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那已消失南门城楼旧址边上的街道、河堤和那座桥时，潜意识里总是有个场景浮现——与外公在路上不期而遇。这个念头浮现时，须臾又清醒过来，外公去世已近二十年了，外公一家居住了一个多世纪老房子也不在了，外公在那房子里降生，直至离世。
记得有一次桥头上路遇孤身散步的外公，我远远的从人群中发现了他，他穿着一件褪色的蓝中山装和一条宽大的草绿色军裤，缓慢地踱步在桥栏边的人行道上。他的视线固定在前方，眼睛里一片茫然，抿着嘴，若有所思。外公的头发已经一片花白，就连那无暇打理的胡须也是如染白霜，脸庞已经失去了往日的红润。
已站在外公跟前，他却毫无察觉，轻轻叫了一声“外公”，外公停住了脚步，却如在云里雾里，没有反应，看见他混浊的眼睛，似乎聚焦不了，直到提高嗓门喊了一句“外公”，才把如同在神游中他惊醒，他反复端详了我许久才辨认出我，叫出我的的名字。
那一刻，发现外公真的老了。
“你外公年轻时好神气呢，人长得帅，打东洋鬼的时候经常背着一把长枪在街上走呢。”
曾经有一个与外公年龄相仿的老大爷如是这样对我们讲过。
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忠厚老实的外公被推上了保长这个位置。据后来的回忆，外公当上保长的缘故是这样的，解放前老家以姓氏维系的宗族势力强大，城区的居民以三大姓氏为主，三姓之间经常因为祖坟地、田地、林地等归属纠纷发生大规模宗族械斗。如果保长在这三大姓氏的势力中产生，那么保长可能无法当下去，甚至会引发宗族势力间的剧烈冲突。外公的姓氏在城里属于弱势姓氏，再加上人又忠厚老实，是各方势力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于是就把他推上了那为以后埋下祸根的保长位置。
抗战时，保长的职责是负责征兵，征粮，防匪，防盗，组织保内民众进行武装训练等，对于乡里乡亲来说，是个得罪人不讨好的差事，唯一的好处就是保长本人不会被抓丁与派丁。外公在城里错综复杂的势力中小心翼翼，左右逢源，在夹逢中生存，还落得了一个好人缘。
外公应该就是在这段时期里与酒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高兴时邀一伙朋友喝上几杯，失意时也与朋友们畅饮一番。外公虽然爱喝酒，却没有留下烂醉惹事生非的坏名声。外公结交的朋友有城里的富人，也有乡下的贫苦农民，并且还与他们结下了金兰之交，只要他们来到家中，总是好酒好菜招待，他们有难处时则会尽己所能，慷慨解囊帮助这些异姓兄弟。
外公出生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时代1910年代，是朝代更迭，军阀割据的混乱年代。 外公家的店铺就在城门口不远处，是旧时的商业中心，黄金地段，经营自制豆腐，猪肉，鱼等生鲜。由于店铺位置好，太平时生意也不错。虽然外公家经商，家境也算得上那个年代的小康之家，但他识字不多，应该也没有上过几天学。因为他整个青少年成长过程都在战乱与动荡之中，偏远的山区小城里没有学校，就连私熟也是宗族办的，只招本宗室的子弟，再加上当时的百姓也不知道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外公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年龄，记得有一次与舅舅们谈论外公的出生年月，他们估计是那部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1918那年。如果按照他比小外公大十二岁来推算，那他就应该出生在1916年。
曾听外公回忆，他十多岁那一年，红军在一夜之间攻占了县城，赶走了国民党的县长，摧毁了盘据在县城的国民党的反动政权，尔后在县城征召了不少新兵。外公清晰地记得，有一位红军首长站在家里的店铺门前给新兵训话，那位首长打着绑腿，背着斗笠，慷慨激昂的向新入伍红军战士演讲着，年少的外公则好奇的盯着这位红军首长，听他演讲，外公认为这位红军首长是大名鼎鼎朱姓首长。
也曾听过城里其他上了年纪的老人讲述以往的故事。城里某大土豪被占领县城的红军抓住了，红军组织工农群众公审，本来许多人以为这位土豪会被处以死刑，可是在公审过程中却有不少群众为他求情，说这位土豪在灾年时曾经救济过不少难民，捐过不少钱财修桥修路，还是做过不少好事的。最后，红军首长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只罚了土豪的款后把他放了。之后，县城几经易手，红与白进行了几年的拉锯战。外公一家人在不安定的环境中艰难地谋生。外公回忆说，红军反围剿时期扩红，区里动员他去参加红军，那时他有腿病走路不了，因此失去了参加红军的机会。
