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ohome blacks
refugees
dirtyimmigrants
——WarsanShire
在读阿卜杜勒拉萨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的《囚笼》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索马里裔诗人瓦森•沙尔（Warsan Shire）的诗歌《家》中的这几句：“他们说：黑人啊，回你自己家去吧/难民，肮脏的移民/”在后殖民主义时代，随着全球化的加快，文化冲突和文化认同成了许多人绕不开的问题。作为异乡人，他们在放弃了故土家园的同时，又不得不忍受来自异乡的歧视与折磨。沙尔的《家》描述的是战争背景下的非洲难民的苦难，他们逃离战火纷飞的故乡，踏上不断被歧视、不断被驱逐的泥路，步履艰难。然而更深层次的痛苦在于，他们不仅仅是失去了物理意义上的故土，更主要的是失去了心灵层面的家园。如果说异乡人的故乡是“第一空间”，那么他们漂泊的异乡则是“第二空间”，他们失去了第一空间，在第二空间中又找不到归宿，于是就只能生活在“第三空间”。这“第三空间”，介于其他两个空间之间，就像一次失败的穿越，被卡在了两个空间之间，漂浮在无尽的虚空之中。这种情况，叫作“流散”。
流散本来指犹太人被迫离开故土踏上无尽逃亡之路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要忍受亡国带来的耻辱和痛苦，还要忍受不同文化糅杂所产生的心无所属所造成的人格分裂与折磨。流散的过程中，他们既不属于文化中心，也不属于文化边缘，异乡没有给他们的文化提供心灵的土壤，而故乡的文化又成为他们无法割裂的痛楚，于是，他们成了“第三空间”中的居民，无法回归，无法融入，而“第三空间”又随时会坍塌湮灭，等待他们的，始终是幻灭。
米兰·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写到：“每一个被迫远离热土的人都是不幸的，这种不幸在于作为物质的肉体需要生存，而作为灵魂的思想总想远离，灵与肉最终分裂。而作为存在的人，感知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昆德拉的这番感悟同样是来自于流亡中体验，正是基于这样的体验，昆德拉才会《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用一个章节讨论“同情”的含义。也许有着同样流亡经历的纳博科夫下面这一段话更加深刻，他在《说吧，记忆》中写到：“记忆意味着残忍的杀戮。”流亡者对故乡的爱把异乡人拉向过去，而生存把异乡人钉死在当下。对于被迫流亡的人而言，没有未来。
古尔纳的《囚笼》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异乡人，他生活在别处，却永远是“别处”的第三者；他热爱故乡，然而回不去的故乡却带给他无尽的痛苦。在这样的生活之中，他成了所有世界的“游魂”。哈米德，这个有着阿拉伯色彩的名字，代表着一个内心纯净的年轻人，一个异乡人，一个被异化的“他者”。
一、哈米德：仁慈、和蔼
在阿拉伯语之中，哈米德的含义是“仁慈、和蔼”。哈米德就是这样的一个十几岁流亡者。他内心有爱，照顾孤独的老人法吉尔，忍让粗鄙庸俗的曼塞，爱慕酒店女招待茹基娅。他小心翼翼同时又善良地对待每一个，把自己的爱交给身边的人。但这并没有带给他应得的回报，在法吉尔眼中，哈米德只是一个被救济的流亡者，一个雇来照顾自己生意和自己身体的异乡人，稍有不到，就表示出他的不满。
十几岁的他，刚刚开始爱情的幻想。所有的爱情最终都需要一个实体来呈现，这个实体就是茹基娅。茹基娅是一个酒店女招待，经常到哈米德打工的门店来买东西，她的每次到来都引发了哈米德的美好想象和爱。但他只有十几岁，他不敢向她表白，羞怯是外在的原因，而身份的自卑才是真正的内因。哈米德在茹基娅每次来的时候，都会给她准备一些东西，但这些东西成了茹基娅嘲笑他的基础。面对嘲笑，他“不好意思”，只能把自己的真实感情隐藏起来。
哈米德对茹基娅是爱情吗？毫无疑问，是爱。但这种爱糅合了太多爱情之外的东西：对自己身份认同的担忧，对未来幻灭的恐惧。因为爱情中杂糅了太多的非爱情因素，所以他在内心深处一方面狂热地爱着茹基娅，另一方面却又在关键时刻止步不前，表现出太多的怯懦。这种怯懦，正是在多年流亡生活中养成的性格，也是身份危机不断地强加给他的幻灭感。因此，我们看到，对茹基娅，一方面他告诉自己要“勇敢”，而现实中他却怯懦退缩，这种矛盾，正是一个异乡者在身份认同和文化危机过程中养成的必然性格。小说的结尾是开放式的，但因为哈米德的性格，我们看不到他的爱情的未来。这场爱情，注定是一场幻灭。
古尔纳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作品也充满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哈米德身上这些美好的品质，正好与结局形成了剧烈的反差。但古尔纳的叙事是平淡的，甚至是平静的。这种冷色调的叙事特点，给小说创设了一个蓝灰色的忧郁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之中，哈米德的亮色显得微弱暗淡，最终将被这中忧郁的背景吞没。古尔纳用这种叙事强调，暗示了一个悲剧。
真正的悲剧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英雄主义，也不是如鲁迅所说的破碎与毁灭。真正的悲剧是，悲剧已经发生了，而无论是作品中的人物还是旁观者，都没有注意到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谈不上改变与拯救。所有人只能在浑浑噩噩中成为悲剧中的一个因子，为悲剧继续涂上忧郁的色彩。
二、赤道酒店：隐喻或者象征
茹基娅在赤道酒店做招待。赤道酒店，是当地最好的酒店。小说通过茹基娅的口这样写的：
