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的人文始祖——
赵佗统治了岭南近百年———其中包括归顺于汉朝的那些年———在这么多年里，他为岭南做了很多实事，首先就是开新道、凿灵渠，这是最关键的奠基之举。当然，开新道、凿灵渠的发起人不是赵佗，而是秦始皇，赵佗只是推动者和执行者而已。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开发岭南的人，应该是秦始皇。
秦朝占领岭南之前，中原和岭南之间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中原人想到岭南去，或者岭南人想到中原去，只能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行走。这些地方山高岭峻，鸟道微通，不能行车，阻碍重重，于是，秦始皇派遣了大量的戍卒、犯人等贱民，开凿沟通南北的道路。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四年，秦王朝还发配了一些有罪官吏到岭南，跟贱民们一起从事以筑路为主的苦役。他们所筑的陆路，就是任嚣叫赵佗切断的新道。从任嚣的嘱托来看，新道当时在岭南是陆地上唯一的对外通道，可见新道的重要。
当然，还有一条水上通道同样可以通往岭南，那就是灵渠。秦军正式占领岭南之后，便在灵渠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开凿，让灵渠变得更长，岭南到中原的水上交通因此变得更加便利，长江上的船只也可以经过湘江进人灵渠，然后人漓水、桂江南下，取西江东行抵达番禺，或沿浔江西行抵达布山、临尘。这时岭南已经水道纵横，无所不通了。这直接改变了岭南的命运。
所以，秦始皇虽然是暴君，虽然做了很多可以不在那个时候做的事情，虽然劳民伤财，但他确实给历史留下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符号。尤其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几乎是中国的象征。而且，岭南因为他的征服，还有他那些虽然不是首创，却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遣民戍边、开新道、凿灵渠等——直接从原始社会一步步进化到封建社会。如果没有秦始皇，岭南很可能不会有后来的富裕。当然，秦始皇只是在某个历史节点上扮演了他应该扮演的角色，就算没有他的出现，也会有另一个人来征服岭南，将中原的先进文化引入岭南，但任何事物都是由相应的几种条件共同构成的，错过这个时机，条件就会发生改变，它的现状也会变得不一样，也许发展得比现在更好，也许发展得不如现在，我们说不清。历史其实是没有如果的。该发生的事情，终究会在那个节点上发生。不过，如果发兵征服岭南的人不是秦始皇，那么带兵占领并驻守岭南的人也不会是赵佗，他更不会有不费一兵一卒便能自立为王的机会。
历史是一环套一环的，只要一个节点发生变化，整个历史都会变化。比如，如果罗马帝国没有迫害耶稣，犹太教的拉比们容得下萌芽中的基督教，没有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基督教会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吗?说不清，很可能不会。所以，世界也有它要演绎的剧情。一切都像巨大的齿轮组那样运转着，虽然无声无息，但主宰了一切。
那么，作为开发岭南的节点性人物，赵佗是如何扮演好他的角色的?
自从担任龙川县令，赵佗就有了改造岭南的想法，接受任嚣的授权，成为岭南驻军承认的南海尉之后，他的想法就进步扩大了一一他能改造的，不再是小小的龙川县，而是整个南海。当他自立为王，不再是秦朝的臣子，成了岭南三郡的领导人、百越大地的王者之后，他的念想进一步扩大，他想改造也能改造的不再是南海郡，而是整个岭南大地。
赵佗建立南越国之初，南越国的疆土与秦朝所设的三郡辖区相当，北、东、西三面分别与长沙、回越和夜郎三国交界，北至南岭(今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江西南部一带)，东至回越今福建南部)，西至夜郎(今广西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南至南海(今越南的中部和北部)，东面与南面濒临南海，都城在番禺，也就是今天的广州。
建立南越政权的初期，赵佗希望采取“中国人相辅”“以其党为假守”的政策，用中原人统治岭南，却慢慢发现这样行不通一一当地的越人首领不听中原人的话，双方经常发生冲突甚至影响到政策的实施和政权的巩固。于是，赵佗吸收了当地有威望的越人首领进入中央政权，参与国家的管理。比如，他听说吕嘉号称“越人之雄”，深受广大越人的信服与看重，就任命吕嘉为南越国的丞相，让吕嘉直接参与王国大事的处理，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还把他的弟弟也封为将军。据《资治通鉴・汉纪十二》记载:“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得众心愈于王。”换句话说，吕嘉在任期间，他的家族可以说是权倾朝野，在岭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南越王室还吸收了其他的许多越人，让他们在军队和政权体系中担任官职。比如归义候郑严、田甲，驰义侯何遺，郎都稽、湘长侯桂林监居翁，瓯雒佐将黄同，暸侯毕取，揭阳县令史定等。在越人部落强盛的地方，赵佗还采取分封越人首领为王～～～例如将交趾地区分封给西于王～～～的办法，让“诸雒将主民如故”，也就是让越人自己管理越人，给了他们最大的自由和最小的约束。
