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继秦皇汉武之后又一个可冠以“大帝”称号的唐太宗李世民驾崩。消息传出，自然须天下缟素、万民齐哀，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不过这都是历来死皇帝后必走的常规套路，人们都习以为常。更何况这位太宗皇帝向来勤政爱民，百姓在他执政的20多年中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所以哀悼之心自然也会比往常多了几份真情，但差不多也就仅此而已了。
虽然皇帝陛下自称是天下万民的“君父”，但实际上谁也不至于真把他当成亲爹。所以在哀悼时不用挤就能掉下几颗眼泪的，都算是忠心可嘉的，大多数人不借助点生姜芥末恐怕很难把场面事糊弄过去。毕竟升斗百姓最关注的唯有眼前的柴米油盐，皇帝再好，也离得太远，很难产生共情之心。
不过很快京师长安的百姓们，便被一帮外来人的“行为艺术”给吓到了：
“四夷之人入仕于朝及来朝贡者数百人，闻丧皆恸哭，剪发、剺面、割耳，流血洒地。”（《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唐纪第十五》）
其实这只是早已高度文明化的唐人在“少见多怪”而已——断发、断指、割耳以及剺面（剺音为“lí”，剺面即用刀子割破面颊）等自残行为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丧葬礼仪，每逢至亲或是大人物去世时经常要搞这么一出，以表示自己的哀悼之情。虽然从匈奴、鲜卑到突厥等诸族的风俗习惯略有不同，但基本是混掺在一起了，怎么弄都说得过去。
而且相比起单纯的哭拜，这种祭奠方式虽然吓人而且不合唐俗，但毕竟显得真情实意得多，所以刚即位的唐高宗李治也只能听之任之了。
不过很快他就坐不住了，因为毕国公阿史那社尔（突厥人）和郕国公契苾何力（铁勒人）跑来找他，要求以身殉葬、追随先帝！
人殉这东西在先秦曾风行一时，但随着儒家价值观的日益深入人心而逐渐式微，虽未绝迹但早已不是主流。不过在塞外就不同了，一直到清康熙十二年（公元1674年）人殉这一陋习才被彻底禁绝，所以在唐时每逢有可汗啥的挂了，动不动都得埋一大堆活人为之殉葬。不过在当时被殉葬的通常都是妻妾或是奴婢，而且基本都是强迫性质的，至于像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这样的贵人一般不会被要求殉葬，除非觉得他们是祸害，非弄死不可。
由此可见，这俩人对李大帝是真正的忠心耿耿，哪怕到了地下也要追随效命。不过这事李治没法答应啊——且不论当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不支持这种不人道的葬仪，就说连人家“老外”都要为先帝殉葬了，你让满朝的本族宗室勋贵、文武重臣的面子往哪儿搁？难道还能统统都埋喽？人家李治还要子承父业、再创辉煌呢，哪能少了这帮家伙的辅佐？
于是李治只好忽悠这俩憨直的草原汉子，说我爹知道你们是大大的忠臣，肯定会在他死后闹这一出，所以早就“喻以先旨，不许”（《旧唐书·卷一百九·列传第五十九》）。你们既然是忠臣，那就得听话，回去好好过日子，不许再扯这种幺蛾子了。
事实上我翻遍了各种正史野史，也没找到李大帝这道“先旨”的原文，估计十有八九是李治“假传圣旨”。不过这件轶事也说明，李世民确实深得人心，赢得了臣子们由衷的爱戴和忠心。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御下宽厚——作为史上最配得上“虽曰守成，实同开创”这个称号的实际上的开国之君，在李世民的一生中，基本没有滥杀过功臣。
01
阿史那社尔是东突厥处罗可汗阿史那俟利弗的儿子。在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降附大唐以前，他30多年人生的主题词就是“背叛”二字——既有人叛己，也有己叛人，而且跟他互相叛来叛去的，不是至亲就是友朋。那时要是有谁跟社尔说什么“人间自有真情在”，估计保证能被他吐一脸口水。
契苾何力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草原上的暴雪狂风中从来生不出忠孝仁义这种玩意，能支撑人活下去的唯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在当时的社尔和何力心中，恐怕从来没有出现过忠贞、效死这样的字样，之所以投唐唯一的原因就是日子混不下去了，暂时在大唐的羽翼下苟延残喘一会儿而已。要是哪一天腰杆硬了，再叛出去那是必然的事情，而且不会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然而他们很快就惊愕的发现，来（降）的时候好好的，却再也回（叛）不去了。
