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中国谈到社会学，就一定离不开费孝通这个人，因为费孝通是中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也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这本书是费先生的名著，叫作《乡土中国》。
写这本书的时候是40年代后期，费孝通先生当时很年轻，在西南联大当教授。他在给西南联大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把自己的讲稿逐渐地整理出来，最后就成了一个流传了这么多年的经典教材。直到今天人们谈到中国的很多问题，都会引用这本书里的观点，所以这是一本非常具有社会学活力的书。
《乡土中国》就是要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让我们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行为习惯；中国和西方社会究竟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本质上的不同。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当年做了特别多的田野考察，带着学生到处去走访，然后才总结出来了这些规律。
首先我们从“土”这个字入手。费孝通先生说，基本上从基层看过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所谓乡土性，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首先指的是泥土，中国人离不开土地。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子，我们的父母来了以后，虽然是到城市里边来，但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种点啥。但他们不是像欧洲人那样种花，为了好看。他们是种芹菜，种大蒜，种一些能够吃的作物。甚至我听说有的人家里边还种玉米，种粮食。我们现在都已经到了21世纪了。如果是在过去的话，家家户户都是在土地里边刨食的，所以中国人离不开土地。
甚至这个书里边说，有的中国人到了西伯利亚那样的地方，他都会在那个地方想办法找到种子，然后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之下开垦土地来种粮食。还有水草非常肥美的草原，按理说那个地方放牧是最好的，但是中国人走到那个地方以后，也会忍不住开辟一块菜地种地。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中国人离不开泥土。
第二点，费孝通先生当年去英国留学的时候，他的祖母就给他从锅灶里边扒了一些泥土，把这个泥土拿出来弄一个小包给他带着，说如果你去那儿水土不服，你可以拿一点出来冲点水喝。这个就是所谓的“故土难离”。你对自己的家乡有眷恋，用携带土壤的方法保持着联系。还包括我们经常说的“落叶归根”、“不离故土”等等。我们中国的老人经常讲：“我已经半截子入土的人了。”什么叫“半截入土”？就是我的人生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最后是要进到土地里边去。所以中国人不愿意流动，我们愿意待在自己的地里边，待在自己的家乡，这就是中国在40年代、50年代那时候，农业社会的时候最显著的特征。所以他说乡土的这个“土”字用得很好，虽然听起来不好听，但其实它并没有特别多的贬义存在。
接下来，中国的土地上的农民基本上是“聚村而居”。一个小村庄如果发展得比较大，就变成一个大村庄，然后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聚合。那为什么要聚村而居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小农经营。没有大农场，没有拖拉机什么的，只是靠那“一亩三分地”过活，这时候如果住得太远就不安全，所以几户人家在一起形成一个小村子，能够相互之间有安全上的保障和互助，同时使用水利也变得更加方便，所以中国人喜欢聚村而居。
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有一个本质上的不同，就在于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说社会结构大体能够分两种，一种叫作有机的团结，一种叫作机械的团结。什么叫有机的团结？像中国的土壤上慢慢地长出来这么一家人，变成两家人，又一家人迁徙过来，然后逐渐地在这个地方繁衍生息……这叫作有机的团结。有机的团结就是它自然而然长出来的。
这种状况之下形成的社会特别容易变成“礼俗社会”。礼俗社会就是大家按照之前的规矩办，有什么东西请教老人，老人家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所以孔夫子讲“学而时习之”。为什么要学而时习之呢？学，就是当你遇到了陌生的问题的时候，你去研究它，把它学会。习呢，就是不断地陶炼自身，不断地教化。中国人喜欢学而时习之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每天面对的新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多，大部分的生活就是在不断地重复。只要这个村子里边有一个像孔子那样的老人家，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就请教他就好了。所以有机的团结会容易形成礼俗社会。
但是你看美国，美国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一群人为了一个目的一块儿到那儿去，这种叫作机械的团结。机械的团结容易形成“法理社会”。为什么？大家这么多人同时到了这个地方，听谁家老人的话？谁家老人说了都不算！咱们现在定个规矩出来，约定几条规则，大家都要遵守，否则的话咱们一块儿到这儿来，要解决的那个问题和目标我们就实现不了。所以这种机械的结合所带来的是法理社会。