为什么赵佗这么重视本土越人的力量?因为，他是在秦末农民起义，诸侯逐鹿中原时取得南越政权的，换一种说法，就是趁火打劫、乘人之危。按照秦朝的政策，郡尉必须由皇帝来直接委任，任嚣没有委任赵佗为下一任南海尉的权力，所以，赵佗的职位得不到中央政权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赵佗想在岭南立足，让南越国长治久安，就必须让越人信任他，愿意与他合作。这也是他实行“和辑百越”政策的原因。因此，他取得了广大越人的支持，赵氏南越王朝的统治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
而且，赵佗担任龙川县令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古越部族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和风俗习惯，你不能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像中原人那样生活，因为他们不会这么做的。他们是一个原始自由的部落，不会轻易向某种势力屈服，哪怕它已经战胜了自己。这就是一种强悍野性的文化基因。不仅西北地区的匈奴人血液中有这种基因，南部的百越人也有这种基因。所以，“焚书坑儒”式的铁血政策对百越人是行不通的，赵佗只能“和辑百越”，而且必须由自己做起，以身作则。比如，他不再穿中原人的官服，改穿越服;不再留中原人的发型、改留椎髻；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他都会入乡随俗，还在给大汉皇帝的书信中自称“蛮夷大长老夫臣佗”。本质上说，他是在守中原人的价值观的前提下，把自己変成一个南越人，融入南越人的世界，这样他才能完完全全地理解南越人，跟南越人站在同一阵线上，或者说，让南越人相信他，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因为他的以身作则，其他南下的中原官吏也纷纷接受了越人的风俗习惯。相应地，越民也就逐渐接受了中原官吏的统治。换句话说，因为用好一个“和”字，赵佗成功化解了紧张了几百年的民族关系。
关于赵佗的入乡随俗，《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有一段记载:“高祖使陆贾赐尉他印为南越王。陆生至，尉他魋结箕倨见陆生。陆生因进说他曰:“足下中国人，亲戚昆弟坟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带，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祸且及身矣。……于是尉他乃蹶然起坐，谢陆生曰:‘居蛮夷中久，殊失礼义。’”汉高祖派陆贾出使百越，游说赵佗，劝他归服汉朝，做一个藩王，赵佗却没有遵循中原人的礼仪，而是像越人那样梳着椎、像簸箕一样张开双腿坐着，迎接比他年长的陆贾。陆贾将赵佗的衣着举止看成一种桀骜不驯的表现，也非常反感他对中原人身份及中原礼仪的抛弃，于是当时就教训了他一顿，顺便将汉朝的强大，以及反抗和归服之间的利害关系说得清清楚楚。赵佗当下就被陆贾说服了，向陆贾道歉说，自己在越地住久了，习惯了越人的习俗，才会这么失礼、并不是存心怠慢。
赵佗确实没有抛弃中原人的礼仪传统，相反，他非常重视“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团结人心”，不但用行政手段推广中原汉字，教越人看中原人的经典，还用中原的伦理道德观念来教化越人，引导他们赡养老弱、废除群婚等，使越人“渐见礼化”(范晔《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刘邦在《立赵它为南粤王诏》中对赵佗的评价是:“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減，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班固《汉书・高帝纪》)可见，刘邦还是很认可赵佗的，而后人也将赵佗称为岭南的人文始祖。