为啥？因为李世民对他们太好了。人口、土地非但没少还多出去一大堆，官爵、赏赐更是一点不缺，还赐以公主、宗女为妻。最重要的是皇帝陛下没把他们当猪养，更没单纯的作为钓鱼的马骨，而是真心的信任和使用。比如出兵征伐，想象中必然降临的炮灰命运并没有出现在社尔和何力的部族兵身上，相反倒经常出现唐军啃硬骨头、配合作战的蕃兵吃肉喝汤的场面。甚至李大帝还经常毫不在意的让社尔和何力统率正牌子的唐军出战，一点也不把他们当外人。
世间唯有人心最难测，但有人恩将仇报，也有人知恩图报。阿史那社尔和契苾何力显然是后者，他们彻底被李世民的大度和信任所打动，这才有了主动要求殉葬的举动。
除了这些被许多人认定“其心必异”的异族人，李世民对待臣下的宽厚在历代皇帝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事实上以李世民麾下文武重臣那个乱哄哄的德性，随便换上哪个开国之君，恐怕都要忍不住抡起屠刀砍他个血流成河。
为啥？只需看看贞观初年大唐朝廷的人员构成，就让人忍不住替李大帝头疼。
说到贞观文臣，总有人会提起文学馆十八学士。实际上十八学士中除了“房谋杜断”——杜如晦还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就迫不及待的挂了，也就于志宁和许敬宗还有点治事的本事，但等到他俩熬出头来已经是李治当皇帝的事情了。剩下的有一个算一个，研究下学问或是教教学生还算称职，其他的就别指望了。
所以贞观年间的政局，李世民其实就靠房玄龄这么一个“自己人”在苦苦支撑（高士廉因为能力问题，只能算半个），后来不得不把小舅子长孙无忌改为文职打辅助。剩下的要么是如裴寂、萧瑀、陈叔达、温彦博、杨师道这样武德朝留下的老臣，要么是宇文士及、岑文本、魏徵、刘洎、褚遂良这样的降臣。最后迫不得已之下，李大帝只好继续让李靖、侯君集、张亮、李世勣这样的武将改当宰相，结果还搞出了一大堆“出将入相”的盛况。
李世民在找不到人当宰相时，总是没完没了的“以武填文”，莫非他麾下的武将们就更比文臣忠心、更根红苗正？事实恰恰相反，情况简直比文臣还糟。
其中最大的一个群体就是降将。比如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李靖、李世勣、尉迟恭、程知节、秦琼、屈突通、张亮、张公谨以及没排上号但在当时也属名将之列的李大亮、李孟尝、刘师立、牛进达、李君羡等人，最早都不是跟着老李家起家的。而且其中朝秦暮楚、再一再二乃至再三再四叛主的比比皆是，几乎个个都是有奶就是娘的货色。
其次就是像李孝恭、李神通这样的宗室将领。话说宗室历来是最让当皇帝的头疼的群体，没有还不行，多了就是祸害。而且这帮家伙对老李家坐江山肯定没有意见，但对坐在龙椅上那位姓李的有多少忠心就不好说了，所以他们也不可能受到多少信任。
再剩下的才是皇帝的心腹，比如长孙无忌、段志玄、柴绍、侯君集、刘弘基等。不过这拨人不但人数太少，而且要么伤病缠身或死得早（段志玄、柴绍），要么不堪大用（刘弘基），要么干脆起了贰心（侯君集），所以李世民只好拿大舅哥当万金油，哪里出了窟窿哪里补。
在人事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换个像刘邦、朱元璋样的皇帝恐怕早就要血洗朝堂了。可李世民在位23年间，仅杀了侯君集、张亮和李君羡这三个重臣，这就不仅仅是宽仁大度的缘故了，更体现出他高度的自信和高超的御下手段。
而其中的侯君集和张亮，以其作为换在哪朝哪代都是该千刀万剐的下场。唯一被枉杀的，可能就是李君羡这个倒霉蛋了：
“贞观初，太白频昼见，太史占曰：‘女三昌。’又有谣言：‘当有女武王者。’太宗恶之……太宗因武官内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羡自称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羡封邑及属县皆有‘武’字，深恶之。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旧唐书·卷六十九·列传第十九》）
02
李世民乃千古明君，自然不会滥杀功臣，这一点并不出人意料。但事实上，相较于在许多人的脑海里几乎把开国与杀功臣划上等号的思维定式不同，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王朝史中每逢建基立业就要大杀一波功臣的现象是极个别的，而非普遍现象。
