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常常提笔，想要一舒心中快意？苦思半日，又悻悻然放下，自嘲一句：“充什么文人骚客？”又或者一气呵成，成就一篇文章，洋洋得意，回头再看时，满面赤红，哪有什么龙肝凤髓？
写点什么？这是个问题，而且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或者说第一个阶段，是问自己。这声疑问发生时，我们尚未开始，是有感而发却未发的时候，像黎明，像黄昏，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只是日头升起的前奏，只是夜幕降临的预警。
我们问自己：“写点什么？”，是征求自己的同意，也是自我内心的怀疑。我们确实有所感悟，确实希望有所表达，做好了行动的预备，却远远没有开始。我们在做抉择，这抉择里至少又包含了两点疑惑：
一、我该不该写作？
二、我能不能写作？
这两点疑惑，又纠结成一个疑问：“我想不想写作？”
必然有人要发出嗤笑：“顺序反了吧？”
是啊！依照常人的逻辑，只有先想写作，才会发出“写点什么”的疑问，如果不想写作，又怎么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似乎是这个道理，却少有人发现这其中的悖论：他既然已经想了，又怎么会发出“写点什么”的自问？他既然已经发出这样的自问，又怎么会真的想？
自然有人再提出质问：他根本就不想写作，怎么会发出“写点什么”的自问？
是的，这是个真理：一个人如果真的不想做某事，绝不会对此事有一点兴趣，绝不会与这件事有一点瓜葛，即便这事就在眼前，他也视而不见，连一句“我不想”都不会说出。如同为一只山羊奉上鲜美的鱼和肉，不论再怎么美味，它的选择也只会是草。
不过，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山羊”，“山羊”不会来到这里，来到这里都想“吃鱼”或者“吃肉”。
正因为摇摆不定，才会发出“写点什么”的自问。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用“纠结成”一个问题，而不是“纠结出”一个问题。
这不是巧辩。“出”是结果，在后；“成”是蕴含，在前，在中，也在后，是纠缠在一起的，所以是“纠结”。
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种纠结，“写点什么”的纠结。
我们说：一个人如果想写作，怎么会有自问“写点什么”的纠结？他如果有这种自问，又怎么会是真的想写作？
这是个悖论，悖论里藏有真相。真相是：这人不是真的想写作。
文章开篇，笔者对“写点什么”作了个黎明的比喻，比喻的本意是想要说明：我们发出“写点什么”的自问时，首先处在这个问题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是写作前的预备阶段。
这个比喻并不怎么恰当。黎明也好，黄昏也罢，迎来白昼或者黑夜都是必然的。而我们问出“写点什么”时，却未必会真的写作。
问出“写点什么”时，发问的人本就是摇摆的，他不是真的想写作，只是忽然有了兴致，这时他的“想”是“意想”，是感情上的想，几乎没有什么理性可言。这时候，这种“想”就是“假”想。
虽然是“假”想，但确实想了，他就必然要发问：“写点什么？”
只要发问就进入了“写点什么”这问题的第一个问题即第一阶段。要度过这一阶段，就要解决这两个疑惑：
一、我该不该写作？
二、我能不能写作？
第一个疑惑，是对自己“有感而发”的重要性的质疑。
第二个疑惑，是对自身写作能力的质疑。
要从“假”想到“真”想，就必须解答这两个疑惑。
第一个疑惑，我们的有感而发是否值得写出。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经历也好，知识也罢，实在不足以为外人道，写出来给谁看呢？写出来又有谁看呢？
有一个答案，很好地规避了这种落寞：写给自己。
这实在是一个很聪明的答案。不少人凭借这一答案，跨过了第一个疑惑。这是一件好事，却不是一个好的答案。
这个答案里暗藏了一个新的疑点：既然文章是写给自己的，又何必写出来？或者，写过了，抛在脑后也就是了，何必留存？
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即便是只做日记的作者，也不愿把他的心血抛掉。因为写作从来不是只写给自己的，因为这样的写作违背了文章的本质。
引用叶圣陶老先生的一段话：
凡是文章，都是从作者的笔下写出来的，作者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以内，对于一事、一物或一理、一情，有话要告诉大家，这才写出文章来代替言语。