“最好的那家，赤道酒店。”她说，“那儿有一个游泳池，到处都铺着地毯。住的都是白人，欧洲人。也有一些印度客人，但那种荒郊野外来的、会把床单弄得臭烘烘的人一个也没有。”
白人、欧洲人，是赤道酒店的上层建筑，印度人是“客人”，只有暂时居住的权利。还有一种人，来自“荒郊野外”，就是像哈米德这样的异乡人，“一个也没有”。三种人，构成了界限分明的阶层，隐喻着欧洲流亡地。
很多移民从第一代起，就想融入当地的上层社会，但经过无数代人的努力，却只能成为“第三空间”的居民。这种情况在移民多的欧洲普遍存在，在移民多的美利坚普遍存在，在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宗教信仰的差异，文化背景的隔阂，生活习俗的不同，甚至肤色语言的分别，都在加剧着这种情形。阶层壁垒的核心是文化壁垒，语言、宗教、习俗的不同，阻止了阶层之间的交融与流动。茹基娅的语气中，流露出对白人、欧洲人的热羡，这种热羡应该引发哈米德的好奇。但是，哈米德没有。
没有的原因在于绝望。对于哈米德而言，赤道酒店近在咫尺却远在乌托邦，那个世界超出了他的生活经验和想象，他清醒地知道那里与自己无关。这份清醒的认知，恰恰是绝望的表现。希望产生于经过努力就能获得的欲望，如果目标超出了努力之外，绝望就随之而生。
因此，赤道酒店，象征了哈米德的绝望。
三、生活在别处
米兰·昆德拉在《生活在别处》中有这样一段议论：你们以为过去的一旦过去就永远结束不可动摇了吗？啊，不，过去的外衣是用闪光塔夫绸做成的，每次回首往事，我们都会为它蒙上另一层色彩。每个人都生活在过去、现在、未来之中。三者之中，未来还未降临，现在转瞬就变成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只生活在过去。过去的累积，构成了一个人内在的世界也构成了这个人全部的想象。记忆是一份沉重的包袱，有人负重前行也有人不堪重负；记忆也是一个人不断回归的原点，每一次的回归都带来轻微的忧伤。
如果说，人的生命本质上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回归，无法改变也无法遗忘，那么这种回归毋宁说是一种折磨。如果生命只是一次“过去”在现在和未来不断地重复，那么这样的生活是否值得？
哈米德就生活在这样一种“过去式”的记忆之中。他十几岁离开家乡和亲人，踏上流亡的不归路。他总是在梦里回到战后的家乡，看到自己的亲人，每次醒来都会泪流满面。他几乎每个夜晚都会隔海远眺家乡，但回忆起来的家乡却是一个人间地狱：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到处都是炮火与霜锋，族人成了敌人，鲜血染红了泥土，经过坦克碾轧后的路面坚硬无比……小说中是这样写的：
海水的气息一下子勾起了他对父亲家乡的回忆。那个小镇也是在海边，他曾经和其他孩子一样，在沙滩上、树荫下玩耍嬉戏。但那已经不是他的归属地、他的家乡。
……
堤坝上灯光闪烁，星星点点的亮光在黑暗中连成了一线。谁住在那儿呢？他心想。他因为恐惧而浑身战栗。他不知道住在城市那端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的脑海中出现了面目可憎的强壮男人，正瞅着他放肆地大笑。光线昏暗的林中空地上，隐蔽着的影子们正候着他这个陌生人。过了一会儿，男男女女都围了上来。他听到了他们在古老的宗教仪式中沉重的脚步声，也听到了他们胜利的欢呼－因为他们敌人的鲜血正渗入被压实了的土地。他害怕住在对岸黑影里的人，不光是因为他们对他虎视眈眈，还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哪儿，而他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这一部分采用意识流的写法，把故乡与异乡两个生活场景交织在了一起，两个世界彼此交融，糅杂在一起。这种写法正与哈米德的思想相合。生活在两个空间中的他，保持着关于两个世界的记忆，而这两个世界的记忆，在他的头脑中自然交织在了一起。因此，哈米德的精神世界是破碎的，缺乏清晰连贯的线索。他的世界中有着太多的矛盾：过去与现在，现象与现实，残忍与善良，美好与丑恶……这些剧烈的矛盾是形成他的思维破碎的根本原因。他的每一次回忆，都会把现实中提炼出来的印象碎片加入进去，于是，他的世界就始终无法形成一个清晰而明确的整体，他的世界成了一个看似真实却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幻象。
“他却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确实，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他既不属于第一空间，也不属于第二空间，而第三空间又因为记忆的缘故而幻灭，那么，他到底在哪里？
心无所属，这种绝望会导致对自我价值的彻底否定，于是，小说中哈米德说：
“我一无所有，”他说，“这里没有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
这种否定是一种双重否定，一方面是对自我价值的否定，另一面也是对异乡的否定。可悲的是，这种否定是一个无限反复的过程，而且永远不会转变成肯定。
四、结语
在格尔纳的小说中，时空中穿梭往来的碎片般的故事取代了传统的线性叙事，而这种断裂恰如其分地表现了那些处于错位、流散状态中的人物的生活状态。异化的不仅仅是文化，还有看待自己和观察世界的角度。古尔纳的叙述是古典主义的，也是理想主义的，这基于作品深刻的现实主义。他用轻巧的笔触揭开现象背后的本质，在诗化的语言中把赤裸裸的虚幻与湮灭展现在读者面前，美与丑交织在了一起，善与恶难解难分，真与假彼此融合。他一面用人道主义的悲悯看待他笔下的人物，一面用理性主义的冷峻小心地揭开真实的内心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我们看到了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