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科举、高考，这三者有什么关联？
如果说科举和高考还存在关系的话，世界杯与这二者之间似乎毫无瓜葛。但在这个世界杯和高考交织的夏天，我察觉到了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关联，关乎我们对公平和正义的追求，隐藏着一股公平与效率博弈的暗流，在左右着人类的进步。
这篇文章成文的时候，俄罗斯世界杯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与此同时，高考成绩均已公布，数百万考生正在研究如何填报高考志愿，成绩理想者自是不必担忧，但是想要选择一个更好的学校也颇费脑筋，成绩不佳者则面临着更为艰难地抉择；几百年前的此时，数以万计的学子大概正在准备临近的秋闱考试，这是他们科举路上的第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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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世界杯谈起吧。
2018俄罗斯世界杯冷门频出，德国、波兰小组赛出局，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等被挡在八强门外，人们在遗憾中送走梅西、C罗的同时，1/4决赛中又送走了内马尔、苏亚雷斯等巨星。
人们在享受足球比赛快乐和感慨传统强队纷纷出局的时候，不要忘了在本届世界杯的预选赛中同样频繁爆冷，意大利时隔60年再次与世界杯失之交臂，无冕之王荷兰继缺席2016欧洲杯后继续缺席2018世界杯，只有33万人的冰岛创造奇迹，当然最稳的还是中国队。
进入决赛圈强队的纷纷出局各有各的原因，要么战术老套、要么年龄老化、要么斗志不强，不一而足，败走无可非议，即使存在判罚的瑕疵也无关大局。但是我们叹息的是好多世界强队止步世界杯预选赛，而一些实力远比这些强队差的球队得以闯进决赛圈。如果仅从比赛公平的角度来看，世界杯应该是能者居之，让世界上最强的32支队伍去角逐沙场。
然而世界杯名额分配的机制却不是这样，世界杯名额分配通过一系列复杂算法来对各大洲名额进行分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名额分配如下：
如果按照人口基数来推算，4.5个名额是无法与亚洲庞大的人口相匹配的，但是如果世界杯名额分配改为全球统一比赛，大概以目前亚洲足球的水平有2个名额就不错了，大概中国对足球也就会彻底死心。
在现有足球名额分配机制下，欧洲最多有13个名额，然而受伤最深的也是欧洲，因为欧洲足球整体水平太高。因为受名额限制，每届世界杯预选赛都会有一些传统强队出局，而其他洲一些实力不济的球队进入决赛圈，难怪很多人高呼世界杯不如欧洲杯精彩。
世界杯名额分配机制是从某种程度上牺牲强者来保护弱者，让弱者有机会参与进来。这其中有推动世界足球整体发展的考量，也有提高足球在全球关注度和提升经济效益的算盘。
仅从世界杯来说，名额的分配也许不是最公平，却是最合适的，更重要的是世界杯名额的分配基于一套较为透明的标准和规则，在执行过程中被广泛监督，这就是规则公正、过程公开，追求结果公平最大化。
当然关于世界杯名额分配不公平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所以2026年世界杯决定再次扩容，有人说扩容会导致世界杯精彩程度下降，但是扩容却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
追求公平还是牺牲效率，这是没有其他选项的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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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中国科举发展史上几个事件。
明朝洪武三十年春，三年一次的科举发榜，结果令人意外的是高中的51名进士，竟然全是南方人，北方人竟无一个人中榜，于是落第的北方士子十分愤怒，这超乎人想象的结果背后必然隐藏着天大的秘密，于是联名举报主考官刘三吾科举舞弊。
朱元璋得知后下令彻查，然而调查结果却令皇帝和北方士子很尴尬，所取进士皆无问题。于是朱元璋下令重新阅卷，但是发现重阅的试卷水平很差，北方士子不肯罢休。
为了安抚民心，处理官员从不手软的朱元璋大怒，决定亲自阅卷，录取了61名进士，全部是北方人，无一南方人。
这一事件史称“南北榜案”，从此之后，明朝定下了分南北取士的制度，按地域考试录取遂成定例，延续至今。
可见南北榜案的发生实际上是各地区文化教育的不均衡问题集中体现，而南北取士对于促进全国的文化教育水平，提高落后地区考生的学习积极性有促进作用。
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他需要不同区域的人参与到维护政权正常运转的体系中来，从而平衡地域间的政治关系。
公平的近义词是平衡，但是二者之间的内涵有着本质区别。公平是道，平衡为术，过于追求术，则必失于道，所以封建王朝一直走不出历史周期率。
而清朝两湖“南北分闱”的案例则更能反映某些问题。
康熙三年（1664），析湖广省为湖北、湖南二省，但直到雍正朝之前，湖南士子参加乡试仍须前往武昌，而湖南与湖北之间横贯八百里洞庭，湖水浩潮无涯，波涛不测，许多士子遭遇不测，因而湖南士子士子畏避险远不愿参加考试。
《湖南通志》记载，桂阳考生扶朝盛踏上赴考之旅后，其母每天都提心吊胆，总害怕儿子过洞庭时遭遇不测，在家终日以泪洗面，朝盛回来得知后很心疼和自责。就算自己不怕危险，让父母遭此大罪，亦于心不安，朝盛从此便不再去应试。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据史料记载，动员士子参加乡试成为各级官员最为棘手的问题，以致长期以来湖南中举人数不及湖北四分之一。
为改变现状，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偏沅巡抚赵申乔在广大士子呼吁下，呈请均分湖广省乡试南北名额，其继任者潘宗洛、李发甲先后多次呈请湖广“南北分闱”。
雍正元年（1723），朝廷终于下诏湖北湖南“分闱”，湖南从此步入人才鼎盛时期。
据统计，分闱后，湖南乡试每科中举人数在 60 人左右，是分闱前的近三倍；清光绪八年（1882 年）以前, 湖南各科乡试共录取正副榜举人4800 余人，其总数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湖南会试得中名额，分闱之前平均每科 3 人左右；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单独参加会试得中 8 人，自同治二年（1863）后每科中试者在10人以上，至光绪年间一般每科达12 人以上。
