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退守”能退到何处？
自从上了师范院校，我就立志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这不是官话，在中小学校当教书匠其实也不是最坏的工作，毕竟我的母亲也一直当教师呢。子（女）承父（母）业在当年似乎天经地义。当然，张老师说“现在的人，尤其是教师的子女，不敢再做教师了。”可我一做就是35年，退休前两年，又把女儿骗进了教师队伍中。
上次在教育行走的分享中，我说自己的教育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2002年为界，之前在中学当老师，之后到小学做管理，当然我到小学之后，以一名“新兵”的姿态，向老师们学习，最终适应了小学的课堂教学，一直到退休前都没有离开教学现场，我还是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觉。
因为父母与家人早在1980-1982年之间先后到深圳工作、学习和生活，1985年7月大学毕业时，我分配到深圳南山，一来就教初三毕业班，在我结婚生孩子前，我就在初中部教语文、当班主任，兼做学校的团队工作，生完孩子休完产假回校后，被安排到高中部，继续教语文、当班主任。1991年送走了高三后，又回到初中部，一直到2000年才重返高中。
在小学的17年半，我先后在平山小学、月亮湾小学和南头城小学工作过，我去的第一所小学是平山小学，在我离开八年半后，我又回去当了一把手，一直到退休。我编了几句话陈述自己的经历：十七载在城中村（南头中学在南头古城旁），上过山（平山）、下过海（月亮湾），中途回城（南头城）有六载，如今再出山（平山），人称胡汉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在中学的经历似乎更单纯一些，因为毕业后十七年的时间一直在同一所学校（2001年到贵州支教半年），所以我对这所被称为“深圳教育之根”的学校是充满了感情的，毕竟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是在这里度过的，而且是在这所学校里成长起来，成为今天的我。
当年刘晓庆说“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我改了一下，“做教师难，做有个性的女教师更难”。在中学工作期间，曾因为“木秀于林”而引来一些风雨，但是我最终及时通过一些调适，让自己的心态平缓下来，终于没有让自己的教育理想梦碎。
曾经的我还是很单纯的，当初以为凭着一股热情、捧着一颗爱心，加上大学四年学到的专业知识，就可以在改革开放的桥头堡——深圳特区的学校里大展拳脚，干出一番大事业。可是我还是低估了“习惯”与“固化”的力量，在刚工作的头几年就被打击了一下。我记得当年在我三年两次被评为区级先进教师后，就有人开始在背后非议，说我自以为是、不尊重老教师；说我组织少先队活动是哗众取宠，学生都上中学了还搞少先队活动是不务正业……我就当他们是妒忌（嫉恨）了，继续做我认为该做的事并努力地去做好它们。
后来当我在高中务起正业，在师傅的引领指导下，所教的慢班学生在高考时语文考出好成绩之后，又有了另外的声音：“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考了700多分吗？”是的，学生的考分高有偶然性，那假如我的学生没有考好，会不会又有其他的说辞呢？我也懒得去想那么多了。
送走了高三，我没能继续留在高中部，回到初中部教初一，原因是同在一个年级的某领导的太太带高三成绩不理想，要调整到初中，只调整一人怕她面子不好看，于是拿我做了“陪衬人”。
在1991-2002年的11年时间里，我在初中九年，高中两年，都是教语文当班主任，还当过一年初三的年级长。我带了两届初中的循环教学，中途接手了两届的初三，同时完成了在职研究生的学历学习，取得了文学硕士的学位，还参加了一学期的后备干部培训班，到贵州支教了半年。在我公派外出学习、工作的时候，学校请了代课教师代我的工作，我一回来又继续教我原来的班级。这期间，我成为了市级的优秀班主任。
2001年，我去支教，一方面是因为我真的想去体验贫困地区的教育生活，另外一方面是我在1999年参加区的首次中小学校长竞聘中意外落选，让我心有戚戚焉（不是因为技不如人，只是因为最后关头组织人事部门临时改变了规则），我报考的初中副校长岗位安排了根本没有报这个岗位的人员。就因为我没有当过主任，他们一直动员我到小学当副校长，可是我心里却不甘心，大专毕业的都可以在中学，凭啥我研究生还要到小学去？（那时确实心高气傲），再说，我的目标是要评上中学高级教师。
2001年，深圳开展首届名师评选，学校将还在贵州支教的我的资料报上去了，我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名师评选中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同年年底，还没满36岁的我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在最后两年的高中教学中，我和我的同行们对新教材进行了创造性的使用，摸索着走一条传统文化与现代高考方式融合的教学之路。
