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海先生筆墨修持中的佛性以及中國農民問題的斷想》文字摘錄
文〗李曦源
️——關於禪與佛性和藝術本體精神，在一切社会关系当中，由于人的宗教哲学精神里面心识的发微和对于一切生命的呵护与加持，涅槃成就如来的不光只有人这个内涵繁复的生命体，佛教典籍所列，成佛的还有诸多大千世界中其它的生命体。王鲁湘先生说晁海先生把农民当作佛，他说，在晁海先生心中，农民是佛，是至尊。所以他喊出“我们活着的本质与佛性”这一句偈子，或许很多人读过就忘却了，因为人们在功利的驱动下披星戴月地赶路而分离了灵魂与肉体，殊不知路就在脚下，而由于贪嗔痴心挟带的物欲的牵引，我们抛弃了自己生命本真赖以延展驱动的灵魂枢纽，这就是现代社会人们在阿赖耶识胀大后永远无法摆脱困惑的宿命因缘。
不仅仅如此，中国古代社会商周以来宗法和世袭关系中“子子孙孙永葆用之”对于功勋和供养关系的享有，随着朝代的更迭和朝歌在兵火中的坍塌，使一切荣耀与繁华灰飞烟灭落寞入寂，而奢与俭的纠葛重新开始周而复始。
在现代社会，人类在高度的文明进程中由俭朴对应生发的绿色环保文化成为全球社会描述的口头禅。在美国，二十世纪中叶，生发出了人们在后工业化烽烟中对自然与无人区怀恋的荒野哲学，人类从荒野走来，我们重新回望，我们不知何以，但文化的惯性让人类根本无法制动而被动的滑翔。显然，“我们活着的本质与佛性”又生发为一种追问，一种生命情态互相发现的诵持，而中国农民，“生于土地、耕于土地、食于土地、最后息于土地。因此，对于土地而言，农民是永恒的，永生的，永在的。”
由此看来，农民和土地的劳作关系则成为一种自我加持中的苦修，农耕文明中的庞然大物牛则成为人类和自然界生命体器识同构的崇高的精神符号。2010年以来，晁海先生的水墨图符在耕牛身上呈现一种崇高华贵的气质，这已经不是晁海先生速写中的牛了，在陕北和关中那种烈日炙烤下的耕牛在和农民的相依相存中化蝶而去成为一种农耕文明精神的升华和涅槃，从农人与耕牛相濡以沫企及了农人对耕牛佛一样的供养，这实质是对农耕文明中如耕牛一样对农民孺子牛精神的供养，因为其似乎给予了我们生命精神的安顿。朴素，静默，任劳任怨的劳作，吃的是草，给予人间的是丰厚的秋天和强大的精神资粮。在这个时候，华夏文明中一路走来的耕牛和其对生命通过劳作修持的精神，全然具足了在生命认知和加持后宽博仁爱的佛性，檀香色的画面已然幻化为弥漫的舍卫国的香音，这是华夏文化农耕文明中一路走来中国农民在土地上牺牲精神所结晶的色彩斑斓的舍利子，它的存在，就是一种纯粹的生命精神的存在，它的存活，就是一种生命大爱的存活，而这种存在和存活，是需要我们时时日日不可稍怠的修持才可以维护的。晁海先生有一次说到母子牛，他说，你看那个小牛犊刚出生的时候，小牛犊的母亲好像在说，孩子，生在这个家族，这么劳苦，你这么幼小恓惶，什么时候才可以长大啊！一个艺术家对牛的这种体悟，设若没有感同身受中国农民的生活形态、生存形态、生命形态的切肤之爱与痛是万难理喻生发出的，这和崇祯在大明朝歌遭遇沦陷时血刃大小公主说的那句“孩子啊——你们何以要生在帝王家？”的境况产生强烈深刻的对比和证悟，生命的降临和生命的持护有不同的苦难和归结，凝视与割舍之中，不由人怆然泪下。
在器识界，人文的心境无往不复。杜甫在唐乱逃亡中，听闻观望落寞中的春花和飞鸟，发出“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家国与生命的感喟，于此时，任何艺术语言的铺排皆可显示出其强大深邃物我一体的感通性，这种感通性具足了一种真实切肤的况味，晁海先生水墨艺术的积墨之法在其精神内涵上是随时入境而藉由设喻式铺排方可以企及那种正在状态的生命质素的，否则，文质名实之间，万难复合为一体。因为对于晁海先生来说，一幅作品的完成，非但非一日之时候，亦非一日之事功，这里面，必定存在一种执持的精神设喻。