在上小学时，发现外公腿有异样，他小腿窝里布满了很大一坨青色弯弯曲曲而又膨胀的血管，一直向脚踝处延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问外公会不会痛，外公说不会。母亲告诉我那是静脉曲张，电影上那些士兵的绑腿就是为了预防静脉曲张的，外公并没有长期挑担或者长时间徒步跋涉的经历，也许这可能是青年时腿病留下来的后遗症。
听外公家的另外一位长辈讲，外公家长期经商积累下了来不少家财，在解放前外公接手家业之后，满城三教九流的朋友，隔三差五宴请，饭局赌局不断，到了解放时家财已经散尽，仅留下了几间老宅，成了可以分田的贫苦人家。可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后来，我在一些史志资料及其他老人的讲述得知，那位在广场上训话的红军首长并不姓朱，而是姓彭。1932年来进行扩红动员的首长姓邓，在县城举行了一个万人提灯大会。万人只是个数词，估计那时候把县郊的老老少少加起来，人口也过不了万。据县志记载，三十年代，整个县的人口也没有过十万人。
解放之初，和善忠厚口碑好的外公并没有受到什么磨难。许多从事小商的人员成立了合作社，他被安排到了食品公司上班，那在当时可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好单位，外公从此过上比较安稳的好日子。记得外公有一双当时少见的长筒雨靴与一件连体的防水雨裤，我与小舅舅们经常趁外公不在时，拿来走到门口的河滩上淌水玩耍，充当玩具。他还有一套很齐备的杀猪工具，在一个竹篮里放着，已经闲置很久不用了，那个可是不让玩的。
外公给我的印象是待人和善，温良敦厚，在生活中从未见过他跟谁红过脸，对家里人是这样，对外人也是这样。外公对孩子们都很和蔼，从不打骂孩子，从不会口出恶语伤人，对亲人们都是和颜悦色，宽厚待人。他即使身上仅剩几块钱，也舍得给孩子们买点小礼物，因此孩子们都愿意亲近他。
记得母亲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我刚出生的那段时间，父母亲在经济上特别困难，家里连十块钱都拿出不来，外公听闻了后，偷偷塞了十块钱给母亲，而外公家的经济状况也是很窘迫。
还有一年，那时年货特别紧俏，外公骑自行车十多里地风尘仆仆送来了给我们家送来了年货，那是在那个年代即使有钱也买不到紧俏商品。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外公一天比一天苍老。八十年代初期退休后，与他喝酒的朋友慢慢地也越来越少 ，喝的酒也由白酒变成了黄酒。外公由于有两次婚姻，亲生的孩子全由小外婆所生。第一个孩子出生时他已经三十多岁了，孩子们成长都是在建国以后，把一大群孩子抚养成人，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感觉外公是识一些字的，好几次见他戴着老花眼镜伏在桌子上看报纸，读着小外公从外地寄来用毛笔书写的信，可能识字不多的缘故，拿着一张报纸或者一封信总是要端详许久。
外公家正厅上座墙上，挂着一副油画，画中一位中年人，国字形的脸上，一双透些许英气的眼睛，笔直的鼻梁，紧抿着嘴唇，那是中年外公肖像。第一次领略到西洋画法，可以让画中人与现实人物的外貌与神情达到这么完美的契合，这幅油画是小外公所作。
外公与小外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小外公时不时会寄些钱给外公。小外公去世了，外公已经近九十高龄，家人都已经知道了消息，没有人告诉他实情，小外婆仍然汇钱过来，但却不见信。外公追问过几次后，也就作罢了，他已经疾病缠身。
外公年事高时，夜里经常在梦魇中惊叫，甚至会翻到在床下。据说，人到了老年时，大脑里能保留下的，最深的记忆是年轻时的记忆 。没有人知道外公梦见了什么。或许是梦见了那城门上血淋淋的人头，河滩上身首异处的尸体，塔下堆积着的累累白骨；或许是梦见了攻城的枪炮声与呐喊声，那熊熊燃烧的烈火，牵着弟弟的小手四处奔跑躲藏.....
外公的疝气越来越严重了，是老年人常见的病，这个病就是腹腔里的肠子会经过腹股沟管滑入阴囊内，严重时会造成肠坏死，母亲主张手术，舅舅们也同意了。这是一个小手术，只要把那口子修补好就行了。手术很成功，可是术后，外公一直血尿不止，那导尿管是一个实习生拨的。
外公的脸色一天比一天苍白，他不再起来散步，终日卧床，直至一天大表弟赶来叫我，告诉我外公不行了，家里只有他一人在家。我赶到外公家，外公已经躺在里屋的床上，已经没有了心跳与呼吸，就如往日酒后酣睡一般。
大表弟说，外公起来上厕所，刚走到天井那儿，坐了下去就没了声息。
外公就这样走了，没有遗言，只带走了近一个世纪的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