这便是文章的本质，写出来便是有话要告诉人，只是告知的对象不同。写论文的，要告知同行业的人；写诗的人，要告知爱诗的人；写日记的，也不会总把它藏起来，总有一天要拿给旁人看，或者成为回忆录，或者成为自传，最不济也要拿给未来的自己。
如你写作，只想拿给未来的自己，那“写给自己”的理由便足够；如有一天不再只写给自己，或者本来就不止写给自己，那就要必然要引起这样的思考：
“我该不该写作？我的有感而发是否值得写出？”
文章的本来作用，是表达我们的观点，阐述我们的所见，宣扬我们的思想。文章本来就是把我们介绍旁人。这种介绍是自由的，不强制要求旁人聆听接受，只有愿意接受的才能够接受。
譬如，我作的这篇文章，不知要多少人看过，但读者们认同与否，我并不知晓。认同的，或许会点个赞，不认同的，绝大多数懒得数落。但不论认同与否，我都不曾强制人来看，他看到了，就是接受了我的介绍，至于认同与否就又是另一遭事了。
所以，文章向来都是写给想看的人的，写给有缘人的。
那些有感而发的写作，本来就没有值得与不值得，本就没有该与不该。于赞赏你的人，你有过想法而不曾写出，他只会叹息；于不赞赏你的人，便作出旷世的文章，他也发声嗤鼻。
文章确是作出来昭示于人的，却不必一开始就念着“人家将怎样品评”“该不该写作”，只有文章作出来了，这些问题才可能有个答案。
既然“有感”，就要“而发”，无所谓“该不该”，我们本来就有表达自我的权力。
第二个疑惑，我的写作能力如何？换句话说，我能否将我的“有感而发”有效表达？
解决这个疑惑，并不难，因为它的答案只有一个：去写作。
要检验自己某方面能力如何，就只有一个方法，去做那方面的事。
一个人若是在开始一件事前就怀疑自己的能力，那通常只有一个原因：害怕失败。
问出“能不能”时，就在为自己的失败寻找退路：我不曾写作，也就不存在不能写作，我只是不曾写作。
于是，“能不能写作”，成为最大多数人开启写作的绊脚石。
因为不能承受失败，到不如承认“不能”，于是可以等到“能”时再做，而那个“能”时不知不觉便是一世。
我们大多数人，都太过脆弱，我们像严冬里房檐下的冰溜子，锐利、晶莹却经不起一点儿磕碰。我们最容易欣赏项羽，也最容易成为项羽——我们能做百战百胜的战神，却承受不起一次失败的折磨！
真正的成功者是刘邦，也只能是刘邦，他顽固得像一团烂泥巴，没脸没皮，越踩越泥。
解决“能不能写作”的疑惑，只要想要写作者“反脆弱”。
决心表达自我，决心“反脆弱”，我们想要写作，才从假想变成真想。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写点什么”的第二阶段。
从有感而发的写点什么，会在进入真想写作的状态后逐渐变成“无感可发”。
正因为“无感可发”，才会问“写点什么？”
于是，抓耳挠腮，为赋新词强说愁。
还是叶老的那句话：
凡是文章，都是从作者的笔下写出来的，作者在自己的经验范围以内，对于一事、一物或一理、一情，有话要告诉大家，这才写出文章来代替言语。
有话要讲，才要写出文章来代替言语。既然本来无话可讲，何必非要“写点什么”？
有人要恼火：我本来真想写文章，才来写文章，现在不去写了，又算作什么？
人人都愿做多产的作者。似乎只有产的多了，量变才能积累成质变，才可登堂入室，才能抢占鳌头。
这想法本来没错，但作者不是只靠不断地写作就可成为优秀的作者。
我们都知道“学问”的故事：有个父亲为他两个儿子留下一幅“学问”家产，要他们务必谨记。兄弟两个要分家，“学问”一分为二，哥哥得个“学”字，弟弟获个“问”字。兄弟倒是谨记父亲的教诲，一个学不停，一个问不止，到头来，学者只知学，问者只知问，谁也担不起“学问”二字。
写作也是学问。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秀丽地大山，山上枝繁叶茂。写作，是把老树变作木材，成为有价值的东西。山大林茂，却也经不起日夜砍伐。要想山林永盛，就要栽下新的树苗。
于写作，写是“问”，是“砍伐”，是输出。写得多不是坏事，但只写不行，还要“学”，还要“栽种”，还要输入。
我们读了叶老的话，便知道“一事”“一物”“一情”“一理”都可做“有话要说”。再接着读叶老的《七十二堂写作课》，便知道了记叙文怎么写，说明文怎么写，议论文怎么写，抒情文怎么写，于是我们至少有了四个写点。
这是输入。输入后还可以输出，毕竟世间本就不过事物情理四字。
处处留心皆学问。写作者不可以不留心生活、不观察生活、不思考生活，把生活的点滴记录，并结合到事物情理中，又怎会无话可说？
决心表达自我，决心“反脆弱”，决心学海里写作，假想变成真想，怎么会困惑“写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