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坚和杨广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隋文帝杨坚（541年7月21日 [1] -604年8月13日），弘农郡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市）人。汉太尉杨震十四世孙，隋朝开国皇帝，开皇元年（581年）至仁寿四年（604年）在位。鲜卑小字那罗延，鲜卑姓氏普六茹，杨坚掌权后恢复杨氏。
其父杨忠是西魏和北周的军事贵族，北周武帝时封为随国公，杨坚承袭父爵。北周宣帝继位，以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位望日隆。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杨坚受北周静帝禅让为帝，改元开皇。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多次减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国家农业生产，稳定经济发展。开皇九年（589年），派晋王杨广南下平陈，统一南北。隋文帝对周边各族，采取了军事上的防御和政治上的招抚政策，有效地处理了民族矛盾， 被北方少数民族尊称为“圣人可汗”。开皇年间，隋朝疆域辽阔，人口达到700余万户。
隋文帝杨坚，豪门出身，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得国最容易的开国君主。的确如此，但要考虑到，这个情形的出现除了时代背景外，还有老杨家人数代不懈的努力奋斗，而杨坚同志，只是他们这种集体努力的最高代表。
不过这种简单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代价主要就是杨坚作为开国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声名却不算是太高。除了隋朝国祚太短外，主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杨坚没有机会显示自己纵横捭阖，杀伐果断的帝王气概。没办法，人们的心底里总是对激情四射充满着憧憬和希望。
西方的一部分历史研究者把杨坚视为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大的帝王，他们的理由是杨坚在执政期间做出了很多对后世中国影响很大的政治举措，比如科举制的实施，还有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三省六部制的基本确定等等。的确，这都是在杨坚的治下完成的，而且的确是后世中华帝国王朝的基本制度标配。
大概只能这么说，西方文明对制度，法律和确定性的偏好决定了他们判断好坏的标准。而中国人看待事情的眼光有另外的一套标准，可以简单地称之为一种历史性的浪漫。但这个说来话长，要说清楚可能比说清楚整个中华帝国的历史还要复杂，就当一个观点简单了解一下就好。
杨坚在登上皇位前面临过的最大危机是这样一件事情。
以下引自百度百科：
宣政元年（578年）六月，周武帝宇文邕死后，太子宇文赟即位。杨坚的长女杨丽华被封为皇后，杨坚因为是皇后之父又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大司马。大象初年，杨坚官任大后丞、右司武，很快转任大前疑。周宣帝每次外出巡幸，都让杨坚在朝内留守。
杨坚的地位和威望日益做大，周宣帝十分忌惮。周宣帝有四位宠幸的姬妾，与杨丽华一起为皇后，诸家争宠，相互诋毁对方。周宣帝发怒之时，对皇后杨丽华说：“一定要将你家灭族！”
最后，杨坚想出了两全之策，通过内史上大夫郑译向宇文赟透露出自己久有出藩之意。这正合宇文赟的心意，当即任命他为亳州总管。这样宇文赟暂时放心了，杨坚也暂时安心了。
一个大臣让当朝皇帝担心到了这种程度，尽管短期看问题算是和缓了，但是，这就像定时炸弹，未来杨坚的日子不会好过到哪。可是，这么的巨大问题最终却得到了一个十分戏剧性的解决。怎么回事呢？
几乎千古未有的事情发生了，皇帝陛下辞职不干了。大成元年（579年）二月十九日，周宣帝宇文赟下诏传位于长子宇文阐，并改年号为大象，自称天元皇帝，住在后宫，终日与嫔妃宫女们吃喝玩乐。原来周宣帝宇文赟自幼生长于宫内，对朝政毫无兴趣，就喜欢沉溺酒色。他觉得这个皇帝当得很不自在，所以就把皇位让给了自己不到十岁的儿子，自己做太上皇，乐得终日醉生梦死。
对杨坚而言，更好的事情还在后面。次年，公元580年，这位刚刚二十出头的太上皇就一命呜呼了。然后一切就都水到渠成了，凭借着家族和自己多年经营完善的关系网，杨坚顺利地成为了唯一的辅政大臣。然后再顺水推舟般地逐步削弱了北周王朝的皇室宗亲。最后，瓜熟蒂落地把北周朝廷变成了大隋帝国的店面。
