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数学老师王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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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前班到一年级再到二年级,东郭小学一直没有分班。干槐树村学最高只到二年级,因此三年级时学生数量激增,开始分为两个班。三年级我在一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是陈三德,数学老师兼音乐老师是郭富德。三年级二班语文老师大概是杨中奇,数学老师则是王宗。

四年级时所有学生全部重新打乱分班,我又成了二班的学生。三年级下学期结束后,紧接着是为期两个月的暑假,我平生第一次出远门,赴陕西省扶风县参加二奶奶的葬礼。开学我没赶上,母亲去学校为我报的名,大约一周多我就回来了。

听同村的小伙伴说,数学老师心急如焚,不断叫他们打听我的归期,主要原因当然是怕我的课业落下,跟不上大家的学习进度。我听了略感诧异,同时又很不服气,至于感动,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那时我已长大,已明白些许事理,但已不再年轻。青春易逝,芳华不再;将军白发,美人迟暮。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无可奈何又令人唏嘘的事情了。当然这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戴个金丝边框的眼镜,留着短发,不是很胖,但也不瘦;不是很高,但也不矮。脸方方的,看着就很严肃,不爱说笑。

他有个喜好,也算是他的一个教学特点,就是解应用题时叫“学习好”的同学来读题,然后带领大家审题。学前班不分学科,主要认识拼音和数字,一年级开始接触加减法以及背诵乘法口诀表,二年级学习两位数以上的乘法以及除法,三年级进行四则混合运算和单位换算。四年级开始,逐渐有了应用题,其实就是把数学问题放到生活中,用“数学思维及方法”解决实际面临的问题,比如相遇问题、追及问题、和差问题、和倍问题、年龄问题、行船问题等。

那时经常被点名读题的学生有晓锋、宏伟、海洋、海波等,当然,有时候也会轮到我。

四年级的单位换算变得复杂起来,加入了面积和体积(容积),比如平方米、平方千米、公顷和立方米、立方分米、升。王宗老师经常会在课堂上赞扬三年级一班数学老师郭富德的一句话:数字的一千米等于文字的一千米,写出来就是:1000米=1千米。其实吧,长大以后你会发现,很多知识,即是常识。

王宗,一看这名字,我立马想到了杜甫的那首《望岳》: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孟子·尽心上》曾言: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从以上两点就可以看出,其父母对于孩子的盼望和期许。杜甫诗歌多半沉郁顿挫,忧国忧民,这首却开朗清明,雄伟奇绝,抒发了勇于攀登的凌云壮志,洋溢着奋发向上的蓬勃朝气。孟子的这句话表面上指的是“站得高,看得远”,实际上在说人要不断突破,超越自我,用超然物外的心境来看待世间的一切,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

东郭小学冬季的取暖方式“从古至今”只有一种,那就是生炉子。炉子不是市场上卖的铁炉子,而是青砖垒成,冬天砌,春天拆,每块砖头来自每个学生。烧的呢,更不是炭,而是细煤夹杂黄土混合清水搅拌,晾晒,风干而成的一块一块的东西,学名叫做“煤块子”。

想当年,数学课上王宗老师在三尺讲台上授课,我们坐在下面听,想,算,答。冷了,王老师说大家搓一搓手,于是教室内摩挲声此起彼伏;王老师说跺一跺脚,于是教室内灰尘四起。冻了,可以举手讲明,经过同意后到前面去烤火。饿了,严家的同学会把书包里的苹果和馍馍拿出来烤,不一会儿,近火的那面变得酥软、金黄,果香萦绕,麦香四溢。累了,王老师便丢开书本,给大家讲故事,例如“走马观花”和“丢大哥大”这两个故事,前者“古”,后者“今”,都是我从他那里听到的。闲了,他还关注着本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屈指算着今年又有谁家的孩子考上了县城的高中,例如晓锋的哥哥亚锋,憧憬着他们会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总的来说,教室内充满着快活的空气。鲜艳的跳跃的火苗映照在他慈祥有爱、春风和煦的脸庞上,愈加显得诚心诚恳,中正平和。

邵寨塬上有两个节日很特别,一是“龙抬头”,一是“端阳日”。按照本地的习俗,二月初二这天必须要吃炒豆子,穷苦人家不过是玉米、槐豆,富裕人家则会有大豆、豌豆,还会放几颗糖精,简直能甜到人的心窝窝里头去。

那时候教师节根本不流行,一点儿也无人提及,但是孩子们心系老师们,感恩其付出,往往会在“龙抬头”这天老师进教室上讲台之前,把自家的“珍藏”一股脑儿放在讲桌上。于是很快就会出现这样一幅画面:讲桌上五谷杂粮,堆积如山,黄红灰绿,一应俱全。

每次王宗老师的讲桌上总是满满当当的,可见彼时大家对他的喜爱与尊重,关心与感激。

五月初五这天除了家家户户悬挂艾草,还有佩戴香包的习惯。香包,这是庆阳人的叫法,现在甘肃省庆阳市还在举行一年一度的“香包节”。这东西在我们邵寨塬上被称之为“畜畜”,前一个字读四声,取其形,其实就是布片制作的各种动物的形象,里面装满棉花,使之鼓胀起来。布片是一种特殊的材料,学名“梳子布”,特质是比较坚硬,易于剪裁、造型、填充,全用彩色的丝线缝合,上面点缀了许多漂亮的斑点、花纹、线条,动物的眼睛多用小珠子装饰,更增添其光彩,显得活灵活现;后一个字读轻声,取其意,其实就是个口头称谓罢了,和房子、车子、女子、票子里的这个“子”一样,没有实际含义。