至道光二十年（1840），湖南士子在历届科考中进士者441人，中举者数千人，其中，陈鹏年、彭维新、刘权之、陶澍、贺长龄、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曾国藩、胡林翼等14人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
两湖南北分闱不仅改变了湖南人才录取的境地，甚至左右了晚晴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科举南北分榜让经济落后地区士子得以进入权利核心，两湖南北分闱则破除了地理之弊让人才得以脱颖而出。
所以，科举中这两个分开录取得到了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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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今天的分省录取，是否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高考的文章，题目是《高考是目前逃离底层社会的唯一公平起跑线 》（感兴趣可以读一下），那篇文章更多地是从高考考试的过程来谈公平，因为考试过程的透明和严谨，使得高考成为目前唯一最公平的赛马场，但是更重要的考后录取却没有涉及，所以并不完整，今天试着做一下弥补。
我们先看一下数据，以2015年为例，全国报名人数约为915.6万人，其中一本高校（含1本以上，以下同）录取人数为103.3万人，录取率11.3%，211高校（含985，以下同）录取人数为42.7万人，录取率为4.7%。 简单的说，就是2015年高考的100考生，有11个能考上一本，其中有5个能考上211。
这是全国平均情况，但是由于每个高校在各省的招生人数独立分配的，使得情况就变得十分复杂。仍以2015年为例，将全国211高校在各个省份（含直辖市）的招生人数除以每个省的考生人数，得到省级的211高校录取率，请看下图：
可以看到，有12个省的211录取率是低于全国平均录取率的，而最高的录取率（上海）和最低的录取率（广东）之间有超过4倍的差距，上海达到了13.9%，而广东仅有3.1%，也就说上海100个考生中大概有14个可以考上211高校，而广东的100名考生中能考上的只有3个人。四川、河南、安徽、山东等人口大省也敬陪末座，晚晴及近代人才辈出的湖南也在倒数后几名。
我们再看一下211高校最多的北京和上海的在2015年的招生分布：
由上述两张图可知，北京高校除了给予本地考生最高的录取率以外，对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是相当照顾的，总的来说北方诸省比南方诸省更受待见。而上海虽然也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所照顾，但明显更青睐长三角和长江以南诸省。
那么问题来了？
从历史和社会学角度来说，这套分省录取的机制本无可厚非，但是名额分配的依据在哪里？
每一届世界杯预选赛名额分配都要根据上一届世界杯周期内各大洲国家队表现来决定名额分配，虽然也有政治和利益的博弈，但是从流程上来说是公开而透明的，分配规则清晰可见，但是对于中国地域差异巨大、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十分明显的人口大国来说，被自诩为最为公平的择贤纳才的方式，却是从不公开分配机制、分配流程、更是无法被监督。
那么目前这套录取机制底辜负了多少寒窗苦读的孩子呢？如果改为全国统一录取，我们简单做了一下推算，见下图。
也就是2015年，全国总共有5.5万个孩子被不公平的高考制度剥夺了读211的权利，主要集中在广东、山东、河南、安徽和四川，其中被辜负最严重的广东省达到了1.2万人，紧随其后的山东省，也接近1万人。
而广东、山东等地区并不是所认为的落后地区，人们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并非不高，孩子的聪明智慧也未必比北京上海的孩子差很多，但是他们因为人为设定标准成了牺牲品，在“辈出率”这个名词中，只能做分母了。
那如果，把分省录取改为全国统一录取，就是否公平了呢？
有意思地是美国正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特朗普行政团队正撤销奥巴马时代的一项教育方针，该方针旨在鼓励学校将个人的种族考虑在内，以鼓励招生生源多元性。认为这些政策中的“偏好”和“立场”违反美国宪法，鼓励大专院校“不视种族”入学。
奥巴马时期的指导方针基于美国的“平权法案”。这一始于上世纪60年代的法案，原本针对的更多是政府部门自身的招聘工作，其核心思想是要让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享受到一定程度的优惠待遇。各高校在将该原则应用到学生录取工作中时，不再单看学生的学习成绩，而是更考虑他们的“种族”，以令生源的种族变得“多元化”。
但在很多美国白人乃至华人看来，这一政策却制造了新的“不公平”。美国高校会为刻意实现“多元化”而增加成绩相对较差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数量，并将成绩更优秀的白人、特别是华人学生拒之门外。在数十年的实践过程中，该政策不断引发争议，有的官司甚至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最近哈佛大学闹得沸沸扬扬的“亚裔歧视”风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016年，国内部分省份也发生过抗议减少本身录取名额以照顾西部地区类似事件，而这减少名额最多的却不是北京和上海这些地区。
那么，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公平，在复杂的社会问题中能否找到一个最为科学的解决方案，既兼顾公平，又使效率最大化，我们再来看看国际足协的做法。
国际足协已经决定，2026年世界杯将增加至48队，亚洲会分配8.5个名额，听说中国队比较稳定的成绩在亚洲排第9名，但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发——增加优秀资源的有效供给是解决公平的最优方案。
公平是源于资源的稀缺，我们畅想一下，也许在物质资源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里，公平这个词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那是不是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劲头更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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