2002年8月，我被任命为小学副校长，从此离开了中学，但提起这所百年老校，我都会自然的说“我们南中”……从职业到事业，也许正是我在中学阶段从事教育工作的含义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一些波折，让我在教育路上的行走曾经产生了退缩之意，在退守到何处的选择中，终于以退为进，放慢脚步，在不断的读写行中提升自我，为后一阶段的继续前行积蓄了能量。
在职读研，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当年市教育局办这个研究生班是为了提升深圳中学教师的学历水平，我们不仅是学研究生课程，还有机会获得研究生学历，要拿到硕士学位的前提是要过公共课的关，尤其是要过英语关。
市教育局专门给我们（中文18人、数学6人）提供了到华中师大脱产学习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完成学业。放下工作，专心读书，读不好又怎么对的起家人、对的起学校支持我读书的校长、主任和我的搭班的老师们呢？读不好，也对不起自己的学生呀。读书再累，也比在深圳边工作边参加面授要轻松，在读书学习之余就有时间去看看当地的学校，还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将来要在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哪些微改革。于是有些文章就自然形成了。
2001年2—7月，我在乌蒙山区支教的这半年，不仅在县城中学参与管理、指导教研、培训教师，还下乡到偏远的中小学去做实地调研，在高原明珠——草海之畔的150多天中，我经常思考的问题是，贫困地区的教育怎样才能真正走出困境，是否有可能让教育的资源更加优化。“丫鬟操着小姐的心”，看起来我是操心过头了，可是在当地看到的教育现状迫使我不得不思考。在贵州的半年，因为一个人，生活极为简单，工作相对单一，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在我离开支教地之前，我给当地教育局长留下了一份建议，后来学校的老师反馈，有些建议是被接受并落地了。而这份建议，我回深圳后再整理，形成了论文，参加了中央教科所“二十一世纪基础教育发展与对策”征文比赛，获得了二等奖。
我这人给人的感觉是很有正气、浑身充满了正能量的。前些天，我参加了某心理公号的“九型人格”心理测试，确定我的人格类型是“成就型”，这种类型的人格又称为“实干型”，我感觉挺准的哦。积极自信，精力充沛，好胜心强，最怕的是没有成就、一事无成。“打不死的小强”是朋友们给我的绰号。
在中学工作，抛开复杂的人事关系，我在语文组成长得挺好的，有一段时间还是“团宠”一般的存在。毕业第一年就跟着三位老教师一起上初三，他们有经验，我有冲劲；他们有想法，我有执行力，他们能说，我就能干。所以第一年教书，就跟师父们一起承担了全市初中语文的研讨活动，同上了一节课。第二年还在区里跟着“小初衔接”课题做了一些尝试，给全区小学六年级和初一语文老师上了一节示范课。1991年开始我跟着当年从太原调到深圳的王润梅老师参加了“作文三级训练”课题研究，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阅读与写作习惯的养成和能力的提高。
2002年到小学后，我自己继续上一个班级的语文科，同时针对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阅读计划，培养师生的阅读兴趣。在小学里，我才真正感受到教育的快乐。张老师说他研究教育是从研究生命本身出发，“一直强调亲临现场、亲身参与、亲自体验，这样从土壤里面长出来的才可能是真正的教育学，是底层的教育学，是尘埃的教育学。”
深入到小学之后，我有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到小学工作，若当初不在中学那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浸泡多年，不沉没在中考、高考的压力中，不把职称评聘作为自己的最高目标去追求，我的教育人生会否更加精彩？2005年参加了海外培训，到美国三个月的见闻感受，让我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教育是很崇高的事业，教师这一职业乃是世上最重要的职业，但教师不是很好的职业，张老师说，“我们低估了教师这个职业的难度”。但是再难的事业也需要有人去做，这是我们责任使命。所以，当我们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不得不退守的时候，我们不是放弃，只是换一种方式而已，“以退为进”，退是为了更好的出击。我从新手教师到成熟教师、名教师，教育成长主要在前十七年完成，但是后来到小学的十七年才让我真正享受了教育的时光。
因为在小学，我真的退守到研究小事、做小课题，进行微改革与微创新：《家校联动，共读、共享、共提升的实践研究》，让孩子们和家长真正读起来。做教师不易、坚持做自己认准的事情更难，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同行的好伙伴，持续地坚定地走下去，完成我们的使命担当。时间关系，啰啰嗦嗦地结合自己的教育经历，简单地谈谈读《教师的使命》辑二的一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