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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27 事件发生之后，中国证监会已经可以撤换取得人事任免参与权的深圳证交所的负责人，但对于朱镕基决策创建的上海证券交易所，证监会似乎还有所顾忌。
1996 年 3 月，中国证监会决定分批授予地方监管部门行使部分监管职责。这是中国证监会建立中央直属垂直管理的行政体制的第一步。
1997 年，中国证监会向深沪两个交易所派驻督察员，并在两地设立专员办公室作为派出机构。
申银证券和万国证券之间最大的梁子，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争取上市公司股票发行承销中结下的，有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做靠山的申银证券，在争取新股发行业务时，最大的优势就是有银行信贷业务可以作为无形的辅助工具，在这一点上，身为股份制公司的万国证券极其反感银证业务不分的不公平竞争。
记得当年，无论在什么场合、在哪一个层面，管金生逮着机会就会宣传、鼓吹、建议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的分离，要求中央制定政策实行分业经营。
性格迥异的管金生和阚治东当年水火不容，即使开会坐在邻座，也各自目视前方、旁若无人。
阚治东坦率地说，我没有自信断言不会卷入此事，因为我也始终认定财政部不会为了已发行的国债加息。但是我能自信地说，即使我在上海，申银证券也不会像万国证券那样陷得那么深。当年证券市场给阚治东起了一个外号叫“阚二毛”，意思就是阚治东做行情没有什么魄力，赚了二毛钱就想跑。
申银证券公司能够躲过 327 国债期货这场灾难的主要原因，一个是谨慎经营的理念，一个是公司的重要业务决策机制——自申银证券成立后就始终坚持重要业务必须经过集体决策程序，
申银证券公司总部和各分支机构在 327 事件中各有盈亏，总体是盈亏相抵，略有盈余，其中亏得比较多的是上海威海路营业部。当天， 327 国债期货合约飙升时，悄悄违规做多的威海路营业部顺利出货，获得了 3000 多万元的利润，后来看到最后 8 分钟空方猛烈反扑就想乘机再做一把空头短线，好给公司一份“意外惊喜”。结果最后轧总账，反而实亏了 3000 多万元。威海路营业部经理为此受到了免职处分。当年，在申银证券工作 3 年以上的老员工，每人会得到一枚半盎司重的金质纪念章，按规定受过处分的员工没份。这位经理感到很委屈，找阚治东索要那枚纪念章。阚治东也没法通融，只能劝这位经理不要感到委屈，要她自己想想，由于她的盲目指挥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几乎相当于半吨黄金了。
开始参与具体合并方案制定的原申银证券公司的管理层，心情仍是复杂的：作为长期在同一个市场互为对手的两家公司，无论是最高领导还是各阶层主管，瑜亮情结是渗透在骨子里的。在万国证券上上下下，一股悲壮的屈死情怀， 20 年来一直伴随着原来不服输、不认输的企业性格和企业文化，成为“后万国证券时代”竭力想要表现给历史的色彩。而作为申银证券的管理层，在更深一层的内心里，此时实现长期作为竞争对手的申银和万国的合并，特别是对于阚治东人生和事业的成就感，那是用什么东西都换不来的……
在早期两家证交所都各自归属地方政府管理时，这样的争议一直没有平息。就是在两家证交所都划归中国证监会统一领导之后，这样的争议还是若隐若现、没有间断。据中国证监会第一任主席刘鸿儒回忆：“2003年 1 月，我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了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大会上朱镕基总理说，他看到一个材料，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之前，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他曾专门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过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事情，对此比较了解。我回答说，深圳证券交易所是试营业在先，上海证券交易所是正式开业在先。”刘鸿儒这个回答是在领导面前讨了个巧，用不同的概念来模糊了这个历史公案。
尽管 1996 年 8 月 21 日，国务院证券委公布了新版本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将证交所的行政监管和人事任免权力从形式上收归中国证监会，但实际上沪深两地的证券市场仍旧受当地政府的极大影响。就在证监会的权力将及未及的 1996 年，沪深两地地方政府在证券市场上表现的利益诉求与中央政府防范风险的政策冲突达到了顶峰。
1996 年 9 月底，市有关领导以从未有过的强大阵容再次参加了申银万国证券公司的办公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如何为推动上海证券市场的发展作贡献。
在谈到沪、深两地证券市场竞争的问题时，一位领导加重语气说：“我们不怕竞争，不是说竞争要不择手段，但是竞争一定要有手段。”
他们引用了投资者中流行的说法“高价股看长虹，中价股看陆家嘴，低价股看金山石化”，指出陆家嘴、长虹、金山石化三家公司的股票对上海股票价格具有导向作用，其中重点介绍了陆家嘴公司的股票。最后，会议明确要求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负责运作陆家嘴股票。
会后第三天，申银万国证券公司开始买入陆家嘴股票。与此同时，上海其他证券机构也按照要求，大举买入上海证券市场上各种指标股。上海股市投资者信心大增，上海股市由此转暖。
通过上海市方方面面史无前例的联手努力，上海证券、金融市场在深圳方面的挑战面前，逐渐占据上风，喧闹一时的“深强沪弱”声音逐渐减弱，上海金融中心城市地位再次得到确认，上海金融、证券行业恢复了原先的那种自信和骄傲。
1997 年元旦刚过，国务院开会研究辽国发债权债务清查问题，这次会议由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罗干主持，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正庆、公安部、人民银行的有关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在会上人民银行和公安部汇报了前期的调查结果，汇报中特别提到了“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天津证券交易中心擅自处置变现辽国发的资产，使得债务关系复杂化，造成证券市场混乱”。