秦灭六国，始皇帝杀过谁？可能有人张口就来——蒙恬、蒙毅、李斯！其实这些人包括冯劫、冯去疾等都是胡亥和赵高这俩货害死的。而且始皇帝已经横扫天下，胡亥就是个二世祖，也轮不到他来开国。
其实始皇帝要想杀功臣，最该杀的就是王翦、王贲父子。为啥？因为秦灭六国中，除了韩国外几乎都亡于这爷俩之手，这已经不是功高震主的问题了，而是功高盖主。但凡始皇帝心眼小一点，甭管老王翦多么会自污，恐怕都难逃被卸磨杀驴的下场。
可是这种烂事并没有发生。大概是始皇帝觉得没必要，因为人家就是这么自信。
而汉太祖刘邦就没有这种自信了。想当初被打成狗时，老泼皮拉下脸来拼命收买拉拢项羽所分封的诸王，自己麾下的大将立下功劳，他也不吝王爵封赏。可是等屁股坐稳天下以后，他就立马翻脸不认人——韩王信被逼得降了匈奴，彭越被剁成了肉酱，臧荼、英布兵败被杀，一代兵仙韩信也难逃一死，连亲近如“发小”卢绾都被吓得逃亡塞外。同为汉初三杰的张良、萧何之所以能幸免于难也不是因为老刘的刀不利，而是因为前者不恋栈权位、懂得避祸，而后者又擅长自污，这才逃过一劫。
在搞定了一大堆异姓王之后，刘邦为绝后患干脆逼着臣子跟他签下了一个白马之誓：
“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
开国后首开大规模屠杀功臣之恶例的，是刘邦。以明文法杜绝异姓王、使得天下成为一家一姓之物的，还是刘邦。
不过老泼皮的子孙在富贵了200年后，好歹也长出了点脸皮，光武帝刘秀复汉后就杀过刘杨、邓奉、庞萌、蒋横、韩歆、欧阳歙等几个人。其中前4人是谋反、欧阳歙则是贪污得太狠，死了都是活该，唯独韩歆因直谏而被逼自杀，这算是刘秀的污点。至于追随他打天下的主要功臣如云台二十八将等，基本都得了善终。
司马晋家代魏基本未动刀兵，所以司马炎也犯不上大肆砍人。而东晋皇权之羸弱堪称历朝历代之冠，晋元帝司马睿没被手底下的权臣们砍死、能得善终都是万幸，还想砍人？他也得有这个本事啊！
事实上除了两晋，从汉末到隋一统间的近400年里每逢改朝换代必对功臣大杀特杀几乎成了家常便饭。为啥？因为不杀不行，哪怕杀漏了剩下几个都是祸害，因为没准改天他们就会拎着刀子宰掉旧主自立为帝。像是刘宋名将檀道济被猜忌杀害前愤而言之的“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三》）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可是宋文帝刘义隆也有他的道理——你老檀今天可能没有反心，可是谁能保证日后就没有？北朝的魏分东西再成周、齐哪个不是手握兵权的权臣干的？南朝在宋代晋、齐篡宋、梁夺齐、陈改梁之前，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们哪个不自称是忠心耿耿的臣子？
可能是这股风潮过猛、惯性太大，所以隋文帝杨坚二统天下之后也没刹住车，连杀了尔朱绩、王谊、梁士彦、宇文忻、刘昉、元谐、虞庆则、史万岁等近10位重臣。紧接着他儿子杨广再接再厉，又宰掉了高颎、宇文弼、贺若弼、鱼俱罗，还逼死了开国元勋杨素。
幸好李渊、李世民父子踩得一脚好刹车——李世民还宰过3个功臣，而李渊似乎就杀过一个刘文静，还是听信了裴寂的谗言。不过李家父子对当年跟他们“并肩作战”过的隋末各路枭雄们非常不友好，像是窦建德、李密、王世充、罗艺、杜伏威、萧铣、薛仁杲之流甭管是被活捉还是投降的，最终都难逃一死。
大宋朝的赵家皇帝以宽仁著称，实际上他们更擅长使用的武器名曰软刀子，所以在北宋立国时真正尝过钢刀滋味的倒霉蛋似乎只有一个张琼。不过老赵家的不肖子孙、宋高宗赵构下手就比较狠了，先是宰了“退位让贤”、将其扶上帝位的张邦昌，又杀了直言敢谏的名士陈东和欧阳澈，后又让一代抗金名将岳飞冤死。
元世祖忽必烈倒是没有什么杀功臣的劣迹，不过我觉得可能不是他不想杀，而是没工夫杀。为啥？因为不光是忽必烈，包括元朝所有皇帝的一生中都在忙活着一件事——要么是杀亲戚，要么是被亲戚杀。至于说杀功臣，因为“优先级”太低而大元朝国祚又太短，所以始终没排上号。
此后明太祖朱元璋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因为他太爱自己的儿孙了，为了老朱家的江山万万年、子子孙孙都当太平皇帝，所以老朱发了狠，非得把大明朝可能存在的隐患统统铲除了不可。
那大明朝最大的祸害是啥？在老朱看来，就是那帮在开国的过程中立下了无数功勋的骄臣悍将们，于是他不惜大开杀戒以防患于未然。
