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103听书笔记:《我的二本学生》

一个社会的稳定性是由它的中产阶层决定的,而中国现在和未来的中产阶层,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二本学生,因而,二本学生过得如何,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基本面,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中国二本学校的生源有两个共同特点:首先,从地域来看,二本学校的生源大部分在本省,显然,这是出于一种地方保护,地方院校会为本省的学生优先提供就学机会,而在选拔外省学生的时候,则会在分数上有更高的要求;其次,从出身阶层来看,二本院校承接了更多贫困家庭的学生,因为教育资源的差距,这些学生难以考上清华、北大这样的顶尖名校,能考上重点大学的也是凤毛麟角,他们通常只能去到二本及二本以下的院校。城乡教育水平的分化,导致农村孩子向上流动困难,这也正是多年来被反复讨论的“寒门难出贵子”的问题。

黄灯所执教的学校,正符合这两个特点,学校的生源接近一半来自广东的粤北、粤西和其他经济落后区域,很少有外省来的学生。她的学生大多出身普通,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来,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者一个下岗的父亲,还有一排排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务农、养殖、屠宰、当建筑工人,或者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这和名牌大学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黄灯担任班主任的2006级财经传媒系的一个班为例,全班共有52人,他们全部来自广东省,其中来自广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学生仅有6人,其他大多来自韶关、化州、新兴、连州、肇庆、雷州、河源、阳江等非珠三角地区。不可否认,班上的不少孩子,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切身感受到了乡村城镇化进程带来的冲击。一方面,他们享受到城镇化带来的好处,比如更好的教育资源,以及因为交通便利导致的更多的流动可能;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带来的代价,比如日渐扩大的城乡教育差距、父母外出打工引发的留守问题,以及贫富差距带来的内心冲击,等等。

黄灯发现,尽管广东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在常人眼中,学生的经济状况应该要比内地好很多,但事实上,因为班上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非珠三角地区,这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和内地相比,并无明显优势,有些地方甚至更为落后。她列举了学院2016至2017年度的学生家庭经济情况,全年级有160人向学校申请了困难补助,其中特困37人,贫困123人。也就相当于,在全年级的24个班中,有4个班的学生申请了困难补助,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个班之多。而且,根据她的观察,碍于名额的限制,有不少贫困家庭的学生还没有被统计在内。

她的一个学生,在开学不久后的一篇作文里写到自己的境况:“抱着贷款的最后一线希望来到大学,写‘贫困证明’、写‘贷款申请’等等,那么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却要被‘你父母才四十五岁,还很年轻啊’一句话宣告白费……如果贷不了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将来的日子该怎么过?父母一个月加起来的工资还不到一千,一个弟弟要上高三,一个弟弟要上初三,想借钱也没处借,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没拿过生活费了。……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学、去找兼职,却又发现想要生活是多么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条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让我自卑,让我更觉渺小。有时候想到生活的种种,我会连生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这篇诚恳的短文让黄灯深受震撼,她说难以想象,一个比她年轻十几岁的学生,竟然还在遭受着她童年时期同伴们所遭受的普遍困境。她为这名学生向全校老师发起了募捐,同时决心更多地走近自己的学生,关注他们的心灵成长和生活状况。

我曾就《我们的孩子》对帕特南做过一次采访,他提到的一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更喜欢这本书的中文版封面。在那个封面上,有几个孩子在赛跑,看起来他们都处在同样的跑道上,但其实他们的起跑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在起跑前就已经超出了身边的很多人,他们在一开始就距离成功更近,这就是教育的社会性不公。这也印证了今天很多父母们的共同焦虑:“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然而,对大部分二本学生而言,他们并非出身优渥,“赢在了起跑线上”,而是需要靠后天的努力去弥补出身的缺憾,改变原生家庭的不利条件,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

作为一个具有精英观念、抱持理想主义的中年教师,黄灯对这个问题特别关注。在她看来,她面对的是一群毫无精英理念、只抱有实用主义立场的年轻人。这些人在本该最具活力的年纪,却表现得暮气沉沉,缺乏反思能力和学习精神。

她说,“在课堂上,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学生内心的疲惫和大学时代的严苛压力,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底色。”

在二本学校里,很多专业课程的设置都是实用型的,为了服务于某项具体的职业技能而开设,学生们求学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这种功利心态非常普遍。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黄灯很难从学校制度层面做出改变,但她仍然努力尝试着唤醒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思考能力。她认为,相比于眼花缭乱的职业技能的灌输,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是更为核心的任务。那些知识在应付完考试之后就会忘记,那些技能会随着社会发展而被淘汰,但是,思维能力的训练可以让他们终生受益,不断释放他们的潜能。

为此,她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尝试,一是找到一批比较有学习热情的学生,在私下里以导师制的形式跟踪辅导他们。另一个尝试是在她的当代文学史课堂上,她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从文学作品进入当代历史,以讨论文学的名义,重新审视祖辈和父辈的生存状态,也重新理解自己和时代的关系。在黄灯看来,激活对时代的感知和对自身的认识,懂得直面自己的生活经验,是一个人力量的重要源泉。

黄灯看到,自己的二本学生,从踏进校门开始,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近年来,文凭进一步贬值,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高不可攀,已经买房的人牢牢锁住既有利益,建起一道难以逾越的护城河。对于新毕业的二本学生来说,再想要靠工资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城市购房置业,难度极大,很多学生从未奢望过能留在广州。

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大学毕业生逐年增多,就业竞争越发激烈。在遍地“985”、“211”和“海归”的时代,一张二本文凭毫无竞争力。因而,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加入考研的队伍,“仿佛他们读大学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一个考研的机会”,这与前两代二本学生的选择截然不同。考研一方面是缓解眼前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提升未来在就业市场的议价能力。

在书里,黄灯列举了一些学生毕业几年后的工作情况,考公务员、考研、进入银行是他们的首选,但真正能顺利考上的并不太多。

广东有浓厚的经商文化,广东人的性格传统、务实、低调、实干精神强,很多学生在大学阶段就开始在商业方面小试身手,向老师推销各种日用品和食品,毕业后顺理成章地做了微商;也有的做过服装网店、做纹绣师、开饮食店,或者回家学一门手艺,对这些人来说,那张文凭似乎没起过什么作用。

2020年,豆瓣里的一个小组,叫“985废物引进计划”,意外地火了起来。那些外人眼里的“优等生”,居然自嘲为“废物”和“小镇做题家”,让很多人唏嘘不已。在黄灯眼里,她的二本学生倒是很少会陷入这种精神虚空的状态,他们的生存能力较强,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对自己寄予太多不切实际的希望,所以更能适应现实的平凡。

对于这种务实的态度,黄灯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她认为年轻人应该有更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更高的精神追求,大学不应该办成技校;但另一方面,她知道现实有多么不容易,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下,能够努力活下来,才是首要目的。

对于这种矛盾,她的解决方法是,尽量帮助他们唤醒对真实生活的感觉,让他们说出自己真实的困惑,引导他们坦然面对个人生活中挫败和不堪的经历,诸如贫穷、自卑、无力等等。她发现,只有走过这一关,能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才能更顺畅地进入社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复杂和压力。

黄灯说,“二本学生作为中国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因而,关注二本学生的命运,也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你可能感兴趣的:(20200103听书笔记:《我的二本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