当然，岭南从远古时期就有了人类文明，单纯从人类文明的角度上看，赵佗算不上岭南文明的始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考古学家在广东的博罗县一带发现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文物，其中包括青铜器、编钟、陶器、瓷器、玉器和水晶等。很难想象它们会出现在一块未开化的大地上。而且，根据当地出土的文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那里有过一个被后人称为“缚娄古国”的小国，它有自己的文明，辖区在广东的惠州、博罗、东莞和深圳一带，但公元前337年就灭亡了，没有留下什么广为人知的文化传承。证明它曾经存在过的，只有那些文物和遗迹，如果连这些东西也消失了，它的存在也就消失了。世界上的很多存在都是这样，都像破灭的水泡一样消失了，无论是人类个体、民族、种族、物种还是文化，甚至就连星体也是这样。所以如果缚娄古国没有留下那些文物遗迹，学者们所认为的岭南文明史就会后退好几百年，人们会继续把先秦时期以前的岭南当成“瘴疠之地”一一—人类文明的荒原。
当然，我们不知道缚娄古国的文明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但是，从那些文物可以看出，它已经不能完全算是一种原始文明了，它肯定有一些超越原始文明的技术，否则，它不可能造出那么多好东西。先秦时期的百越人也是这样，他们不但能歌善舞，还造出了很多乐器，包括我们前面所说的铜鼓，它们是同一时代、更加先进的中原人造不出来的。另外，百越族还有自己的装饰画和壁画，它们都是人类艺术的一部分，也都是文化和文明的一部分，包括越人绘制在身上的图案，也是艺术，也在传达一种美和精神。所以，至少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岭南就出现了人类文明，也许不发达，也许跟中原人的观念和规矩有所冲突，因此不能被中原人接受，甚至引起了中原人的反感，但它仍然是一种人类文明，承载了那个时期南越先民的群体智慧。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智慧是不成熟的，它缺乏秩序和规范也缺乏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道德导向，不利于群体成员的有效协作，虽然充满热情、野性和自由奔放的气息，但严重妨碍了当地人作为社会群体的发展和进步，也妨碍了社会形态的发展和进步。缚娄古国之所以那么快消失，可能就有这方面的原因。而中原文化的进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于是，南越大地上的老百姓就渐新被世界所接纳了。
秩序是岭南需要中原文化的原因，也是中国需要儒家文化的原因。人类一旦形成群体，想要以群体的形式不断发展，就需要一套合理的秩序，也需要有人监督、保证大家都能遵循这套秩序，最后形成一种有序的生活方式。至于如何在此基础上提升个人的幸福感和生命质量，则是佛道文化更关注的问题。所以，中国不仅仅需要儒家文化，也需要佛道文化，或者说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需要一种集儒释道精髓于一身的大文化。
从史料中，我们看不出赵佗有没有把这样一种文化带入岭南，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承载这样一种文化，但他的寿命很长。在中国的帝王之中，寿命这么长的人很少。于是，有些学者就对他寿命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当然，寿命的长短说明不了什么，但中国有一句老话是“仁者寿”，换句话说，长寿也许意味着他拥有某种品质。
还有一个细节也能说明他的这种品质:陆贾作为大汉使臣去见他，说了一番非常刺耳的话，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非常受用，觉得陆贾能告诉他一些别处听不到的话，因此送了陆贾很多东西，还留陆贾住了很长时间，认为只有陆贾才能跟他说得上话。所以，赵佗虽然是一个借特殊机缘得到国家的人，但他确实拥有作为一个帝王的胸怀和见识，否则，他即便能得到岭南，也不可能让原始落后的岭南拥有一种走向繁荣的可能。
赵佗开发岭南的举措之中，除了任命越人为重要官员、接受越人的风俗习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中原人与本土越民通婚，其目的同样是化解民族之间的冲突，让中原人与越民能和睦相处，共同为开发岭南贡献自己的力量。赵佗的宗族中到底有多少人与越民通婚，史书中似乎少有记载，但赵佗的弟弟苍梧王赵光娶的就是越女，而且是吕嘉的宗亲;赵佗的曾孙赵婴齐也娶了越女为妻，后来生了一个儿子，被吕嘉立为第五代南越王，但执政时间很短，因为，他即位后不久，汉武帝就把南越国给灭了。
经济方面，赵佗仍然运用了“和”的智慧，他将中原的先进技术一——比如农耕技术、打井灌溉技术和治金、纺织技术———引人岭南，改变了岭南先民最早那种刀耕火种、火耕水耨的耕作方式，大力发展水稻水果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制陶业、纺织业和造船业，并且在交通运输与对外贸易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还派兵帮助越民凿井、修渠、灌田，大幅度提升了岭南的生产力水平。