老聃在道德经第四章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显然，用此段话参悟晁海先生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的笔墨质素和哲学渊源与精神内核是比较契合的。我们观其2010前后的水墨，首先在视域触及了画面图符形象的丰盈华滋和笔墨秩序的绵绵若存，有时候，我们探究其些微处和细节，则发现如地质时代遗存的喀斯特溶洞之渊源深邃和广袤无垠，在高超的积墨与笔触感应之中丰厚的水路层层递入或展开，有恍若隔世的视幻感，仿佛事物的本源就蕴涵其中。笔墨质性的稳当和静穆没有一丝噪音，这自然是器识同构状态下生命精神与内心的静穆通过笔墨秩序的庄重企及的。如果在多次或不同时日的积墨续加之中会遇到最棘手的心手相师时空位移的困惑，这样的，每一次的入境与笔墨事功，如果人的心念旁骛的话，之前的笔墨秩序就真正的无以复加了。那么晁海先生的笔墨的递加，这无疑就化为通过笔墨对人的生命精神的修持。栗宪庭先生曾把这种艺术状态称为佛家捻珠的行为，其实捻珠就是治心，其旨并不在捻佛珠这个状态，这是方法论，关键是要让人的生命状态从社会生活和社会人这个状态中抽离出来，回到本真静穆的状态，这个难度或许相当大，所以“挫其锐，解其纷”就是平息其躁动化解其纷扰，而在晁海先生圆通庄重的笔墨秩序之中，这种艺术语言的哲学特质何其明显和突出！
这一点栗宪庭先生还把其设喻为母亲或妻子为远方的子女或爱人织毛衣的状态，如手指在秩序化的抹挑往复之中，随着时空的过往，连绵的线头的铺排就成为一种回忆和念想的承载。春华秋实，因果由此圆满。那么，这种心境或业力，是带有佛家加持的福报的，似乎生命就这样在丰富、丰满和延续。所以，我们从这种状态中也可以了悟到千年海龟慢而又慢的胎息事功的巨大能量。“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晁海先生近几年的笔墨企及了其在哲学层面对空松的体悟，墨以水路方见其空透，墨以递加方见其显宏厚，墨以漫漶方证其沧溟；空透如白露秋霜，不必大白于墨中，和其光也，既和其光，则以淡墨润墨假借也，光尘虚实相濡以沫也，故谓和光同尘，则为心识统摄万物之大法门。终归，“湛兮，似或存”，那种藉由生命力和生命体悟雕塑的物象在恍惚之中于时空走来，就在那里。似乎是千年汉唐的文化生命精神通过图符的接引得以复活，这是晁海先生在通过中国农民和耕牛等等对自然界一切生命状态和生命精神体悟与延展之中修持与加持的结果，在这种场域，生命是永恒和永远的，则华夏文化农耕文明生命曾经纯然本然的生命精神名以实具得以复活和再生。
先秦时孔子关于生死的祭祀与仪礼说了一句话，他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这就是对生命和生命精神的存在礼拜与祭祀的持护，纵观晁海先生不同创作时期藉由水墨对自然界和人类一切生命况味和生命精神以及生命力的诠释和张扬，其沛然而直抒块垒的笔墨意味的静穆与沧桑，行走于过往时空和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不同国度的个体生命对生命状态与境遇的体验之中，这使得人的生命精神得以打开和延展，亦使得作为中国媒材的笔墨纸砚在中国水墨今古或缺的沧桑厚重的笔墨语言上具有当代气质。而如此种种，皆彰显了晁海先生对中国媒材哲学美学精神和人的生命张力深邃的洞察和自性的体悟，而使在传统维度和当代视窗世界新绘画语言上的创立具有开派的特质和当代的身份，而华夏文化农耕文明似如汉唐人文精神悲沧宏大的气势得以在当代展开。
在全球化的文化对接当中，晁海先生通过中国画水墨艺术呈现了中国文化对于不同生命体和生命精神坚强的持护和礼佛与布道般的尊崇，而其图符语言背后悲悯的情怀，凸现了非常丰厚的人文价值和生命态度，而这种对于生命精神的直观和呵护，具足了在现代社会文化语境中对民主民本精神的观照，我们在物欲时代慌不择路的追逐之中，或许由于对生命和内心的观照，可以重新认知中国农民如大地一样的生命力和大德曰生的宽博和仁厚。
