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 九 上


      我把自己的童年时代比喻成蜂巢,形形色色平凡又普通的人们如同蜜蜂,把各自采集到的生活和知识的蜂蜜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我,为我的成长提供丰富的养料。尽管这养料又脏又苦,但只要是知识,它就是蜂蜜,虽苦犹甜。

      自从“好极了”离开后,我又跟彼得大叔成了好朋友。他长得很像外公,瘦削、利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只是整个人都比外公小一号。他就像一个专门为逗人乐而装扮成老头儿的调皮孩子,他的脸像由无数根细条编成的鸟笼子,在这些细道道背后凹着两个小雀似的、乐呵呵、骨碌碌的眼睛。他的头发灰白、卷曲,胡须也卷成一个个小圈圈;他抽烟斗时冒出来的烟圈跟他的头发一个颜色,缭缭绕绕盘旋而上,像他说话似的要绕许多有趣的弯子。他说起话来嗡嗡的低沉嗓音让人听着倒还和气,可我总觉得他言语之间都在揶揄人。

      “刚起头儿,我亲爱的主人,那位伯爵夫人塔季扬·克列夫谢娜吩咐我说:‘你去做铁匠吧。’我才开始做,她又发话了:‘帮园丁干活去吧。’我倒没什么,反正天生的穷人命,到哪儿不是给人卖命。可还没干出个名堂来,她又命令我说:‘彼得鲁什卡,你该去捕鱼了。’去就去吧,可我刚喜欢上这一行,就得跟鱼儿说‘拜拜’了,这回让我进城去赶马车,缴我的代役租。当车夫也行,让干啥就干啥呗。但她还来不及叫我再改行干别的,农奴解放了,我也只剩下这匹马了,如今它就成我的伯爵夫人啰!”

      这匹马上了年纪,好像原本该是白色的,只不过被一个醉鬼画匠涂得乱七八糟,好像还没涂完似的。

      它的腿因为脱了臼而蜷曲着,仿佛由破棉絮拼补而成,枯瘦的脑袋悲哀无力地耷拉着,眼神浑浊迷茫,脖子松弛,青筋暴起,干枯贫瘠的身躯上烙着累累伤痕。彼得大叔对他恭敬有加,从来舍不得打它,给它起名叫“塔娜娅”。

      “你怎么给牲口起个教名啊?”外公有一次这样问他。

      “哪有啊?瓦西里·瓦西里耶夫,这怎么可能呢?我尊敬的老兄,教名里有塔季扬娜,可没有塔娜娅!”

      彼得大叔识文断字,还通晓《圣经》。他经常与外公为哪一个圣徒最神圣而争个没完。

      在指责《圣经》里的罪人时,两人都不留情面,尤其谴责押沙龙是罪魁祸首。有时他们争论的纯粹是个语法问题:外公认为“作恶”“犯法”“欺骗”这三个词的词尾应该是“霍姆”,而彼得大叔却一口咬定是“瓦沙”。

      “我说这样,你偏要那样!”外公争得面红耳赤,暴跳如雷,“让你的‘瓦沙’见鬼去吧!”

      彼得大叔处变不惊,抽着烟斗,吞云吐雾地嘲讽道:“那你的‘霍姆’就好了?在上帝眼里还不都一样吗?上帝在听你祷告的时候或许就想:说了这么多,净胡说八道!”

      “阿列克赛,你给我滚!”外公对我大吼大叫,气得绿眼发直。

      彼得大叔很爱干净,路过院子看到地上有木块、骨头和瓦片之类的统统踢到一边去,嘴上还抱怨着:“没用的东西,尽挡道!”

      他能说会道,笑呵呵的样子和蔼可亲。但有时他也会两眼浑浊无光,像个僵尸似的一动不动,常常呆坐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像他的聋哑侄儿,一言不发。

      “你怎么了,彼得大叔?”

      “走开!”他低声呵斥道。

      我们这条街上的一所房子里,搬来了一位额头上长瘤子的老爷,他有一怪癖:一到节日,就守在窗口,举着把猎枪,朝猫儿、狗儿、小鸡儿和乌鸦开枪,有看不顺眼的过路人也照打不误。

      一天,他拿枪瞄准了“好极了”,幸好皮上衣完好无损,但几粒子弹落到了衣袋里。我记得,当时这位房客翻来覆去地看手上那些蓝色的铅砂。外公催他去告发,他随手把子弹扔到了厨房的一个角落里,说:“不值得。”

      另有一次,这个枪手打中了外公的腿。外公岂肯罢休,盛怒之下告了官,还召集了所有的证人,可那个老爷却离奇消失了。

      从那以后,只要街上一有枪响,彼得大叔即刻戴上他那顶褪了色的、只有节日里才戴的阔檐帽,冲出家门。

      他走到人行道上,双手叠在后背,结果像长了公鸡尾巴似的地拱了出来,挺胸凸肚、威风凛凛地从枪手窗下经过。如果第一遍没有引起注意,他会接二连三地重来。我们整座房子的人都挤到门口瞧热闹,枪手和他的黄毛太太也会从窗口窥视。住在我们右边的贝特连家也有人出来探个究竟,只有左边的奥夫相尼科夫上校家,阴沉沉的灰色房子里没有丝毫动静。

      有时彼得大叔是白费力气,也许那猎手对此等儿戏不屑一顾,但有的时候双筒枪也会突然开火:

      “砰——砰!”

