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在湖北，疫情期间不能出门，遂在家上班，湖北近期逐步开放，我却完全没有想回上海的打算，周一第一件事就是递交辞呈，炒了领导。
一.
想离职的打算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默默发酵，最直接的诱因就是新来的领导。
我就职于上海一家中型互联网公司，负责运营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内容主要是品牌宣传，产品促销和行业相关知识，保持每周四篇的发布频率，近期因为疫情的因素，为了紧跟热点，有一两周每天都要发布一篇。
我们市场部门一共四人，但负责运营微信公众号及自媒体的只有我一个，号虽是小号，相关工作却也很繁杂，我一个人负责公众号的撰写、采编、排版及封面插图制作等内容，在符合品牌调性和传播性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找平衡。
我一边负责公众号的运营，一边打理公司的自媒体和官网，在今日头条、搜狐等发文，在官网上同步更新品牌新闻，事情虽多，但也还能协调，领导给了我充分的自主权，我性格稍稍有些内向，平时只顾埋头做事，很少花精力去处理交际，导致公司夸奖公众号运营专业的人很多，但少有归功于我个人的，现在想想，可能问题一开始就存在。
运营了一年多后，因为成功策划了一些活动，将公众号的标题，排版，封面等内容都做了优化，关注人数也翻了一倍，平时发文打开率在行业内也属于顶尖水平，文章也被一些官媒转载。
正当我对公司逐渐熟悉，想逐步尝试一些新的玩法时，公司开始了人员优化，我们部门的经理因为之前策划的一场线下活动耗资较大，效果未达到预期而被优化掉了，她走以后，和她关系很好的活动专员李洁也很快办理了离职。
李洁离职前，我们一起吃饭，她问我以后的打算，我说还会在公司继续工作，她表示我太天真了，新的经理一来，“新官上任三把火”，肯定少不了各种挑刺，特别是我做的这一块对市场部又比较重要，肯定会吸引很大一部分“火力”。我当时还颇不以为然，心想我好好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就好了，总不能故意刁难我，谁成想后来发生的事，被她一语言中。
经理和活动专员都走了，一时我和剩下的另一个同事沈叶都有些不知所措，李洁离职比较匆忙，我们部门最主要的两块业务就是新媒体和线下活动，李洁和我平时配合最多，我对线下活动也相对比较熟悉，于是这块内容就顺理成章的交接给了我。
我接手的时候以为只是短期的过渡，总监也承诺很快会找到新的活动专员来承接线下业务，谁知一个月过去了，新的活动专员迟迟没来，新的活动需求却来了不少。
二.
首先来的是一个大型学习团体参观公司，人数在五十人左右，需要在公司内联系主讲人，为来访人员准备纸笔、摄影、引导参观等，我一边处理推文工作，一边和一名其他部门借来的同事协调各方，做好团体接待。
接待的那天，我和其他部门借用的一名同事一起提前布置了会场，活动时我写一会儿文章，拿着相机去拍一些照片，过一会儿又上前递话筒，课程结束后又引导来宾参观，同事拍照，参观之后又进行桌椅摆放归位，垃圾清理，一切完成之后临近下班，推文还没写完，于是继续编写推文，一整天忙的眼冒金星。
接待工作没多久，产品部门需要在临市办一场大型宣讲，邀请四十多家企业代表参加，涉及到预算申请，酒店预订，邀请函制作，赞助商沟通，合同编写，物料采购运输等多项工作，这种大型活动通常是由原经理和李洁二人，配合许多其他部门同事共同完成的，现在两个人都不在，我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一般准备宣传推文，一边和酒店方面沟通，起草赞助商合同，制作邀请函等。
随着活动临近，事情越来越多，我和总监陈总多次报备，我这边实在承接不了这么多事，希望可以尽快安排其他同事协同，或者从其他部门抽调人手，总监每次都立即答应，但接手工作的人迟迟不能到位。
在申请增加人手三四次未果，活动仅剩一个月时，我也逐渐没了耐心，和陈总直言我无力承接这么多工作，更关键的是活动方面的很多内容我根本不熟悉，万一现场出现什么失误，损失的将是公司客户，若不能及时调拨人手，届时我只有选择离职。
离职虽然是气话，但另一方面也是真实情况，我性格内向，处理文字创意和策划性内容时如鱼得水，去做主要和各方对接的线下活动组织工作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无力感。
总监这次认真处理了，马上和我谈了一场话，了解我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同时告诉我一个讯息：新的经理十一后马上就会入职，届时我手上线下活动相关的工作可以转交给他处理。
