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自己的童年时代比喻成蜂巢，形形色色平凡又普通的人们如同蜜蜂，把各自采集到的生活和知识的蜂蜜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我，为我的成长提供丰富的养料。尽管这养料又脏又苦，但只要是知识，它就是蜂蜜，虽苦犹甜。
自从“好极了”离开后，我又跟彼得大叔成了好朋友。他长得很像外公，瘦削、利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是整个人都比外公小一号。他就像一个专门为逗人乐而装扮成老头儿的调皮孩子，他的脸像由无数根细条编成的鸟笼子，在这些细道道背后凹着两个小雀似的、乐呵呵、骨碌碌的眼睛。他的头发灰白、卷曲，胡须也卷成一个个小圈圈；他抽烟斗时冒出来的烟圈跟他的头发一个颜色，缭缭绕绕盘旋而上，像他说话似的要绕许多有趣的弯子。他说起话来嗡嗡的低沉嗓音让人听着倒还和气，可我总觉得他言语之间都在揶揄人。
“刚起头儿，我亲爱的主人，那位伯爵夫人塔季扬·克列夫谢娜吩咐我说：‘你去做铁匠吧。’我才开始做，她又发话了：‘帮园丁干活去吧。’我倒没什么，反正天生的穷人命，到哪儿不是给人卖命。可还没干出个名堂来，她又命令我说：‘彼得鲁什卡，你该去捕鱼了。’去就去吧，可我刚喜欢上这一行，就得跟鱼儿说‘拜拜’了，这回让我进城去赶马车，缴我的代役租。当车夫也行，让干啥就干啥呗。但她还来不及叫我再改行干别的，农奴解放了，我也只剩下这匹马了，如今它就成我的伯爵夫人啰！”
这匹马上了年纪，好像原本该是白色的，只不过被一个醉鬼画匠涂得乱七八糟，好像还没涂完似的。
它的腿因为脱了臼而蜷曲着，仿佛由破棉絮拼补而成，枯瘦的脑袋悲哀无力地耷拉着，眼神浑浊迷茫，脖子松弛，青筋暴起，干枯贫瘠的身躯上烙着累累伤痕。彼得大叔对他恭敬有加，从来舍不得打它，给它起名叫“塔娜娅”。
“你怎么给牲口起个教名啊？”外公有一次这样问他。
“哪有啊？瓦西里·瓦西里耶夫，这怎么可能呢？我尊敬的老兄，教名里有塔季扬娜，可没有塔娜娅！”
彼得大叔识文断字，还通晓《圣经》。他经常与外公为哪一个圣徒最神圣而争个没完。
在指责《圣经》里的罪人时，两人都不留情面，尤其谴责押沙龙是罪魁祸首。有时他们争论的纯粹是个语法问题：外公认为“作恶”“犯法”“欺骗”这三个词的词尾应该是“霍姆”，而彼得大叔却一口咬定是“瓦沙”。
“我说这样，你偏要那样！”外公争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让你的‘瓦沙’见鬼去吧！”
彼得大叔处变不惊，抽着烟斗，吞云吐雾地嘲讽道：“那你的‘霍姆’就好了？在上帝眼里还不都一样吗？上帝在听你祷告的时候或许就想：说了这么多，净胡说八道！”
“阿列克赛，你给我滚！”外公对我大吼大叫，气得绿眼发直。
彼得大叔很爱干净，路过院子看到地上有木块、骨头和瓦片之类的统统踢到一边去，嘴上还抱怨着：“没用的东西，尽挡道！”
他能说会道，笑呵呵的样子和蔼可亲。但有时他也会两眼浑浊无光，像个僵尸似的一动不动，常常呆坐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像他的聋哑侄儿，一言不发。
“你怎么了，彼得大叔？”
“走开！”他低声呵斥道。
我们这条街上的一所房子里，搬来了一位额头上长瘤子的老爷，他有一怪癖：一到节日，就守在窗口，举着把猎枪，朝猫儿、狗儿、小鸡儿和乌鸦开枪，有看不顺眼的过路人也照打不误。
一天，他拿枪瞄准了“好极了”，幸好皮上衣完好无损，但几粒子弹落到了衣袋里。我记得，当时这位房客翻来覆去地看手上那些蓝色的铅砂。外公催他去告发，他随手把子弹扔到了厨房的一个角落里，说：“不值得。”
另有一次，这个枪手打中了外公的腿。外公岂肯罢休，盛怒之下告了官，还召集了所有的证人，可那个老爷却离奇消失了。
从那以后，只要街上一有枪响，彼得大叔即刻戴上他那顶褪了色的、只有节日里才戴的阔檐帽，冲出家门。
他走到人行道上，双手叠在后背，结果像长了公鸡尾巴似的地拱了出来，挺胸凸肚、威风凛凛地从枪手窗下经过。如果第一遍没有引起注意，他会接二连三地重来。我们整座房子的人都挤到门口瞧热闹，枪手和他的黄毛太太也会从窗口窥视。住在我们右边的贝特连家也有人出来探个究竟，只有左边的奥夫相尼科夫上校家，阴沉沉的灰色房子里没有丝毫动静。