公元581年二月，北周静帝禅让于杨坚，北周覆亡。隋文帝杨坚定国号为“隋”，定都大兴城（今西安）。
如果稍微刻薄一点说呢，隋文帝杨坚可能更像是一个能力出众的官僚，而不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气质里有着非常温和，甚至是有点懦弱的东西。杨坚在灭掉南方的陈国后，很暖心地让亡国之君，著名的陈后主在洛阳颐养天年，可能也算是一种这种心态的表示吧。尽管处死陈后主在政治上并不是不可行，毕竟陈后主在执政后期绝对算是不得民心的，道义上并没有什么太大毛病。
如果我能做一个比较诛心的判断的话，杨坚的这种官僚气质在他对隋帝国继承人的错误选择上很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为人忽视的内在动因。官僚们喜欢听话的，顺从的，遵守规矩的人选。善于伪装的杨广很可能就是窥到了他爹的这个命门，才得以取代了豪放，粗狂，不拘小节的前太子杨勇而登上大位的。
杨坚还有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的为政举措影响后世，具体的说是一个文化政策的实施。公元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自此以后，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虽然官方修史公正性不足，但由于任用专业史臣撰写，由朝廷提供的资料也比较充足，在隋唐以后成为朝廷专门的事业。
特意强调这个事情呢，因为修史，尤其是国史，对于中国文化传统而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杨坚做了一件“妨碍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不那么体面的事情。但我们如果能客观地追溯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那就必须要承认两个事实，第一，这是迟早的事情；第二，这是中华帝国的意识形态系统开始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历史对于汉文明而言，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学术系统，可以简单地只用真假就能予以判断。历史，和她的表面形式，历史学，对中国人的重要性大概就相当于圣经对西方人的重要程度。你能想象每个人都来自行编辑圣经的情形吗？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就先说到这吧。总之，是杨坚确定了国史编撰的程序。说一句可能有点过分的话，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的影响甚至要大于杨坚朝另一个重大的制度建设举措，科举考试。
下面说杨广。杨广的名气在历史上可比他这位中规中矩的父亲大人要大得多。因为在历朝历代的昏君排名中，杨广应该是能够进入前三位的。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不能留香千古，那就遗臭万年”，二者的影响力和难度基本差不多。
近些年来比较流行给杨广翻案。说杨广是个目光如炬，高瞻远瞩的，历史上难得一见的伟人。为什么呢？因为杨广的格局远高于他的同时代人，他在1千多年前就意识到了共同市场对国家统一和后续发展的重要性，所以他力排众议，耗费巨大国力，营建运河交通网络，沟通南北。他的数次排场豪华的出游也被解释成了对民族向心力和认同感建设的文化宣传措施。
有没道理呢？好像也有。但问题是，如此伟大的一个人，干嘛还死气白咧地一定要当这个皇帝呢？杨广费尽心机地在他爹妈面前表演了20年，也压抑了20年，难道就是为了有一天自己能为中国人民作出巨大的贡献吗？这样的杨广到底算是圣人呢？还是魔鬼？
以上的话多少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了。老实说，以现代心理学的一些常识来分析杨广可能更为合适一些。从杨广登上皇位后的一系列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行为来看，大概能得出两条结论。一是被压抑地太久了，需要释放。再就是杨广在他强势的父母的巨大压力下，恐怕自小就没有获得过必要的成就感，他急切地想向周围的世界证明，他是个有能力的，甚至非凡的人。
结果呢，自然就悲剧了，种子是杨坚和他的独孤皇后种下的。总而言之，杨广其实应该算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