三
我吃了一颗定心丸，等到十一后，新的经理张涛果然如约入职，我整理了线下活动的一些素材，将当前急需处理的一些工作划分成一个个细项，和张涛各自认领了一部分。
整理、打包物料的工作量特别大，我从公司仓库整理出的产品手册，礼品等各类物资装满了七八个大箱子，分门别类归纳好，需要集中打包，我请张涛协助，同时请沈叶和隔壁部门关系好的同事一起打包，张涛过来巡视了一圈，就直接走了，连把手都没帮。
我气不打一处来，名义上是经理，但市场部在我们公司是一个很小的部门，同事相互沟通也都很扁平，过去的几任领导也都是一起工作协调的，张涛看着自己部门的同事工作，几个人都是女孩子，自己却一点想要帮忙的想法都没有，让我有些意见。
帮忙的同事处理好大宗工作就走了，我一个人整理物品，填单，搬运，做一些零零碎碎的活儿，然后又飞奔回工位前写推文，辞职的念头又一次浮了上来，再忍一忍吧，我想。
结果活动当天，又出了乱子。
活动前，我谈了午餐128元一份的自助，按客户人数和酒店签了协议，张涛带着其他部门大批同事去参加活动，按例本该预订工作团餐，结果他带着其他部门同事自行去吃了自助，酒店经理将午餐账单和茶歇账单发回给我时，本来足够的预算一下子又超了不少，重新申请预算审批流程复杂，最终只得和酒店协商，将客户晚宴上的酒水取消。
没过多久，张涛又找我谈话，表示希望我继续承接线下活动，从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中他觉得我对线下还是稍微有所了解，我从之前的一系列事件中也了解到他应该没有线下活动的经验，但我一直从事新媒体运营工作，之前运营的一些品牌账号各类指标也都很有竞争力，分出很多精力去做线下活动对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也不利于在新媒体运营方面深耕，于是我拒绝了承担线下活动工作的要求。
四
我们公司占据写字楼的两层，市场部整个团队都在上层，前几任经理也和我们坐在一起，便于大家交流，但张涛来了之后，执意要一个人坐在楼下，我们猜测他是为了离总监更近一点，但这样一来，给沟通增加了不少障碍。
本来面对面很快能说清的问题，张涛一定要大家去楼下交代工作，IM上几句能说清楚的问题，他也一定要找个会议室面谈，更神奇的是，他从不组织部门会议，而是每次和个人私聊，问每个人其他同事的工作情况，遇到自己不懂的问题，也从来不主动问询，而是旁敲侧击，以“你也没有做过这个？”“这样好像不对吧？”这种步步套话的方式沟通，四五个人的小团队，硬生生搞的像“宫心计”，对工作内容没有推进，我感到不厌其烦。
再之后，张涛就开始了“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是大张旗鼓的在公司范围内征集新slogan，将公司使用多年的slogan换掉，公司原本的slogan使用了十年左右，用于宣传定位，让人一望即知，新的slogan乍一看很高大上，却让人不明所以，他开始要求全公司更换新的slogan，但在做外投时，新slogan却因违反《广告法》而不能用于SEM，于是我们只在公司内部平台上做了替换，对外宣传时却仍保留着两种slogan；
第二把火，是将我们部门的所有需求归在自己手中，因市场部仅有三个普通员工，各自负责一块内容，原本给市场部的需求大都是直接给到相应的负责人，张涛上任后要求所有需求都集中给他，然后他在分派给个人，个人将内容做好后再给张涛，张涛再反馈给需求方，需求方有反馈意见也反馈给张涛，张涛再同步给我们，避免我们和需求方直接接触，甚至不允许我们和需求方直接联系，而要所有内容都要经由他传达一遍，在团队合作性强，人数多的环境下这样做效率较高，但在我们仅有三个人，各自负责一块的小团队，如此操作各类信息经常发生误传，比直接对接增加了许多工作量。
第三把火，是各自“挑刺”。我所写的宣传文章经常被要求替换一下顺序，更改一下标点，宣传新闻稿主体用他提出的“简写”等等，诸如此类，然而这类“挑刺”常常隐含风险，对外宣传的新闻稿需要和品牌商、合作商多次确认，重新修改之后，需求方又往往不满意，于是又要改回来，因此我怼了他几次，渐渐地这类要求也少了，我以为大家逐渐磨合的差不多了，重新专注于工作，渐渐地其他莫名其妙的需求也就忍下来了。
我依旧独立运营公众号，内容做好后，张涛除了检查错别字也不能给到什么修改意见，但他在各类汇报上，都将市场部的设计、新媒体等进步揽在自己身上，绝口不提其他同事的工作，长此以往，不满的声音也逐渐增加。
五
工作上虽然有些不满情绪，但谁的工作能一帆风顺呢？团队也要相互磨合，适应需要一段时间，不要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我告诉自己。
很快，到了过年，我回了湖北，21号在武汉呆了一天，当时一起从外地到武汉的小伙伴已经经由各种渠道，认识到疫情很严重，那时上海的口罩已经很紧俏，但所幸还抢到了几个，大家带着口罩，随身带着洗手液，全副武装。
