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永州科举为何独领风骚

      永州位于湖南南部，唐宋时期，属于偏僻荒凉的南蛮之地，许多犯错官员被贬、或游历永州，造成了独特的永州文化，从而促进了永州文化的兴盛发达，永州科举也在那个时候独领风骚。

      一、进士数量

      据资料介绍，永州科举曾经灿烂辉煌。据考证，自科举制开启以来，湖南共出进士2432人，永州有485人，占湖南的五分之一。其中：唐代9人，占同时代的湖南进士三分之一；五代1人，占同时代的四分之一；宋代373人，同时代湖南948人，占总数40%。此后，元代15人，明代60人，清代28人，人数占比junv不足10%.

二、总体特点

      1、时间和空间分布不平衡。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和不同空间，进士数量和占比有明显变化。永州进士数量占湖南总数的比例，以唐宋最多，均在30-40%，明代渐少，特别是清朝时比例最小，还不到4%。两宋湖南进士 908 人，永州地区 371 人，当时永州地区的人口是潭州（长沙）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潭州进士数量只有 150 人，不及永州的一半。以县域考取进士人数来排名，前三甲都被永州地区占据，祁阳进士 98名位列第一，零陵进士 73 名第二，营道(今道县)进士 63 名第三，甚至创造过一届考取10名进士的“高考”奇迹。而祁阳总共出个127个进士（茶陵139人），可谓是独领风骚。

2、高质量和家族性明显。

唐宋时期，永州考生曾经囊括湖南全部进士名额达18届，考取进士人数处于湖南绝对优势地位达60多届，出了3名状元（李郃、吴必达、乐雷发)、2名榜眼(路振、何询直)、1名探花(何凌汉)、6名解元。周敦颐、何绍基、何嗣全、陈大受等10余个家族出现进士群体，涌现出了李郃、周尧卿、路振、陶岳、陈遘、邓三凤、义太初、杨齐贤、吴必达、乐雷发、熊绣、陈纯德、雷复、吕藿、陈荐、周希圣、何朝宗、蒲秉权、刘兴秀、何凌汉、何绍基、陈大受、周崇傅、陈文騄等一系列杰出人物，形成了楚南人才的灿烂星群。

道县何氏始祖何守礼是南北朝时来道州定居的，本人是隋朝进士出身，官至“光禄大夫”，其后裔人才辈出，历朝历代皆有进士及第，尤其是宋代以来，学风沛然，蟾宫折桂者源源不断、绵绵不绝。何嗣全考中进士后，其曾孙何谊直、何友直、何询直（榜眼）均高中进士，其中何询直、何友直乃同榜进士。兄弟三进士，爷孙四进士，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凤毛麟角。

三、原因分析

1、贬官文化成就了永州，使得永州逐渐成为湖南重要的文化中心。

唐宋时期，像王翰、卢象、吕温、元结、柳宗元、宋之问、张谓、刘长卿、怀素、范纯仁、黄庭坚、苏轼、张孝祥、胡安国、寇准、张浚父子……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足以书写一部亮丽的文学史。他们都或为官、或贬谪、或游历,隔着时空,在柳宗元的放逐之地永州,形成了独特的“永州文化”。这些科举出身的文人、官员,为永州的山水增添了诗意,也为学子们带来了科举的希望。虽然遭到贬谪,不过他们是永州的地方官,他们在这片蛮荒之地建立书院、开设学堂、著书立传,或者只是吟诗作赋、寄情山水,在无形中完成了对永州的文化输血。永州的野蛮,因为有了外来文化的加入,变成了悬梁刺股的决心,成为唐宋时一块文化高地。特别是柳宗元的影响最大，“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被贬的文人骚客为偏远的永州带来了文化基因,唐宋时,永州成为湖南的文化中心。甚至千年之后,柳子依旧以另外一种方式影响、激励着永州的学子们。永州科举之所以能够数百年长盛不衰，享誉全国，是因为有柳宗元这样的贬官带来激励模范作用。

2、外来文化和永州文化的融合，使得文化中心并不限于经济发达地区。

宋室南迁,文化中心南移,大批理学大儒进入湖南,建立书院,开坛授课，“学为圣贤”、“传道而济民”、不以科举作为首要目的的教育理念成为湖湘文化的基调,积累沉淀,在几百年后,造就了湖南熠熠生辉的近代史。

宋朝时,道州的周敦颐家,就是全村、甚至全永州人的榜样,常常被用作教育孩子的范本,在永、道地区起到了模范作用。当时道州为周敦颐故里,文化相当发达。其原因与周氏关系很大,仅周敦颐一家便出有周辅成、周寿、周焘、周子亮等七进士……对道州人士颇具模范作用。”

周敦颐为官三十年,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为郴州任县令时,首倡办学,作《修学记》;到邵州任职建学馆,亲自主持开学典礼并发表讲话。而在他的家乡,“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担起了模范的责任。周敦颐成为永州地区科举的一面旗帜。在周敦颐去世后,湖南较大的州县都建有濂溪书院,永州更是如此。周敦颐“立诚”“为圣”的教学理念被写入各村的族谱家规,格外重视对子孙的教育。两宋时,永州地区文化的勃兴,考取进士数量居于湖南省首位，与周敦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周敦颐思想学说,深刻影响了几百年湖南的文化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