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世界舞台上，他更是被低估的人物，他理应进入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伏尔泰、福泽谕吉与爱默生（Ralph Emerson）的行列，他们身处一个新旧思想与知识交替的时代，成为百科全书式的存在，唤醒了某种沉睡的精神。即使置于自己的时代，梁启超也该进入全球最敏锐心灵的行列。这些人看到一个技术、民族主义、全球化驱动的现代世界的到来，在希望与挣扎中摇摆，梁启超则从中国语境出发，回应了很多普遍性问题，对于科学、民族主义、个人精神都作出独特判断。但与用英文写作的泰戈尔不同，他未被中国之外的读者广泛认知。
2. 但边缘赋予他们特别的勇气，令他们成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这也是历史迷人之处，即使人人都受制于自身环境，自由意志仍催促一些人脱颖而出，成为异端与反叛者。
3. 人性之弱点与光辉，个性之必然与命运之偶然，彼此交织。那些相濡以沫的同志，在历史考验面前也经常反目成仇，彼此疏离，然后在人生下一个路口再度交汇。
4. 梁启超的自述与惯常的中国文人不同，他用一种令人难忘的视野，把自己的命运编制进一个更广阔的时代画卷，既与中国内部的兴衰有关，也与世界性的历史事件产生联系。
5. 可以想象，他应该是个过分拘谨的读书人，将科举的失败转化成更深的道德要求，而这道德要求又经常是脆弱的，容易被现实诱惑吞没——这也是整个帝国的特征，在一套高洁、夸张的言辞背后，是一个道德坍塌的社会。
6. 礼仪与教育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族中贫户即使无力纳粮，学堂也不得拒绝其子孙入学。这种系统正符合一个农业帝国的统治方式，个人忠于自己的宗族与家乡，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借由教育与道德语言，帝国也将教化渗透到每个臣民内心。
7. 八岁时，梁启超开始正式学习“制艺”，这是学童的一个重要时刻，意味着科举之路的开启。短短七百字的文章，要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后面四个部分各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一共八股，因此俗称“八股文”。
8. 广州改变了张之洞，他从一个沉迷于道德文章的清流派变为一位推崇洋务的地方大员，尽管自以为是的作风没有丝毫改变。
9. 广州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那是个书院开始兴起的年代，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创造了一种新传统，学者们授课、交流学问，有图书馆可供借阅，还因地处山林获得了某种象征性的独立，只与学问有关，不受政治权力影响。广州的禺山书院正诞生于那个年代。
10. 1810年署理浙江巡抚时创立了诂经精舍，要求书院拥有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而不仅仅是科举的附庸，并鼓励学子对学问本身产生兴趣，不要沉迷于应试技巧。诂经精舍不考八股文，也不闭卷考试，除去经学、史学，还增加了算学、天文学、地理学，随即成为新型书院的表率，在它培养出的众多著名学者中，有一位叫章太炎，日后将成为梁启超的同事与对手。
11. 因为太平天国之战彻底摧毁了江南的学术传统，书院、藏书楼几乎被毁坏殆尽，学者们四处流落，甚至死于战火。广州反而成了相对幸运的地方，阮元的雄心实现了，世人在评论学术时，开始说“江浙衰而粤转盛”。
12. 顾炎武可能是这种传统的开创者，他在《日知录》中记下每日的读书、思考。这是一种严格的思维训练，分为四个步骤：首先，你要留心观察，发现事物的特别之处；其次，你要注意与词语相关的事物，将它们罗列比较；接下来，再综合这些观察，得出自己的看法；最后则是多方收集资料，来证明或推翻自己的观点。在学海堂，这套逻辑发展成“句读、评校、抄录、著述”四项训练。
13. 在漫长的岁月里，进京赶考是一个艰苦而兴奋的旅程。帝国疆域辽阔，考生依靠骑马、骡车、帆船与步行抵达京城，倘若地处边陲，往往要花上几个月时间。这走走停停的行程也会变成一场拓展眼界之旅，考生可以暂时从枯燥的典籍中摆脱出来，游览山川、名胜古迹，拜会文友，作诗饮酒，如果足够敏感，还有机会观察民间疾苦，这都是日后跻身帝国统治阶层的重要一课。
14. 梁启超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个康有为，带着失落与傲慢，混杂着古今中外的奇怪学识。他痛陈时代弊病，雄辩滔滔，既能大谈孔子之道，也能描述西洋事物，比起寻常学者的木讷、低调，他似乎显得过分生机勃勃了。
15. 这是一场赌博式的战争。长久以来，意见领袖们对中国的情感颇为复杂，他们受惠于中国文化的影响，又认定它是亚洲进步的障碍，担心生殖力强、富有心计、勤俭的中国人迟早会横行全球。作家德富苏峰将战争看作日本自我成熟的重要方式：“我不主张为了战争而战争。我也不提倡抢夺他国土地。但是我坚持要求对中国作战，为的是把日本从一个迄今向内收缩的国家改造成为向外扩张的国家。”