因此仅是一个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就几乎把全国的大小官员都换了一茬，至于爵列公侯的达官贵人们就更惨了，能逃过老朱屠刀的凑一起，也摆不出几桌麻将……
朱元璋杀功臣杀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随后的大清朝因为文明程度太低，只好照搬明朝的一切规矩，连杀功臣也不例外。所以像莽古尔泰、德格类、屯布禄、爱巴礼、阿敏、阿济格、鳌拜啥的下场一点也不比胡惟庸、蓝玉们好。
03
再说回到李世民。
要是非得说满朝臣子不跟自己一条心，那么李世民所面临的情况在历代大一统王朝中算是非常恶劣的，也就比老泼皮刘邦好点，反正比连环杀手朱元璋强多了。
比如说胡惟庸。这货确实是骄纵专权，但所有指证他谋反的证据细究起来其实都经不起推敲。要是老胡真想造反，光是凭借他那被干掉的3万多“同党”，哪还能让老朱说抓就抓、说杀就杀的？其实并非是胡惟庸想反，而是老朱看他那个宰相的职位不顺眼，纯粹是为了收权再顺道杀一波而已。至于蓝玉就更倒霉了——他本是老朱留给太子朱标用的，可是后者早死，这下蓝玉相对于皇太孙朱允炆就显得权位过重、威望过高了。老朱担心自己的孙子镇不住这位凉国公，干脆就杀了省事，顺手再把军中那些看不顺眼的货色清洗一下。
而李世民呢？像李靖、李世勣等人手中都有灭国之功，这可是徐达、常遇春们没法比的，是不是得天天赐他们铁锅炖大鹅才能安心？哪是光凭一个“阖门自守”（李靖被御史弹劾时吓得关上大门不敢露头）就能轻易过关的？再比如像魏徵这样动不动就敢揪住皇帝喷口水的家伙，是不是得活剐了？你看人家老朱，即便是骄狂如胡惟庸，看他一瞪眼也吓得磕头连连、求饶不迭。
同样是皇帝，而且都是明君雄主，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出身的不同。
咱先别管李唐皇室自称出身陇西李氏是否为冒认祖宗，但起码从李渊他爷爷那辈就已经位列西魏八柱国之一了，当过太尉，还爵拜唐国公（所以李渊的庙号只能是高祖，没法叫太祖）。所以到了李渊、李世民父子这两辈，已经是妥妥的勋宦家族了，就算比不上像七宗五姓那样的千年世家，也称得上是新贵了。
身为贵族，虽然毛病一大堆，但好处更是大大的。比如说亲戚多、面子大——李渊就是杨坚的外甥，而李世民得管杨广叫表叔（或者老丈人也行）。这种拐了道弯的亲戚关系在平常可能不怎么值钱，可在确定大隋朝已经完犊子了的前提下，相较于破落户李密、泥腿子窦建德、“洋鬼子”王世充（老王本姓支，是生于西域的胡人）来，老李家是不是让人、尤其是那些前隋的官员和效忠者们看起来更加靠谱和顺眼一些？所以李渊称帝的过程堪称波澜不惊，那些前隋的官员连扭捏一下的程序都能省了就直接投效新主，哪怕是身处“敌占区”的也甘冒风险纷纷来投。正是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大唐朝甫一立国便毫不费力气的占据了正统和大义的制高点，才能在短短数年内一统天下。
另一个好处，就是世家勋贵有着圆滑的治事手腕，善于妥协，很少走极端。比如李世民最恨士族门阀，也采取了一些较为强硬的手段打压之，比如重修《氏族志》等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可在更多时候，他还是更愿意采用比较间接或软性手段，宁可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实现目标，也不愿意激化矛盾。
比如魏徵。对这个一叛隋、二叛瓦岗、三叛唐、四叛窦建德、五叛李建成，第六个主子才轮到自己的“六姓家奴”，李世民为啥会容忍并善待之？还把他捧到极高的地位，成了千古忠谏之臣的代表，甚至誉之为“人镜”？难道李世民就喜欢天天被人指着鼻子骂？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在贞观初年的大唐朝廷上有点分量的重臣，基本都出身于河洛、关中及陇右地区，完全都可以划入新兴的关陇勋贵集团的行列。即便有个别出身山东（指崤山以东）的如房玄龄、高士廉、段志玄、程知节、李世勣，其个人及家族的前途也跟关陇勋贵们紧密的绑定在了一起，无法成为山东士族的代言人。而祖籍巨鹿曲城（今河北晋州）的魏徵，既跟李世民没啥历史渊源，也非其嫡系，名望还挺高，正好适合拿来当平衡朝堂的那枚砝码。
