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10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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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商文明》

由于最晚的藁城样品的年代接近于盘庚迁殷以前的商代前期末段即公元前 1300 年，所以可能是安阳这一商代晚期都城建造年代的下限。如果郑州的确为隞，那么商汤建国的年代要比二里冈遗址的最早年代早许多。也就是说，商代历史上仲丁（此王迁都于隞）与盘庚之间的年代，根据上述极少的几个放射性碳素数据，不可能晚于公元前 1300—前 1000 年，也不能早出它许多。这样就推算出商汤建国（至仲丁历九位商王）之年要早于公元前 1700 年。

根据我们手头的各种材料，我们认为下列数据可以作为商代历史的绝对年代：商汤建国　早于公元前 1700 迁都安阳　早于公元前 1300 商朝灭亡　大约公元前 1100

关于商人的语言，我们无须多谈它的归属，我们只能说卜辞语言是迄今所知汉语的最早形式。道布森说得很清楚：“古代汉语是后代汉语形式的祖型……而它的来源则是商代贞人使用的语言。保存在甲骨上刻写的贞问和回答中。”(16)由于商代的陶文，如我们在第四章所说，其文字风格与卜辞相同，这一现存最早的汉语，显然是上层和下层阶级共同使用的语言。同时商人的阶级分化更多地表现在家族内部和家族之间，而不是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因此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说明商文明的语言比较单纯，并没有分化。

安阳人骨属于蒙古人种，关于此学者们意见基本相同，主要的分歧发生在两个问题上：商人和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有多大差别，哪些也属于蒙古人种，商人属于同种族还是不同种族。

李济曾查阅了步达生发表的商代和新石器时代颅骨标本的测量数据，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为此他提出这样的假想：“上述显著的差别，是因为商王朝在中国北方建立时发生了宽颧骨人种的入侵，在中国北部建立了殷帝国。

利用判定式分析法，豪威尔发现，在所有头盖骨特征中，安阳人种与海南岛的现代中国人和北海道、琉球的日本人最接近，而不是欧洲人、美国印第安人或波利尼西亚人。

在商人起源研究中，我们首先可以说明的是，商文明诞生（其年代在公元前 18 世纪）之前，有一个很长的文化与社会的发展过程。

中国北部最早发现有陶器，并可能有农业的文化遗存，目前仅见于几个零星的遗址。在其中的几个遗址中，这些遗存的地层出现在另一个文化，即仰韶文化之下。其特征是陶器制作粗糙，夹砂，并拍印有绳纹、篦或篮纹，没有彩绘。这一时期已知的遗址——部分遗址的放射性碳素年代为公元前 8000 年——发现于西部（陕西和河南西北部）和东部（河南新郑和河北武安）。西部遗址的发掘资料，至今尚未发表，其特征是绳纹陶；东部的遗址，发表的较多，特征是篦纹陶。这些遗址到目前还知之甚少，但它们为研究由旧石器时代的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这一关键性的过渡问题提供了最早的资料，同时这些遗址的陶器群也出现了仰韶文化特征的器形和作风（如鼎和绳纹）。

无论何者是山东、江苏北部青莲岗文化的来源，河南和山东境内龙山文化的发展道路各不相同。河南龙山文化的主要特征为鬲、斝和灰陶罐并饰以绳纹，而山东龙山文化盛行鼎和高足杯（许多器物的周壁上镂孔），灰陶和红陶，没有拍印绳纹。不过，在社会发展上，内地和沿海地区的龙山类文化呈现出相似的发展趋势。

大汶口社会分化出了富人和穷人（根据墓葬中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制陶业出现了专业化（轮制），婚姻可能是一夫一妻制（男女合葬墓）。 (38) 至山东龙山时代，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剥头皮习俗、更多更精美的轮制陶器、夯土村落城墙和金属器，表明这里的社会发展水平更高。

可以肯定地说河南和山东的龙山文化为商文明的最终建立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同样清楚的是，龙山文化并没有直接发展为商文明。在龙山与商之间的变化过程中既有连续性，也有创新。

人们可以肯定地说，就商代农民而言，他们的基本生活用品与他们的龙山时代的祖先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他们所必须经受的变化是根本上的经济、政治方面。商代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上层阶级的生活方面。

强调三代是垂直发展而连续的关系。二是认为三代是文明的岛屿，孤立于同时期蛮荒的海洋中心。通过重新思考旧材料和最近考古学带来的新材料，我发现这两种观念成了重要的障碍，不利于正确理解中国古代史。我相信三代平行发展的思想是解决中国古代国家形成过程的关键。为了把这个思想讲清楚，也为了把现在和将来的考古资料放入适当的位置，本章结尾我将讨论古代文献所见的三代相互关系的证据。

夏、商和周不仅仅是三个历史朝代，因为商在它征服夏之前就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同样，周在克商以前也是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也就是说，夏和商年代是平行的——至少是重合的——政治势力，商和周也是如此。

比如周，在卜辞中是个完全同时期国家，虽然它的附庸国地位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确定无疑的。夏虽然没有见于商代晚期卜辞，但夏之后裔国杞，确实为一个诸侯封地。

商并非中国古代唯一的文明社会，甚至不是最早的。但前面我们曾指出，它在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中起了重要作用，也只有具有充分的文献资料，让我们探讨它自己的世界秩序。同时，从亚当斯写他的书以来，中国考古学家经过长时期的工作，大大丰富了商代的考古资料。因此对于研究古代中国和古代世界的学者们来说，都需要考察商代社会和商文明的一些方面，这样也许能得到更多的启示。

全球模式和个别道路并不相互排斥。我们知道， 1945 年美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是首创的，以后所有在英国、苏联、法国、中国和印度爆炸的原子弹都是学来的。无论如何，知识的来源可以直接追溯到罗斯 · 阿拉莫斯。但在各种情况下，工业背景和技术工序都必须学到手，爆炸才能成功。一旦世界某个地方知识或技术前进了一步，这里就开始形成一个辐射网的核心，此后再有这类事物都将受到怀疑。不过，它们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最早发生的事物，还需要加以分别研究；在作出全面研究并有确凿的证据之前，人们只能推测后来的事物是纯洁的或者不是。但这类结论或推测在我们研究工作中是否重要，可能要看研究本身。如果我们要全盘举出人们认为的导致社会变化的动力的来源，那么我们就需要搞清楚各项物质文化和社会制度的渊源，然后我们才能完成这项任务。

现代美国考古学中最广为人接受的发展阶段说是埃尔曼 · 塞维斯的。他的四个“联盟阶段”即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的学说为人们广泛采用。

商代的宫殿、寺庙和坟墓都是宏伟的建筑，但在建筑规模和坚固性方面，商代宫殿肯定要次于秦汉和以后各代的皇宫。那么商是酋邦而不是国家？但如今要这么说那就荒唐了，因为就拥有合法暴力机构的统治机构和社会阶级而言，商合乎国家的条件。

我认为文明，如同考古学所反映的，是社会对立的几对矛盾体的文化表现：阶级—阶级；城市—非城市；国家—国家。换句话说，贫富分化、城市化和国家关系是文明的三个必要的社会决定因素。

拿约翰 ·E ．菲弗的话来说：“一个人的衰亡，……可能是另一个的新生。用于侍候贵族的力量越少，那用于其他人，及用于财富分配和生活水平提高的力量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