有时彼得大叔是白费力气，也许那猎手对此等儿戏不屑一顾，但有的时候双筒枪也会突然开火：
“砰——砰！”
彼得大叔仍不急不忙地朝我们走来，扬扬得意地说：“只打到下摆。”
一天，子弹终于穿进他的脖子和肩膀。
“你何苦去招惹那禽兽？”外婆边用针把子弹挑出来，边问他，“等着他把你的眼珠子打出来！”
“哟，那怎么可能呢？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彼得轻蔑地说，“他根本不会！”
“可你干吗由他胡来呢？”
“胡来？我只不过想要试试这位老爷！”他仔细瞧了瞧手上的子弹，又说，“他根本不会打枪。我从前的主人，伯爵夫人塔季扬·克列夫谢娜，有个临时丈夫，她换丈夫就跟换仆人似的。我说的这个临时丈夫是个军人，叫马蒙特·伊里奇，可了不得了！老太太，您听说了吗？他一枪就能命中，简直就是神枪手！有一回，他叫傻瓜伊格那什站到四十步开外的地方，在他的皮带上吊一个瓶子，就挂在两腿中间，那傻东西叉开双腿，只知道嘿嘿傻笑。这时马蒙特·伊里奇瞄准目标，‘砰’的一枪，不偏不倚正打中瓶子。只有一次例外，有个牛虻一样的东西叮上了伊格那什，他避来避去，结果刚好打到膝盖，在膝盖骨上中了一枪，虽然医生在眨眼的工夫里赶到，可还是不济事喽！锯下的腿给埋了……”
“那傻子呢？”
“哼，还那样。反正傻瓜要手脚也没用，向来靠傻混日子，谁都愿意同情一个傻子，不是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只有傻瓜不欺负人。’”
外婆对这个故事不以为然，她自己知道的还数不过来呢。倒是我有点害怕：“老爷会打死人吗？”
“怎么不会？当然会。有时老爷们还互相残杀。塔季扬·克列夫谢娜家来了个枪骑兵，他跟马蒙特打了起来。两人拔出手枪，来到花园里的湖边小路上，那枪骑兵‘砰’地就给了马蒙特一枪，好家伙！打在了肝脏上。马蒙特去了西天，枪骑兵也被流放到高加索，这就完了！看出来了吧，那是因为他杀了自己的人。杀的要是庄稼汉什么的，哼！再多也不会有事的。尤其到了现在，因为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农奴了。以前多少还顾着点，总算还是自己的财产嘛！”
“以前也不会心疼的。”外婆插了句。
“一点没错，”彼得大叔附和道，“虽说是财产，可根本不值钱。”
他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说话比对其他大人要温和，眼光也会注视我，可他身上总有什么东西是我不喜欢的。
他请我们吃他心爱的果酱时，常常在我的面包上涂得比别人的更厚些，每回他去城里也会给我带麦芽糖饼和罂粟籽饼来吃，他老是喜欢慢条斯理、正儿八经地问我：
“告诉我，好孩子，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当兵还是当官？”
“当兵。”
“当兵好，这年头当兵也不难了。当个牧师更容易，喊几声‘上帝保佑’，就算完了，比当兵还省事。最好就是去做渔夫，什么都不用，习惯了就行。”
最有趣的是他跟我讲钓鱼的事情：他会像模像样地学鱼儿围着诱饵转，告诉我鲈鱼、鳊鱼、鲭鱼上钩时是怎样挣扎的。
“你外公打你的时候，生气了吧？”他安慰我说，“其实，这种事根本用不着生气，好孩子。大人都为你好，不打不成器。就说我以前的主人塔季扬·克列夫谢娜吧，她还专门养了个打手，叫赫里斯托福尔，他可是个打人的高手，附近庄园里的主人常向公爵夫人借用此人：我亲爱的塔季扬·克列夫谢娜，请把你的赫里斯托福尔借我用用吧，我要收拾一两个奴才。于是她就派他过去。
他还不动声色，详尽无遗地给我讲述公爵夫人监督打人的一幕幕：她坐在圆柱门廊下的红色安乐椅里，穿一袭白色长裙，肩披天蓝色纱巾，雍容华贵。她下令让赫里斯托福尔当着她的面，痛打她的农夫和农妇。
“那个赫里斯托福尔，听说是个梁瓒人，看着却像是吉卜赛或乌克兰人。嘴上的胡须一直蓄到耳边，下巴刮得光溜溜，脸色铁青，怪吓人的。也不知他的脑子真有病，还是装傻充愣，不想被人问。他时常溜进厨房里，装满一盆子水，把抓到的苍蝇、蟑螂、甲壳虫之类的，扔到水里，用一根木棒按住很久不放，直到淹死它们才肯罢休。要不然就是从自己的上衣领子里抠出一个虱子来，也把它淹死为止……”