16. 在日本人心中，唯有恭亲王与李鸿章符合谈判的资格。这是一次注定被唾骂的出使，朝廷不可能让皇胄宗室陷于这样的窘境，耻辱必须由汉人大臣来承担。
17. 这次接连上书是清代历史上的创举。常年的政治高压与自我审查下，读书人不能议论朝政，更不能结党行动，这一次，屈辱感战胜了恐惧与谨慎，无疑是对禁忌的成功挑战。他们在圣贤书上读到了崇高的道德理想，突然有了某种表现渠道，这肯定是一种奇妙的新体验。他们第一次作为政治力量出现，“虽其言或通或塞，或新或旧，驳杂不一，而士气之稍伸，实自此始”。
18. “经世”一词虽出自《庄子》，后来却代表了中国文人参与天下治理的彻底入世精神，与修身一样，是儒生不可推卸的责任。
19. 问题一定出现在对人才的选拔上。这也是中国传统改革哲学的核心：相信存在着某种完人，来驱动一切变化。以洋务著称的张之洞，也将注意力放在军事、经济、教育领域，而避开政治制度。
20. 知今而不知古则为俗士，知古而不知今则为腐儒。欲博古者莫若读书，欲通今者莫如阅报，二者相需而成，缺一不可”。
21. 变法者被两种弊端所困：官僚系统的贪腐无能，以及对西人的盲目崇拜——相信任何变法必须要依赖西方人。
22. 这些文章都展示出梁启超对“民智”的强烈信念——“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倘若人人都能拥有正确的知识训练，中国必定变得强大。而在他的心目中，正确的训练是孔子学说与西方知识的融合。
23. 甲午战争改变了整个社会情绪，同样重要的是，印刷术正在重组中国人的政治与日常生活，公共舆论蔚然兴起。梁启超不再依赖奏章、幕僚式的建议，开始诉诸报刊。不同时代曾孕育出不同的写作方式：阮元推崇“文选”式的写作，借此来打破考据家过分干涩的表达；曾国藩热衷于桐城派，相信这才符合重建一个被摧毁的时代的道德需求。梁启超面对的则是一个政治觉醒与知识爆炸的时刻，他要将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这新知识版图融为一体。他还创造了一种新文体来表达这个理念，像是对流行的桐城文体的反动，梁启超的行文“不是收敛的而是放纵的，不是简洁的而是蔓衍的”。
24. 官方以不信任的姿态看着这个新事物，普通中国人则抱有猎奇与轻视的情绪。新闻从业者很少认真看待自己，他们都是无法获得功名的文人，只能投身于这个边缘职业。
25. 一个叫夏瑞芳的印刷工人从中看到机会，创办了自己的印刷厂，因为不知该起什么文雅的名字，干脆就叫商务印书馆。
26. 谭嗣同对现实的批判才是用意所在，他否定三纲，批判君主制，更倡导男女平等，他认定所有人际关系中，唯有朋友一伦值得保留，这才是真正基于平等与自由选择的关系。
27. 经由中日战争，张之洞已成为众望所归的头号洋务大员，他也乐于将自己塑造为维新领袖，号召四方之才，尽管他并不善于使用这些人才，却始终控制不了自己的收集欲。
28. 四千名报名者中最终有四十人被录取。慈利人李炳寰考取第一名，第三名考生蔡艮寅才十三岁，据说是从邵阳徒步走到长沙赴考的，他日后将以蔡锷之名著称，刚毅性格小时候已经有所显露。
29. 梁启超终于有一个实现教育主张的机会。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他将教学目的分为立志、养心、读书、穷理、经世、传教、学文、卫生、治身、乐群。在读书与穷理两项中，他将中国的经史、先秦诸子学与西方群学并在一起，相信这些知识中存在某种公理；在经世中，他将治理国家视作专门的学问，要“上依人理，下切时务，穷则建言，达则任事”，也要有顾炎武与范仲淹的忧患意识；他也重申孔子作为儒家教主的身份，认为只有树立这样的教主，才可能对抗西方之入侵。治身讲究对行为的控制，学生不应有“名士狂态”，也不要染上“洋务膻习”。学文是修辞学，卫生是体育锻炼，乐群则是结社、合作的训练，是“群学”的一部分。
30. 梁启超笃信，意志的塑造比知识训练更重要。
31. 金融政治是支配世界的新工具，成为军事、外交的延伸，汇丰银行之于英国，德华银行之于德国，东方汇理银行之于法国，花旗银行之于美国，横滨正金银行之于日本，都是借用金融与政治权力捆绑一起。
32. 作为皇帝，他被要求全知全能，从淮河水患、江西的教案到西北的暴乱，都必须即刻作出批示。这套专制系统是为头脑敏锐、精力旺盛的皇帝设计的，比如无比勤政的雍正，到了光绪这里，大多数时候只能在冗长的奏折上批注“知道了”，“着照所议办理”。他还要面对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大清帝国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它被迫进入一个新世界，还要迎接一连串的屈辱。与历任的先皇不同，他不仅要精通满文与汉文，还试着学习了英文。
33. “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位杰出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