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关帝为什么称呼“帝祖”

关帝庙背靠古嵝山,坐西朝东,面对古城东门。如果站在关帝庙主殿,视线通过太子亭门楼,可以看到莲花池、东门城楼、东门屿的文峰塔连成一线。世代相传,文峰塔像毛笔,莲花池是墨盘,专门供关帝挥毫书写。

在东山历史上,关帝曾经发挥过特殊作用。明末清初,江山迭代,铜山百姓备受战乱摧残,被清政府强制迁入内地,视为弃民,长达三十几年。康熙时期,朝廷进行“粮户归宗”改革,铜山百姓在入籍问题上一波三折,最终借助关帝的特殊身份,认关帝为共同的祖宗,以“关永茂”为总户名,顺利入籍。

在关帝庙二进天井东边走廊,第二座石碑就是《公立关永茂碑记》,详细记载了铜山建城和卫所军户从军籍向民籍转化的过程。

铜山城建立时,周德兴调莆田兴化府士兵戍守铜山城,《碑记》载:“官与军咸袭封,是为军籍,里甲丁粮,世所莫闻。”有明一代,铜山城的军民都是军籍,军户的社会地位比民户相对低下,承担的差役更为沉重,所以明朝人一般以脱离军籍为幸事,黄道周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脱离军籍的。

“至国朝定鼎,凡天下卫所仍旧无易,惟闽地炽于海氛,故弃之。是有籍反散而为无,天下岂有无籍之人乎?”清朝初年,郑成功占据铜山十八年,因此被清政府“弃之”。康熙六年(1667),福建首先裁撤卫所,铜山所划归漳浦管辖。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复界,回到铜山的军户成为无籍之人,相当于现在没有户口。

“故莘庵陈公于康熙四十年将铜地户口编入黄册,而铜自此有丁粮之事焉。然泛而无宗,傍人门户实非贻燕善策。”康熙四十年(1701),漳浦知县陈汝咸将铜山居民登记入册,给予户口。但是,因为没有“宗”,只能“傍人门户”。

中国从西汉开始实行编户齐民,以后的各个朝代都对百姓进行户籍管理,作为征收赋税徭役的依据。明朝在全国推行黄册里甲制,宗族是赋税钱粮征收的基本单位,而里长和甲长一般都是族长或者大户人家担任。宗族在古代社会扮演重要角色,不可以“泛而无宗”。后来,由于大户长期把持基层政权,政府也为了管理便利,里甲管理逐渐世袭化,赋税徭役逐渐定额化,因此里甲组织和宗族组织基本重合,宗族管理也就具备了基层政权的职能。有的几个小的家族合成一个大的宗族组织,他们拥有共同的户长,而属下可以有上百成千的子户。

当时的铜山居民,就处于有了户口,却没有户主的状态,也就是没有“宗”。把户口寄在别人名下,非常不方便,包括赋税徭役的摊派也是别人说了算,免不了受到盘剥。

“因闻诏邑有军籍而无宗者,共尊关圣帝君为祖,请置户名曰‘关世贤’,纳粮输丁大称其便。五十年编审,公议此例,亦表其户名曰‘关永茂’,众咸为可,遂向邑侯汪公呈请立户,蒙批准关永茂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

那时,东山岛除了铜山城及其属地外,大部分地区隶属诏安县管辖,以现在的团结路经过桥雅头,往人民市场直至海边为界。现在的铜陵镇在当年是分属漳浦县和诏安县管辖的,直到雍正十三年(1735),铜山城才划归诏安县。

当时诏安县也有许多“有籍无宗”的军户,他们共尊关羽为祖先,虚拟户主“关世贤”,获得批准,和有户口的居民一样,享受权利,履行义务,“大称其便”。康熙五十年(1711),铜山以诏安为榜样,也共尊关羽为祖先,虚拟户主“关永茂”,获得批准,“顶补十七都六图九甲”。

整个铜山城才顶一个总户名,说明复界后过了三十年,铜山的人口仍然不多。从此以后,关帝不但是庙里的神袛,而且是铜山和诏安军户的共同祖先。他们改称关帝为“帝祖”,把关帝庙的香火请到家里,刻像悬挂,供奉在客厅中堂,每天烧香朝拜,俗称“烧点火”,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东山县尊称关帝为“帝祖”的原因。

人们感念关帝,赋其美丽传说。据说,朝廷视铜山百姓为弃民,不予入籍。关帝闻讯后,心急如焚,托梦给漳浦知县陈汝咸,训斥一番,不替铜山百姓解决入籍,怎么能说是造福一方。陈汝咸一看关帝为铜山百姓撑腰,不敢怠慢,向朝廷奏请把铜山百姓编审入籍,给予户口。同时,又托梦给铜山各大族长到关帝庙开会,商讨立户问题。各大族长领悟关帝圣意,来到关帝庙稽首跪拜,感谢帝恩,立誓做关帝裔孙,并立关永茂为总户主。至此,铜山百姓在关帝帮助下,完成了入籍立户,正式成为朝廷子民。

“迩因查县府司户册有一户‘关永茂’,即黄启泰等,其间大有移花接木、藏头露尾之虞。夫事方三载,即如此互异,又安能保其后来不无舛黠辈从中滋弊,蚕我子孙乎?于是公诸仝人,当神拈阄,分为七房。小事则归房料理,大事则会众均匀。叔伯甥舅,彼此手足,并无里甲之别,终绝大小之分。不得以贵欺贱,不得以强凌弱,苟有异视萌恶,许共鸣鼓而攻,此方为无偏无党,至公至慎,爰立石以垂不朽。”

傍人门户固然不便,一户之内也有矛盾。到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关永茂一户内部,由于黄启泰等大户把持,出现了以贵欺贱、以强凌弱的现象。可以想象当年铜山城内,因为权利和义务的分配不均,出现了激烈的内部纷争。经过各方协调,关永茂一户分为七房,其中陈、林、黄三姓各为一房,达成小事各房处理,大事共同协商,杜绝舞弊的原则。这是立碑的目的,也是宗族和里甲共同治理地方的成功案例,它闪耀着地方自治的微光。

不知什么原因,《台湾外记》的作者江日升来到铜山城,也许他到铜山考察前明往事,也许他受邀而来主持公道,总之,他撰写的《公立关永茂碑记》,成为他留在铜山城的历史印迹。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关羽完成了从人到神的塑造,而在我的家乡,关帝又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回归。在多神崇拜的中国,这种现象很少见,可以说绝无仅有。


                    2018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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