维度，从而揭示当代中国优秀企业家的精神，及其企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因。
2、通过将“天下格局”与“差序格局”进行理论比较和对话，明确各自的内涵和适用边界，从而既能够解读普通百姓及社会精英人士的世俗生活行为，也能解读社会精英人士的家国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行为。194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时，是以乡下人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且得出这些乡下人的价值观是“私己”的这一重要论断。但是，乡土人情绝非中国文化的全貌，“私己”也很难代表中国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在中国文化大传统里，“天下为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乃至“杀身成仁”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而“差序格局”主要表达了普通庶民平时的世俗生活及其人际规范和价值取向。
因此，我们通过辨析“天下格局”与“差序格局”之间的关系和适用边界，进而建构一个能够兼容二者的理论框架，从而跨越两个理论之间的鸿沟，并能更全面地解释中国人的行为。
其次是社会价值：
1、通过明析“天下格局”的内涵和维度，为塑造既具有天下为公之广阔胸襟，又具有中国文化情怀的当代中国新儒商企业家精神提供了方向和具体指引，为企业应对时代挑战和持续经营提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之道。当代中国已经持续高速发展40余年，并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今正处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此种情势下，企业家应发挥什么作用？怎样发挥作用？过去那种局限于企业一隅、在商言商的思考方式和做法，已经阻碍了企业的创新与发展，使其很难适应当前的形势。“天下格局”是中国传统士商精神的集中体现，且在当代中国许多优秀企业家身上表现出来，他们引领企业获得了优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天下格局”作为一种新时代的企业家精神，它所包含的天下为公的情怀、万物一体的思维、成己达人的路径等内涵，可以为企业家提供一个明确的思想方向。
2、为解决家族企业发展瓶颈提供思想借鉴和方法指南。目前，许多家族企业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如内部人际信任问题、代际传承问题、企业扩大规模问题等，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些家族企业的人际关系结构存在着明显的局限，领导者对不同的下属存在差别对待的现象，从而影响非家族成员在工作中的表现，破坏组织的公平机制，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双方缺乏真正的信任，这些局面导致企业难以适应长期发展的要求，使家族企业陷入瓶颈。我们提出的“天下格局”不仅表现为企业家的责任担当，而且因其公心、共生和互利的内核及相关做法，有利于消除企业与员工、企业主与经理人的对立，为改善家族企业发展困境提供可行之策。
3、“天下格局”思想可促进企业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更自觉、更全面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实现企业与社会的共同进步。在当代商业社会，作为重要的社会组织，企业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理应承担更大的义务。企业家“天下格局”中天下为公、万物一体和成己达人等精神以及相关的行动，对于推动企业不仅在经济成长方面，而且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自觉和全方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黎红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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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
心和儒商书院首席导师
黎红雷教授在点评中指出：超越“差序格局”的局限，树立“天下格局”的理念，对于当代中国企业和企业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从构建企业命运共同体的维度，建设幸福企业大家庭。中国人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的族群，儒家学派是世界上最重视家庭的思想学派。中国人的家庭，不仅是生儿育女的地方，而且是生产消费的组织，更是学习教育的场所。借鉴中国家文化的要素，企业家做一位尽职尽责的“大家长”，企业员工像兄弟姐妹一样彼此关心，相互关爱。事实证明，这样的“拟家庭化”的企业，是具有紧密凝聚力和坚强战斗力的企业命运共同体，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二，从构建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积极投入“双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个人认为，当前党和政府提倡的“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意义。特别是国家大力推动软基础设施投资、智能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国家工程建设投资、城市升级工程投资等举措，对于促进沿海与内地、城市与农村、一二线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的平衡发展，从而真正形成全国一盘棋，建构国家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广大企业转型发展、报国强企、大展身手的广阔舞台。
第三，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发展平台。个人认为，“一带一路”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文化意义。一带一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对人类的又一重大贡献，也是广大企业走出去，展现中国企业风貌，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大好机会。
总之，从企业命运共同体，到国家命运共同体，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代中国企业家，特别是新儒商企业家，践行儒家商道、落实“天下格局”的努力方向。
晁罡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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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在回答广州网友刘涛、广西网友段颖平等的提问之后，晁罡教授总结陈词：虽然“差序格局”对于当代中国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仍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差序格局”决不能代表中国人行为的全部，特别是对于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和当代的优秀企业家而言，更是如此，他们更多继承了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以天下为己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精神，我们将这种精神称为“天下格局”，它包括天下为公的情怀、万物一体的思维、成己达人的路径三个方面。
提出“天下格局”，对于探明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家精神，以及中国优秀企业能够长期持续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因，区分“天下格局”与“差序格局”各自的内涵和适用边界，解决家族企业因“爱有差等”而造成的人际信任困境，均具有重要理论和社会价值。
黎红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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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鳌儒商论坛理事长
心和儒商书院首席导师
黎红雷教授总结陈词：中央《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那么，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到底有哪些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可以用于“涵养企业精神，培育现代企业文化”？晁罡教授及其团队所承担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的天下格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课题，以及今天我们的对话，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欢迎更多的同仁加入我们的行列，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紧密结合，发展企业儒学，弘扬新儒商精神，建立文化自信，推动民族复兴，贡献人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