中国证监会主席与江苏、上海、安徽等地政府签署“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备忘录”，标志集中统一监管制度建设启动；随后，中国证监会相继与各地政府签署了“证券监管机构交接备忘录”，地方证券监管机构移交中国证监会垂直领导，实行跨区域监管体制，在全国设立了 36 个派出机构：包括 9 个证券监管办公室（天津、沈阳、上海、济南、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 2 个直属办事处（北京、重庆）， 25 个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设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逐步撤消国务院证券委，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原证券委的职能并入中国证监会行使；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原有证券监管职能统一移交给中国证监会行使。
在此之后，上海证交所因为国债期货事件和辽国发巨额清算债务所背负的历史包袱，经历了三年多时间、在各主管部门往返了无数份公文报告和情况说明之后，也终于结束了求告无门的久拖不决……因为上海证交所终于脱离上海市政府管理而成了中国证监会下属的派出机构，这一切，才开始进入了收官解决的快车道。
与所谓的“5.19行情”直接相关的其实还有两个很重要的背景：第一件事是 1998 年 9 月 30 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证监会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方案的通知，要求对所有未经人民银行或证监会批准，擅自设立的从事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联网交易业务以及非上市公司股票、股权证和基金挂牌交易的证券交易中心，及其所属的证券登记公司进行清理整顿。原则上要在 1999 年 6 月底以前完成。这次清理整顿，共撤销了全国 18 个省市的 41 个非法股票交易场所和 29 家证券交易中心，包括联办的 STAQ 系统。
周正庆颇为自得地这样回忆：“股票的价格跌呢，要让它缓缓下降，不能让它直线下跌。什么道理呢？这都是我找一些专家研究出来的。就是要让股价缓缓下降，不断地倒手。比如说这只股票你花 5 元钱买的，然后 4.9 元你卖了，你赔一毛。然后我 4.9 元买，卖出去 4.8 元，不断地倒手，最后形成一个市场收购价——1 元多。这时就要求这个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拿钱把这股票收回来，用 1 块多钱你收回来。股民受损失了吗？受损失了，但是大家均摊了。这是一个高招，一般的不是行家不知道啊。”
从 1999 年到 2001 年，政府主动用一次持续两年的大行情，推动几乎翻倍的投资者入市，驱赶几乎成倍的市场外资金进入，引导几乎翻番的指数上扬……填平了诸多不良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各地证券交易中心挪用客户保证金、坐庄洗钱形成的远超过 6000 亿的坏账，避免了这两年整顿中有可能引发的各地信托公司下属营业部和证券交易中心的挤兑风险，保证了这场金融整顿的平稳过渡，使得数百家信托公司最终软着陆，给他们“再找了一次机会”，摇身一变为一批新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
从 1992 年开始到 2001 年，伴随着整个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国证券市场历经数年，完成了从地方自主发展阶段到中央集权发展阶段的转折。在这期间，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批的开创者全部转身下场，随着这第一代人的离去，中国证券市场上一个辉煌的阶段就此结束了。接着，就开始了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最为漫长的熊市……
在 327 事件及其整个国债期货市场风险事件中，究竟谁是最终的赢家？输掉了自己和公司的管金生、留下了遍地债务的辽国发算不上赢家；在 327 上逃过一劫的汤仁荣和阚治东，一个最终因为疏忽遗留下的 316 空仓未平而折戟，一个在合并万国后不到一年就被免职，要算赢家也很勉强；尉文渊尽管在 5 年交易所总经理任期创造了一系列后人至今无法企及的事业辉煌，但正如他自己说的：“327就是我自己打倒自己的一个动作”；就是赌对了方向的中经开，从 327 获得的“利润连 1 个亿都没有”，尽管在信托业的整顿中侥幸生存下来，但没有躲过银广夏那一劫而最终覆灭；财政部的传统监管权力被侵蚀，刘鸿儒被提前退休，上海和深圳市政府对证交所的领导权被褫夺……哪怕就是网上所传的诸多 327 赢家们，尽管当年他们跟风做多赢得盆满钵满，但从多年后这些金融大鳄离奇人生的悲惨结局来看，都很难说谁是最终的赢家。
从 1992 年国债期货开始试点到 2001 年因国债期货形成的清算债务被完全冲抵，中国证券市场似乎满目狼藉、尸横遍野、哀鸿遍地，只有中国证监会横空出世，在这期间从国务院证券委下属的一个监管执行机构，变身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事业单位，并且从中央到地方，建立起一整套高度行政化集权的垂直管理体制。
因新股发行制度的缺陷被迫起家的中国证监会，二十多年后，权倾天下、利被广域却仍旧在孜孜不倦地不断努力“改革”着新股发行制度。在市场化改革的靓丽表象背后，因为行政化官僚管理体制和证券市场所产生的权和利的自我相关（ self-correlation ）和自相缠绕（ fangled hierarchy ），相关部门不得不动用公共信用、陷入市场的利益游戏之中，成了证券市场中既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的特殊利益主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