      彼得大叔仍不急不忙地朝我们走来,扬扬得意地说:“只打到下摆。”

      一天,子弹终于穿进他的脖子和肩膀。

      “你何苦去招惹那禽兽?”外婆边用针把子弹挑出来,边问他,“等着他把你的眼珠子打出来!”

      “哟,那怎么可能呢?阿库林娜·伊万诺夫娜!”彼得轻蔑地说,“他根本不会!”

      “可你干吗由他胡来呢?”

      “胡来?我只不过想要试试这位老爷!”他仔细瞧了瞧手上的子弹,又说,“他根本不会打枪。我从前的主人,伯爵夫人塔季扬·克列夫谢娜,有个临时丈夫,她换丈夫就跟换仆人似的。我说的这个临时丈夫是个军人,叫马蒙特·伊里奇,可了不得了!老太太,您听说了吗?他一枪就能命中,简直就是神枪手!有一回,他叫傻瓜伊格那什站到四十步开外的地方,在他的皮带上吊一个瓶子,就挂在两腿中间,那傻东西叉开双腿,只知道嘿嘿傻笑。这时马蒙特·伊里奇瞄准目标,‘砰’的一枪,不偏不倚正打中瓶子。只有一次例外,有个牛虻一样的东西叮上了伊格那什,他避来避去,结果刚好打到膝盖,在膝盖骨上中了一枪,虽然医生在眨眼的工夫里赶到,可还是不济事喽!锯下的腿给埋了……”

      “那傻子呢?”

      “哼,还那样。反正傻瓜要手脚也没用,向来靠傻混日子,谁都愿意同情一个傻子,不是有句老话:‘兔子急了也咬人,只有傻瓜不欺负人。’”

      外婆对这个故事不以为然,她自己知道的还数不过来呢。倒是我有点害怕:“老爷会打死人吗?”

      “怎么不会?当然会。有时老爷们还互相残杀。塔季扬·克列夫谢娜家来了个枪骑兵,他跟马蒙特打了起来。两人拔出手枪,来到花园里的湖边小路上,那枪骑兵‘砰’地就给了马蒙特一枪,好家伙!打在了肝脏上。马蒙特去了西天,枪骑兵也被流放到高加索,这就完了!看出来了吧,那是因为他杀了自己的人。杀的要是庄稼汉什么的,哼!再多也不会有事的。尤其到了现在,因为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农奴了。以前多少还顾着点,总算还是自己的财产嘛!”

      “以前也不会心疼的。”外婆插了句。

      “一点没错,”彼得大叔附和道,“虽说是财产,可根本不值钱。”

      他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说话比对其他大人要温和,眼光也会注视我,可他身上总有什么东西是我不喜欢的。

      他请我们吃他心爱的果酱时,常常在我的面包上涂得比别人的更厚些,每回他去城里也会给我带麦芽糖饼和罂粟籽饼来吃,他老是喜欢慢条斯理、正儿八经地问我:

      “告诉我,好孩子,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当兵还是当官?”

      “当兵。”

      “当兵好,这年头当兵也不难了。当个牧师更容易,喊几声‘上帝保佑’,就算完了,比当兵还省事。最好就是去做渔夫,什么都不用,习惯了就行。”

      最有趣的是他跟我讲钓鱼的事情:他会像模像样地学鱼儿围着诱饵转,告诉我鲈鱼、鳊鱼、鲭鱼上钩时是怎样挣扎的。

      “你外公打你的时候,生气了吧?”他安慰我说,“其实,这种事根本用不着生气,好孩子。大人都为你好,不打不成器。就说我以前的主人塔季扬·克列夫谢娜吧,她还专门养了个打手,叫赫里斯托福尔,他可是个打人的高手,附近庄园里的主人常向公爵夫人借用此人:我亲爱的塔季扬·克列夫谢娜,请把你的赫里斯托福尔借我用用吧,我要收拾一两个奴才。于是她就派他过去。

      他还不动声色,详尽无遗地给我讲述公爵夫人监督打人的一幕幕:她坐在圆柱门廊下的红色安乐椅里,穿一袭白色长裙,肩披天蓝色纱巾,雍容华贵。她下令让赫里斯托福尔当着她的面,痛打她的农夫和农妇。