但是正如当代文化和当代艺术在宗教层面观照的那样，中国农民对家园的出离，如同非洲东海岸物种的迁移，在留守老人与小孩的守望之中，由于原始农业和自然地域在金钱和物欲刺激下的黯然失色，而权力资本化和绿卡攀援营造的政治远亲现象的事实已泛滥和扩大，这使中国劳工或中国农民的处境成为劳动利益关系中边缘之边的远房。则中国式的农民或劳工，既不能回到被大部拆迁着的故园亦不能达到理想国彼岸，所以，几千年农耕文明这种作业形式的孱弱和后工业化在城市边缘和农村的扫荡，使先民天人合一的农耕生活秩序被很快摧毁，农民的命运在后工业化快速扫荡之中的状态，如同一种物种面临的尴尬气候和地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泪下。或许这正是中国正在摸索的泛政治化和泛经济化的文化惯性所致。但是文化的惯性往往如同嗜好、吸毒和酗酒，看似不会刈人，却过多引来人类自身的自决与自绝。
那么，人文精神中艺术和艺术家个体的痛觉和鸣哨，无疑显得愈发重要。农民和蜕变后的农民工、产业工人，他们在现代社会文明进程中除过劳苦艰辛的处境外，真正逝去了什么，而又得到了什么，这显然不是物质层面的得失。农民和农民工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因为在任何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群体如果没有身份，他们的权利是不固定和虚无的。比较回望之中，两晋时南迁士族的佃农和家奴，他们除过买卖关系以外，农民或佃农的数量，在当初的人头税征取过程中是隐瞒或虚报的。而侯景之乱的发生与广大，正是基于其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游离性和身份的混乱不实。
西方人文精神的萌动和到来，使人的个体生命精神得以张扬，在中西文化交臂之后，先是民国时期人文民本精神的觉醒，如鲁迅先生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奴性的批判，在之后，中国一部分有文化担当的知觉者个体灵魂精神在意识形态引擎下由群体失忆转变为有人文观照和人本精神的醒觉和指认，而这种形态又不同于那种玩世的文化和艺术形态样式和内容，所以这种在灵魂层面对华夏文化民本精神宗教般的持护无疑是积极的、人文人本的，又是感动人心的。
所以，笔者亦仅仅以自己的一点观察来探究，则以为晁海先生的水墨艺术无疑具有当代艺术的特质。当代无媒材，只有亦唯有个体人文精神的醒觉，亦唯有个体人文精神的集群的宣言，方使我们远离和摆脱文化不能克制的惯性，而对华夏文明的人文生态以全然的审视和考量，从而引发广大的思索。事实上，我们的文化现在正面临和跌入着腹背受敌的境况，或许人报李树森先生的强元文化说亦是基于个中缘由罢，而晁海先生水墨世界雄浑苍茫雍容博大的气质，正显示了中华民族汉唐文化那种主体力量和主体精神，但同时在体察入微上又具足宋明理学的軆道精神。无疑，在国际化文化对接当中，其对人类生命状态的体悟和艺术语言的新秩序，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当代的。
晁海先生水墨艺术世界实质上在符号学思想渊源中以哲学的维度通过对绘画艺术新语言的创造，以哲学精神本体化一元化的水墨形态建构创立了中国画传统媒材在艺术语言和艺术内涵上强大的能指特质和体系。在佛教所证悟的宇宙时空当中，如来的指掌指认的十方世界并不在手掌之外，而恰恰在手掌之中，这种具有哲学意味宗教的设喻就是艺术本体精神赖以证悟的能指与所指和意指的合一。世界原来就在如来的指掌之内，这就是哲学艺术语言的特质。晁海先生的水墨艺术世界释放了一种对一切生命的自然精神和生命张力人文人本价值的指认和对民本精神礼佛般的修持和持护，这亦是一种艺术和哲学本体化精神通过生命直觉企及的生命气息和生命维度的指认。
——李曦源《晁海先生筆墨修持中的佛性以及中國農民問題的斷想》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