先秦时期，岭南先民已经在南海及南太平洋沿岸开辟了以陶瓷为纽带的交易圈，南越国时期的岭南人更是在对外出口漆器、丝织品、陶器和青铜器等方面加大了力度。当时的主要贸易港口是番禺(今广州)和徐闻。据文献记载，秦朝时期，南越国已能制造二十五至三十吨的木楼船，并与海外有所来往，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莫定了基础，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形成，还是在汉武帝消灭南越国之后。据《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秦南海尉赵佗亦自王，传国至武帝时，尽灭以为郡云。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现、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谓的杂缯，便是丝绸。这段话讲的是汉朝在东南亚的贸易通道。
史书中还记载了东汉时期中国与罗马帝国的第一次商贸往来:东汉航船开始使用风帆，中国商人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运送丝绸、瓷器经海路由马六甲苏门答腊到印度，采购香料和染料运回中国，印度商人则把中国的丝绸和瓷器经红海运到埃及的开罗港或经波斯湾进入两河流域，到达安条克，再由希腊、罗马商人从埃及的亚历山大、加沙等港口，由地中海海运运往希腊、罗马的大小城邦。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一一从番禺、徐闻、合浦等港口启航西行，与从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沿海港口出发往东航行的海上航线在印度洋上相遇，并实现对接。
秦始皇为了抢占土地，同时重农抑商，所以把大批商贾发配到岭南，却无意中推动了岭南的商业发展，为岭南成为中国富裕之地建立了基础，真是有趣。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重要港口，再加上物产本来就非常丰富，广州逐渐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据《晋书·列传第六十章》记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唯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意思是，到了晋朝时代，广州已经非常富裕了只要有一点私心，就可以积累几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但是因为广州瘴疫横行，很多人都不愿到广州做官，只有家境贫寒在中原当不起官的人，オ愿意到广州去任职。所以，很多人一旦做了广州刺史，就开始贪财，只有吴隐之不这样。而朝廷之所以把吴隐之派到岭南去，就是为了让他改变岭南官场的腐败状况。
吴隐之的德行很高，而且非常清廉，总是把自己的棒禄分给宗族成员，因此自己总是很穷，穷到冬天里盖不上被子，也没什么换洗衣物，有时只能披着棉絮，生活之清苦，跟没有当官的穷人一样。所以，很多人都很敬畏他，皇帝也很信任他。到了广州之后，他果然没有辜负皇帝对他的信任，保持了一贯的清廉作风，还将这种品质变成家风，传给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
据说，他初到岭南时，发生了一个小故事:离广州治所二十里处有一个所在叫石门，那里有一道泉水，人称“贪泉”。大家都说，只要喝上一口贪泉之水，就会生起无穷无尽的贪欲。吴隐之听说之后，对身边的亲信说了一句话:“不看到让人生起贪欲的东西，就能保持心境不乱，越过五岭就会丧失清白的原因，我现在知道了。”然后，他专门到贪泉去，喝了一口贪泉的水，还作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此后，他确实就像诗中所说，没有改变自己一贯的清廉作风，对自己的要求甚至更加苛刻了。当时，许多人都以为他是在作秀，但他始终如一。
这个故事，《晋书・列传第六十・良吏》中也有记载:“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门，有水曰贪泉，饮者怀无厌之欲。隐之既至，语其亲人日:‘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饮之，因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千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他为什么要喝贪泉的水?也许是想以身作则，打碎贪婪的借口，告诉别人，人完全可以主宰自己的心和行为，拒绝欲望和诱惑。这就是人的主体性。
而且，吴隐之不允许自己的亲人贪婪财物，律己到极致。所以，他的两个儿子虽然才学不及他，但品德都很好，尤其是绝不贪污受贿，非常廉洁谨慎，也非常孝顺，这就是家风的作用。
赵佗在很多事情上都做得很好，唯独是家风传承、子弟教育方面做得不够，他虽然能将岭南治理得很好，让岭南相对和睦、稳步发展，但他没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过不了多久，孩子就把他苦心建立的一切全部打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