二零零二年的端午节,我正好上五年级。那时我特别喜欢班里一个女生,为了讨她欢心,特意从干槐树村一个名叫王青青的女同学家里买了一个“畜畜”。她长得十分心疼(邵寨方言中“心疼”是可爱的意思),娇小可爱,她母亲蕙心兰质,心灵手巧,经常做手工在街里集市上售卖,声名在外,有点类似于《红楼梦》中的“慧娘”。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放学特意找严家的同学借了自行车,经过数人指点,才找对了门户,用五元巨款买了一个蝴蝶形状的饰品。送给她时,她只有羞怯,我更不好意思,不敢看人,只望着人鞋面脚尖长久发呆。

第二天数学课之前,大家也把自己的“爱物”纷纷“呈上去”,放在讲桌上,有点类似于《红楼梦》清虚观打醮那回张道士的徒子徒孙们看过宝玉的“宝玉”后敬贺的小玩意儿,算是一份小小的心意。王宗老师当然不会收下,只是一个个拿起来鉴赏,口里说着这一个这里好,那一个那里好。当看到那件栩栩如生的“蝴蝶”后,又听底下人说了“前因后果”,他就生气地放下了,不发一言。

从那时我就知道,他如同鲁迅先生的授业恩师寿镜吾一样——“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他的本意是学生就要做也只能做学生该做的事情,把心放在学习上,不要贪玩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也印证了我这种看法。

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道:

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听说现在自己已经做了店主,而且快要升到绅士的地位了。这东西早已没有了吧。

三年级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一是以前写的叫短文,现在改为作文;二是以前写字用铅笔,现在改为钢笔;三是开始写毛笔字,分为大楷和小楷两种。写大楷和小楷都有专门的本子。小楷是三十二开的本子,里面布满四方四正的小格子。一般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布置的作业乃是抄写课文,比如《翠鸟》这篇课文我就来来回回、反反复复地誊抄了好几十遍;大楷则是十六开的本子,横向装订,向左翻开,里面全是很轻很薄的白纸,下面垫一张名人名帖,总是二十个字,一般为五言绝句,我们来临摹,所以也叫“刷大楷”。特别熟悉的字帖我记得就有北宋邵雍的《山村咏怀》以及唐代贾岛的《寻隐者不遇》。

直到后来我们都“刷”吐了,但交上去的作业还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原因无他,没有新字帖嘛。

有次我得了一张新字帖,开头是“工农商学兵”五个大字,便急急忙忙地行动起来。由于是在课上,不能使用毛笔大张旗鼓地“临摹”,于是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和鲁迅先生小时一样,用铅笔将字的外形轮廓“描摹”下来,然后再用毛笔蘸墨填充。这样虽然背离了原来的初衷,但总算聊以塞责,大体上和名人名帖“相像”了,最主要的是我太爱这张市面上买不到的字帖了。

根据后来老师和现在做了老师的同学所言,只要站在三尺讲台上,那么下面学生的一举一动尽在眼中,根本不可能逃得出老师的“法眼”,亦或“天眼”。于是我被发现了,王宗老师停止了授课,叫我拿着大楷本子坐在讲台边沿上面对着同学们听讲。那时我觉得这是一种羞辱,又急又愧,最大的原因当然是那个女同学了。

在自己喜欢的女孩子面前出丑,丢人,受辱,简直比杀了我还可悔,可恨,可气,可恼。

我最终还是没有反抗师长的“强权”,低着头红着脸听完了那节课。

现在看来,自是风轻云淡,犹如飞雪飘絮,毫无挂碍。但那时脑子转不过弯来,心中着实不忿,不知道背地里咒骂了多少声,多少句。

东郭小学每学期都会评选“三好学生”,一般做法是只看学习成绩,前三名稳坐钓鱼台,牢牢将之收入囊中。小小的学生,打眼看过去,像是花圃中才刚冒头的幼苗,几乎一模一样,性格亦不甚突出,在人格和品德上更无所谓亏欠。有一次我是第二名,发奖那天却被排名第四的同学顶替了去。我当然内心极其“失衡”“失落”,脸上却也不好表现出来,因为结果不可更改,只能暗自吞下这枚苦果。

我疑心是王宗老师从中作梗,理由是那位同学正好是干槐树村人,同样也姓王,也许他们同宗同族,也许他们叔侄关系。

泰戈尔曾说:“天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过”,现在整整二十年弹指间就过去了,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早已不再重要。正如普希金在《假如生活欺骗了你》里最后写的那样:而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亲切的怀恋。

我称王宗老师为先生,最重要的是他在二十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人民币只有在付出了相应的劳动后才能称之为“钱”,其他的,只是巧取豪夺而已,不足为耀。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二十年白驹过隙,这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如今仍然言犹在耳,令人振聋发聩,侵肌裂骨。

几年之前,我有幸经过干槐树村好多次,总会看到一家院子,最特别的地方是家后院栽种有几杆绿竹,无论秋去春来,还是严寒酷暑,那抹绿意不光在太阳底下斑斑点点,漏下阴凉,在月光之下也是主雅客来勤,晚风拂过耳。

《红楼梦》中贾宝玉为林黛玉居住的“潇湘馆”的竹子写了这样一副令人拍案叫绝的对联: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这副对联和唐代诗人李峤的《风》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下: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全诗没有一个“风”字,却处处是风;全联没有一个“竹”字,却处处是竹。

“梅兰菊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光是“花中四君子”,更因其高洁、素雅、操守、气节、精神、美德被中国文人喻为“君子”的象征。难怪东坡居士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在我眼里,数学老师王宗先生正是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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