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刚走出校门的我工作还没着落。这年冬天，跟随同学老金去往山区推销一份报纸，供中小学生阅读的《作文周刊》报。
据了解，当时这份报纸的发行量还是相当可观，无论是办报的质量还是影响力，在同类报纸中均名列前茅，深受小读者喜爱。只是对于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学生而言，毫无经商头脑，只当成了一次社会实践体验。
从报社发行部负责人那里获悉，该报在平川县的发行量基本覆盖，但边远山区好多地方因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经济落后等诸多原因，推广成本太高，费力不讨好，业务人员望而却步，他们只把目标锁定在人口稠密的大中城市。
老金跟发行部的负责人熟悉，为了鼓励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学生创业，也为了增大发行覆盖面，他赊给我们前期积压的部分报纸。销出去，回来结算；销不出去，把报纸拿回来就行。
好在这类报纸不是新闻类，没什么时效性，早点晚点，都是范文。学生只要需要，并不看重日期。
拿出地图，经过一番研究，决定第一站去黄河边上一个叫永和的小县。那是一个不足五万人，距离中心城市最远的典型山区县。道路崎岖，路途遥远，中间还要经过两个县域，这里应该就是发行盲区。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个县城里有老金的熟人老乡，我们不但有个可落脚地，还可以借用他们的自行车作交通工具。要知道，报纸这东西死沉死沉的，靠人力背不了多少。
事实证明，基本的社情了解还算靠谱，只是当时那里的实际状况远远出乎我们的预料。
一行三人登上发往永和的班车，出行不远，公共汽车就开始爬坡，钻进绵绵群山的吕梁山脉。一路的颠簸摇晃，满车人就开始东摇西晃地打盹。时值冬天，车窗外万木萧条，一片荒凉，除了山，就是沟，景色索然无味，没多一会，我们也进入昏睡模式。
不知摇晃了多久，乘务员喊：全体下车，休息半个小时。睁眼一看，这是到了半路的一个县城，应该是个中转站，有下车的，也有上车的。
我们仨下车放水归来，原地等待发车。本来时间很短，可就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还是节外生枝。
中转站熙熙攘攘，人还不少。耳听到有人在嚷嚷，循声望去，不远处的空地上围了一堆人，不知道看什么西洋镜，爱凑热闹的老金也凑了过去。原来，有人在地上摆了象棋残局，围了一圈看热闹的。
摆擂的是一个中年汉子，对面蹲着一个戴火车头帽子的年轻人。擂主不动声色，火车头看了一会问谁先走？擂主说红先黑后。火车头执起一枚红子将军，擂主应招化解。火车头还要走下一步时，擂主挡住发话了：想玩可以，先押五元，你赢了我输你五元，我赢了五元就归我。
火车头：“哦，还要给钱呀！我还以为就随便玩玩。”说罢回头望望众人又说：“这黑棋必输啊！怎么会赢？”众人默不作声，只是漠然地看着残局。
那个残局我初步看了一下，红棋只有步步不离将，才有胜的希望。我正琢磨，老金掏出五元放到地上，说他要试试，他要跟火车头对赌。擂主说：“你俩玩可以，都拿出五元，谁输了，再给我两元台费。”
老金执红棋，像火车头演示的那样，提子将军，火车头却没像擂主之前那样应对，他以别的招式化解。老金离车用底炮继续将军，却是把车拉回沉底。那里有人家的空心跑，这就等于送给人家一个炮架子。这一招乌龙走法让火车头和众人都愣了神。还没等我提醒，火车头反应了过来：“谁先吃老帅谁赢对吧！”他提起黑炮吃掉老金的帅。
老金急了：“我现在将你的军呢，你怎么能吃我的帅呢？”一圈人哈哈大笑。
七块钱输得让人肉疼，一分钱还没挣到，先白白扔了七块，车上我数落着老金：“不会下棋凑什么热闹，游戏规则都不懂，就敢打擂！”老金哈哈大笑，说只当交了个学费。
邻座的一位大叔讲：“你吧，就是犯了个低级错误，输得不冤。我早看穿了，那俩货就是一伙的，火车头拉黑牛。而且，那残局提前动了手脚，无论你执红还是执黑，都必输无疑。只是没想到你会送将，人家更省事了。退一步说，即便你能赢，一分钱你也带不走。出门在外，少凑热闹少惹事，江湖险恶！”
大叔后面的一句话才是重点，好在只是白扔了七块钱，人没事就好。
自此之后，只要看到有人在路边摆残局，或者用碗碟扣豆豆，我都躲得远远的。那七块钱也算是给我交了学费吧，如此想来也值。
到了永和县城，我们找到了老金的熟人单位，人挺好，帮我们安排了驻地休息。一夜无话，次日一早，我们推着借来的两辆自行车，带着报纸出发了。
出城南，沿着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一路下坡，感觉还算轻松，可以骑行。心想回来可就辛苦了，那得一步一步推上坡。
一路颠簸，我们来到距离县城较近的罢骨乡。想象中，一个乡政府所在的村子应该不算太小，眼前的一幕让我们心里拔凉拔凉的，见识了什么叫穷山恶水。
这座村落好像挂在一面陡坡上。路旁一座不大的院落里，是几孔用铣好的石头圈的窑洞，简陋的大门柱上挂着乡党委和乡政府的牌子。无需打听，寻着孩子们的郎朗读书声，我们轻松找到山坳里的一所小学校，这就是罢骨乡中心小学。同样不大的院落里，两孔破败窑洞，一孔做教室，一孔供老师办公和生活用。
教室里正在上课，透过多处破洞的窗户纸，隐约可见一个个的小脑袋，还有走来走去的老师身影。
从未做过推销的我，想等下课后再打扰老师，老金却迫不及待敲敲门。开门的是一位中年妇女。也许是常年都见不到几个陌生人，女老师很热情，问我们有什么事。说明来意后，女老师随手翻了翻我们带的报纸，连连点头，表示认可。她说孩子们确实太需要这些资料了。只是她表示，孩子们大都是外村的，身上不会带钱，只能等周末回家后，周一才能带钱来学校。
如此一说，我心又凉了。老金却说不要紧，让老师给孩子们介绍下报纸，老师欣然答应。
昏暗的教室里，低矮的课桌，当然是那种老式破旧的长条桌。我看到每三个孩子挤用一张课桌，好多孩子的衣服上还摞着补丁，但听到老师介绍这份《作文周刊报》，依然眼睛里放出希冀的亮光。我能感受到那一颗颗幼小的心灵对知识的渴望，孩子们无不举手表示想要。
老师人挺好，善解人意，而更多的，我感觉到是她对学生的爱心。她统计了人数后，慷慨解囊，替她的学生垫付了所有报纸的费用，让孩子们下次返校还给老师即可。
看着一群天真的孩子，望着和蔼可亲的老师，我的眼睛湿润了。
这是1991年的冬天，那会的孩子们看上去还不到十岁的样子。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他们也应该是四十开外的中年人，想必他们的孩子也要成家立业了吧。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过去了，山区的教育事业定然也是日新月异，今非昔比。校舍和师资也该有了极大的改善，孩子们再也不会因为买不起几毛钱的报纸而焦虑。
彼时，希望工程方兴未艾，“再苦不能苦孩子”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由贫弱到富裕，需要几代人的艰苦努力。
想到此，不由心生感慨，祖国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甩掉贫穷的帽子，祝山区人民一年更比一年富，幸福生活比蜜甜；愿山区的孩子们个个出息，深山里飞出金凤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