这些故事我都能到背如流，光从外公外婆那儿听来的就不计其数。听来听去，讲的都是穷人怎样饱受折磨和凌辱。我不想再听这样的故事了。
“跟我讲讲别的吧！”我央求他。
他先是紧闭嘴唇，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嘴边，等到他张口说好，皱纹又跑回了眼角。
“好吧，你这个贪心鬼，这儿有个新的。从前有个厨子……”
“谁的厨子？”
“公爵夫人塔季扬·克列夫谢娜的。”
“你为什么老叫她塔季扬，听上去像个男人，而不叫她塔季扬娜？她难道是个男的？”
“当然不是，她是夫人啊，不过她也留黑黑的小胡子。她祖上是德国的黑人，一个类似黑人的种族。嘿，再讲讲我们这位厨子吧，这个故事可有趣了，好孩子……”
这个所谓有趣的故事，无非就是有个厨子把一个馅饼做砸了，就得被迫一口吞下整个饼，结果人也一病不起了。
“这算什么有趣啊！”我恨恨地说。
“那什么才算有趣呢？你倒说说。”
“我也不知道。”
“那就乖乖地闭上你的嘴。”说完，他又讲起了他那些瞎编乱造、没劲透顶的故事。
每逢年过节，我的两个表哥会常过来玩儿。米哈伊尔舅舅的萨沙愁眉惨目、懒懒散散；雅科夫舅舅的萨沙认真细心、聪明懂事。
有一天，我们仨爬到了外屋顶上，发现贝特连家院子里的柴堆上坐着位穿绿色毛边礼服的老爷，发黄的小脑袋光秃秃的没戴帽子，正在那儿逗几只小狗玩呢。
我的一位表哥提议，我们也去偷一只来玩。于是我们很快定下妙计：两个表哥这就跑到街上去，等在贝特连家的大门口，由我负责去吓唬那老爷。等他一受惊逃跑，表哥们就立刻冲进院子，抓一只出来。
“可我要怎样去吓他呢？”
“啐他的光头。”其中一个说。
对着人的光头吐唾沫能有多大的事儿？我还看过、听过比这更缺德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分配给我的任务。
可这事却闯了大祸了。一位年轻帅气的军官领着一队男男女女从贝特连家出来，直冲我家院子，兴师问罪来了。由于我被逮个正着的时候，他俩还在街上伺机逛悠，自然看着像无辜的了，而我却成了被外公暴扁一顿的可怜虫。他也想借机讨好贝特连家，平息这事带给他们的耻辱。
正当我浑身伤痛趴在厨房里的炕铺上，彼得大叔乐陶陶地看我来了，穿得像要过节一样。
“好孩子，这主意实在是太绝了！” 他低声说，“活该，这个老公羊。他们这伙人就该啐，最好用砖砸烂他那破脑袋！”
我眼前又浮现出穿绿礼服的老爷那个像孩子似的、圆圆的光脑袋，当时他伸出小手去抓发黄的头皮时，像小狗一样轻声哀叫起来。
这件事让我恨透了两个表哥，也羞愧不已。可当我看见马车夫这张刻满皱纹的老脸，又忘记了这一切。他脸上的皮肉令人作呕地颤抖着，可怕极了，就跟外公揍我时一模一样。
“出去！”我对他大声嚷道，手脚并用地把他使劲推开。
他朝我挤眉弄眼，得意地笑着，从炕铺上起身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跟他讲话，开始回避他，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的一举一动，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啐光头老爷的事过去没多久，我又在静悄悄的奥夫相尼科夫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秘密，我总觉得那所灰房子里的人过的是神秘兮兮的童话里的生活。
而贝特连家的房子里却是一天到晚欢声笑语，吵吵闹闹。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子引得许多大学生和军官纷至沓来，他们有说有笑，又唱又跳。这房子本身也一脸的喜气：明晃晃的窗子照得里面的花花草草娇艳欲滴，可外公很不喜欢这家人。
“一群异教徒，不信神的人！”他这样称屋子里的人，还用了一个肮脏的字眼来形容这家的女人——彼得大叔曾幸灾乐祸地用不堪入耳的脏话向我解释过这个词的意思。
但外公对死气沉沉的奥夫相尼科夫家却充满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