关陇勋贵是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家的根本。但当上皇帝了想法自然就不一样，绝不会容忍在朝堂上失去平衡、有一家独大，进而威胁到皇权。作为千年一出的明君，李世民当然很清楚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皇室与关陇勋贵反目，等于是自掘根基——他的熊儿子李治就没老子聪明，愣是把以他舅舅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勋贵给干残废了，否则武则天也不会那么容易以周篡唐。
所以李世民宁可把他最讨厌的山东士族适当的抬举一下，也要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说魏徵之所以搞出那么大的名声，绝大部分功劳应归于李世民故意为之，而非他天生喜欢纳谏。事实上等到马周（清河茌平人，属今山东聊城）、褚遂良（杭州钱唐人，属今浙江杭州）、岑文本（邓州棘阳人，属今河南新野）、高季辅（渤海蓚县人、属今河北景县）、张行成（定州义丰人，属今河北安国））等非关陇集团的人才被发掘并成长起来后，李大帝就再也不肯受魏徵的气了，不但刨了他的坟头，答应嫁给其长子魏叔玉的衡山公主也耍赖悔婚了。
因此说出身不凡，面子很大还受过良好贵族教育的李世民，有的是圆滑且温和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还很少会遭到反弹，那又何必使用杀人这么极端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呢？
04
相较于李世民，单论个人的志向、能力，汉太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不见得差到哪儿去，甚至在某些方面只强不弱。但要论到面子、排场和屁股底下那张龙椅的稳当程度，老李能把老刘和老朱甩出八条街去。
为啥？谁让老刘和老朱都是泥腿子出身——连个泥腿子都能成为俯瞰众生的天下至尊，会不会马上就能让人不由自主的想起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他都能行，凭啥我就不行？大丈夫生不能五鼎食，死则五鼎烹也没啥了不起的，何不倒行逆施之？当年跪拜在老刘、老朱驾下且有这样想法的人，想必不会少。
即便没有这样的人，或是即便想到了也不敢付诸实践，可换成我们是老刘或老朱，能信吗？敢信吗？
而老李就不存在这么严重的问题。甭管他家把祖宗攀到了西凉武昭王李暠乃至道祖李耳是真是伪，但人家世代贵胄、跟杨隋沾亲带故却是如假包换的，亲朋故旧、门生属吏遍布天下也是十足真金的事实。所以人家当皇帝几乎天然的就占据了正统和大义的名分，即便有人不满意也找不到什么强大的理由来反对，更不会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说在初唐时期天下叛乱虽不少见，但成气候的基本没有，李渊和李世民也基本没当回事，通常是“天兵”一到就一切太平，根本用不着杀人来震慑和恐吓。
可是刘邦呢？光是一个没听说有过啥真本事的商山四皓出山，就吓得他不敢易储。为啥？难孚众望呗。朱元璋打下了浙江，听说宋濂和刘基名望很大便折节拜访，想请他们出山，结果三请五请之下，人家就是死活不答应。为啥？高高在上的士人瞧不起刚刚学会识文断字的泥腿子呗。被气得半死的老朱，称帝后对宋、刘两位大儒极尽羞辱之事，结果反倒造成无数所谓的“贤士”宁可躲到山里乡下吃土，也不肯出来当官。这可咋办？
好办！千古大猛人朱元璋亮出法宝——不替老子卖命，那你们就可以去死了：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御制大诰三编·苏州人材第十三》）
事实也证明，出身比老刘更低的老朱（刘算富农，朱为赤贫），下手更狠，效果也更好。他很快就认清了那些自诩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们，其实都是吃硬不吃软的贱皮子，只要杀上几波，他们就会哭着喊着跪伏在自己脚下，让干啥就干啥。
所以说，开国后杀不杀功臣、杀多少功臣其实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只不过有的皇帝如李世民根本用不着这样的手段，有的帝王如刘邦、朱元璋则是非杀不可。
比如说刘秀。这位泥腿子的后代，经九世、200年的积淀与洗礼，早就成了人所公认的皇族子弟，贵不可言，这才能振臂一呼，天下莫不景从。而且人家当了皇帝以后，也用不着像祖宗一样大开杀戒，就算仍有野心不死的家伙跳出来蹦跶，也再掀不起什么风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