      “那个赫里斯托福尔,听说是个梁瓒人,看着却像是吉卜赛或乌克兰人。嘴上的胡须一直蓄到耳边,下巴刮得光溜溜,脸色铁青,怪吓人的。也不知他的脑子真有病,还是装傻充愣,不想被人问。他时常溜进厨房里,装满一盆子水,把抓到的苍蝇、蟑螂、甲壳虫之类的,扔到水里,用一根木棒按住很久不放,直到淹死它们才肯罢休。要不然就是从自己的上衣领子里抠出一个虱子来,也把它淹死为止……”

      这些故事我都能到背如流,光从外公外婆那儿听来的就不计其数。听来听去,讲的都是穷人怎样饱受折磨和凌辱。我不想再听这样的故事了。

      “跟我讲讲别的吧!”我央求他。

      他先是紧闭嘴唇,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了嘴边,等到他张口说好,皱纹又跑回了眼角。

      “好吧,你这个贪心鬼,这儿有个新的。从前有个厨子……”

      “谁的厨子?”

      “公爵夫人塔季扬·克列夫谢娜的。”

      “你为什么老叫她塔季扬,听上去像个男人,而不叫她塔季扬娜?她难道是个男的?”

      “当然不是,她是夫人啊,不过她也留黑黑的小胡子。她祖上是德国的黑人,一个类似黑人的种族。嘿,再讲讲我们这位厨子吧,这个故事可有趣了,好孩子……”

      这个所谓有趣的故事,无非就是有个厨子把一个馅饼做砸了,就得被迫一口吞下整个饼,结果人也一病不起了。

      “这算什么有趣啊!”我恨恨地说。

      “那什么才算有趣呢?你倒说说。”

      “我也不知道。”

      “那就乖乖地闭上你的嘴。”说完,他又讲起了他那些瞎编乱造、没劲透顶的故事。

      每逢年过节,我的两个表哥会常过来玩儿。米哈伊尔舅舅的萨沙愁眉惨目、懒懒散散;雅科夫舅舅的萨沙认真细心、聪明懂事。

      有一天,我们仨爬到了外屋顶上,发现贝特连家院子里的柴堆上坐着位穿绿色毛边礼服的老爷,发黄的小脑袋光秃秃的没戴帽子,正在那儿逗几只小狗玩呢。

      我的一位表哥提议,我们也去偷一只来玩。于是我们很快定下妙计:两个表哥这就跑到街上去,等在贝特连家的大门口,由我负责去吓唬那老爷。等他一受惊逃跑,表哥们就立刻冲进院子,抓一只出来。

      “可我要怎样去吓他呢?”

      “啐他的光头。”其中一个说。

      对着人的光头吐唾沫能有多大的事儿?我还看过、听过比这更缺德的。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去执行分配给我的任务。

      可这事却闯了大祸了。一位年轻帅气的军官领着一队男男女女从贝特连家出来,直冲我家院子,兴师问罪来了。由于我被逮个正着的时候,他俩还在街上伺机逛悠,自然看着像无辜的了,而我却成了被外公暴扁一顿的可怜虫。他也想借机讨好贝特连家,平息这事带给他们的耻辱。

    正当我浑身伤痛趴在厨房里的炕铺上,彼得大叔乐陶陶地看我来了,穿得像要过节一样。

      “好孩子,这主意实在是太绝了!” 他低声说,“活该,这个老公羊。他们这伙人就该啐,最好用砖砸烂他那破脑袋!”

      我眼前又浮现出穿绿礼服的老爷那个像孩子似的、圆圆的光脑袋,当时他伸出小手去抓发黄的头皮时,像小狗一样轻声哀叫起来。

      这件事让我恨透了两个表哥,也羞愧不已。可当我看见马车夫这张刻满皱纹的老脸,又忘记了这一切。他脸上的皮肉令人作呕地颤抖着,可怕极了,就跟外公揍我时一模一样。

      “出去!”我对他大声嚷道,手脚并用地把他使劲推开。

      他朝我挤眉弄眼,得意地笑着,从炕铺上起身走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跟他讲话,开始回避他,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的一举一动,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啐光头老爷的事过去没多久,我又在静悄悄的奥夫相尼科夫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秘密,我总觉得那所灰房子里的人过的是神秘兮兮的童话里的生活。

      而贝特连家的房子里却是一天到晚欢声笑语,吵吵闹闹。一群年轻貌美的女子引得许多大学生和军官纷至沓来,他们有说有笑,又唱又跳。这房子本身也一脸的喜气:明晃晃的窗子照得里面的花花草草娇艳欲滴,可外公很不喜欢这家人。

      “一群异教徒,不信神的人!”他这样称屋子里的人,还用了一个肮脏的字眼来形容这家的女人——彼得大叔曾幸灾乐祸地用不堪入耳的脏话向我解释过这个词的意思。

      但外公对死气沉沉的奥夫相尼科夫家却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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