我们22号从武汉回了老家，这时武汉街上大部分人都带了口罩，一时风声鹤唳，23日就传出武汉封城的消息，可能一个闪念，就被困在武汉了。
因为我从武汉回来，也算做高危人员，我爸学校、社区、居委会一波波人来做登记和检查，开启了在家隔离的日子。
我刚回来那几天，我爸天天咳嗽，早晚咳的更为猛烈，他自己偷偷的量体温，所幸没有发烧，但这时一点风吹草动都让人人心惶惶，我买了阿莫西林、感冒灵、喉痛灵各种药，搭配着给他喝，十四天之间天天提心吊胆，我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毕竟想了也没用。
十四天过去了，一家人都没有发烧的症状，爸爸的咳嗽基本可以确定是支气管炎，我们一家人都长松了一口气。
我从高中开始住校，大学、工作都在外地，一年也难得回来几次，这场疫情是我高中以后在家呆的最久的一段时间。
爸爸妈妈学会了做热干面、做烤饼、蒸包子，生活好像一下子变得非常非常慢，再也不用分秒必争，每天有很多时间用来读书，写作，在阳台上晒晒太阳，在家里和妈妈一起跳广场舞，研究一些业务爱好。
一天晚上，正和爸爸妈妈一边看电视一边吃饺子，爸爸突然说：“你那个同学，丁一，走了。”
丁一是我的初中同学，成绩一直都很好，一路报送到重点高中，后来又报送到北大，毕业后又直博，只是我们已经很久没联系了。我乍一听，以为他出国深造了，就问：“走哪儿去了？”
我爸没说话。
我就又问了一遍：“去哪里了啊？”
我爸说：“自杀死了。”
我一时难以置信，楞了一会儿又问：”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我爸说：“具体也不清楚，可能在学校压力大吧，他爸妈又要离婚，他一时想不开。”
我沉默了，在这样兵荒马乱的封城时光里，听到一个故人的死讯，让我有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我又想起了那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好像忽然就长大了，忽然就工作了，忽然就离家千万里了，突然父母就老了，突然有些人就走了，在这些事情面前，平时困扰我的那些琐碎，都太小了。
小时候我想当一个作家，后来我想考一个好大学，后来我想找一份高薪工作，后来我想什么，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了，每天困顿于各种琐事，好像总有一个又一个的山等着我去爬，但山那边究竟是什么，却没有人知道。
晚上，翻着疫情中一个个求救，除了机械地转发，什么也做不了，平时工作中积累的情绪突然就爆发了出来，我已经很多天没有真正快乐过了，而人生实在太短。
我要停下来！我听见自己说。
六
虽说想要停下来，但每个月准时入账的工资，又让我纠结不已。
我为什么不能一边上班，一边发展兴趣呢？为什么不能一边上班，一边学习呢？
在按部就班和脱离之间，我徘徊不已，理智让我冷静，情感却很想逃离，gap一年，好好想想自己以后发展的路，最近的一件事，直接推了我一把。
正当湖北接近解禁之时，收到提醒，需要制定下个月的KPI，我点开系统，不经意间撇了一眼上季度的绩效分，竟然是最低分。
我当时感觉一股怒气直冲上来，因为我上季度的各项KPI都是超额达成，在同事离职的情况下，独立承担了两个人的工作，但张涛竟然给我打了最低分，显而易见是要给我一个“下马威”，我一时觉得再纠结下去也毫无意义，与其每天纠结于一些人事的纷扰，不如直接及时抽身。
考虑到人还没到上海，远程离职可能有各种问题，我又犹豫了，工作中被新领导刁难的人太多，大家不都忍下来了，为何我不能忍呢？
可经过一晚上思考，我就是不能忍。
一到周一，我就迫不及待的交了辞职信，进入交接流程。
张涛试图挽留我：我会结合你的工作情况，重新评估。被我婉拒了，一旦下定决心，那就没有什么调和余地。
和同事交流，她劝我不要太冲动，我却觉得好久没有如此释然，工作之后，时间都不再是自己的了，做新媒体运营中的品牌宣传工作更是要24小时随叫随到，随时随地的临时需求让人不堪其扰。
辞职之后，我的内心竟然很平静，疫情渐渐消散，上周末去湖边散步，桃红柳绿，小朋友牵着风筝在天上飞，而我手中有大把属于自己的光阴去静静感受，我感到久违的放松与释然。或许人生正如佩索阿的诗:
你不快乐的每一天都不是你的：
你只是虚度了它。无论你怎么活
只要不快乐，你就没有生活过。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2020年，理智又一次屈从了情绪，但我却不愿意责备自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要走，我该抓紧时间，去找我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