我们中国这片土地上很早就有了先民，一代一代地这么流传下来，形成了特别多独有的文化。我们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尤其是读到费先生在这本书里写的内容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绝对是熟人社会。中国人对于签字画押是特别不习惯的——要是有什么事让你签个字、摁个手印的话你就知道了。你看阿Q，学摁手印、画那个圈的时候，就老觉得画不圆。因为没画过，一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事。为什么要签字画押呢？中国人更相信的是打招呼：让三叔去跟他打个招呼，让二舅去打个招呼。谁跟他认识，咱们是熟人，这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在那个时候，很多中国人和外国的商人做生意的时候不习惯签合同，他们就觉得我答应你的事我就是答应你了，没问题，你放心，这个我一定能够做得到。但是西方人受不了，西方人说，你别嘴上说啊，你必须给我签字。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而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所带来的结果之一是，人们对于信用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靠打招呼的熟人社会。
乡土的“土”不代表着笨。有时候我们看到农村来了一个大爷，到了城里边连过马路都不会，很多人嘲笑他，说他笨手笨脚的。但是费孝通先生说，他只是不习惯城里的生活。他没见过汽车，当然不会躲。但是你要是到农村去看看，这个大爷看到蚂蚁搬家，立刻就知道扛起锄头，到地里边去挖一道渠出来，因为要下雨了。城里的人还傻呵呵的什么都看不到呢。他们对二十四节气的了解，对于植物、动物的了解，对于危险的预见性等等，那都是非常聪明的。所以我们不能够用土这个字和笨划上等号。这在当年就是这么认知的，在今天也是一样，只是他们生存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同样持有这个观点的，我们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叫作《枪炮、病菌与钢铁》，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本人类学的巨著。在这本书里边作者也指出了一个问题，非洲的那些人笨吗？其实未必。根据人类学的研究，很有可能生活在非洲的那些岛屿上、草原上的那些人经过的挑战和淘汰更大。从智商上讲，有可能他们会更聪明，他们只是到了现代社会觉得无所适从而已，这个和笨不划等号。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乡土的特色，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的色调。
在40年代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曾经热衷过“文字下乡”，因为那时候识字的人不多。不像今天，今天咱们的文字早就下乡了。费孝通先生讨论那时候文字下乡的问题。他说其实在农村，文字基本上派不上什么用场。为什么呢？按照社会学的定义，这个村子里的人是“面对面社群”，没有谁不认识谁的——是谁家的狗你都能认出来，所以说话的时候往往不需要特别多的语言。
侯宝林先生有一个相声，就是学各种地方的人，晚上起来上厕所互相问答的场景。说到河南人的时候说，谁呀？外边人答，我。这就完事了，问的人和答的人其实都知道对方是谁了。如果在一个陌生社会当中，这样节省的语言表达方式肯定是不行的。还有一个例子是很多村妇聊天时会这样说话：“我觉得那个人有点那个。”然后另一个人说：“什么呀，我觉得是你有点那个。”她们说的是什么呀？没关系，这两个人心知肚明。她们可以用“那个”来指称几乎所有一切她们看不惯的东西，这都行。所以语言文字在农村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用途。
但是到了今天肯定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城镇化都已经这么厉害了，再没有语言文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在40年代、50年代的那个时候，就是农业，就是小农经济，大家扛着锄头下地，可能一两千年都是这个样子，没有变过。所以文字在农村派上用场的地方不多。
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这本书里的重点，也是费孝通先生被人引用最多的一个学术上的贡献，叫作“差序格局”。什么叫差序格局？咱们先说西方的社会结构，那叫作“团体格局”。什么叫“团体格局”？就好像你看农村田野里边捆柴，这一堆柴捆一捆，那一堆柴捆一捆，然后把这十几捆柴放在一起做成一担，把这几担放到车上做成一车，这就是西方的格局。你属于这一捆，这一捆属于这一担，这一担属于这一车，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一个自己的位置。当然人跟柴不一样，所以人可能在不同的捆里边也会出现，但总之你是在一个框架结构之下的，你像是树形图当中的一个位置而已。所以西方人特别重视的是位置，是权利。
西方人的家庭界限非常清晰。比如说你邀请一个美国人到家里来吃饭，对他说“欢迎阖府光临”——希望你们全家都来。那你放心 美国人界定得很清楚，说我们全家都来，什么人呢？丈夫，妻子，未成年的孩子，最多带上狗。这就是他们对于一个家的观念。但是你要跟中国人讲说欢迎全家都来，那就不一定了，中国人对于家的概念很有可能包括岳父，岳母，祖母；然后还有表兄弟，远房亲戚等等。甚至这个人是我干兄弟，他也会拉进来。所以中国人对于家庭的概念没有西方人那么清晰和明确。
那为什么中国人会把家的概念泛化呢？就是来自于中国的差序格局。什么叫差序格局？就是你把一个石头扔到湖面上去，它会荡起一串涟漪。这个荡起涟漪的过程，就是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我”就是中间的那块石头，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中间的那一块石头。这块石头荡开了以后，最核心的部分是你和父母，孩子，妻子；然后兄弟，表亲，亲家；再往后是朋友，同学，战友等等……一层一层地荡开，这就是中国人的关系网。
甚至在一个家里边，亲兄弟两个人的差序格局会有极大不同。你说你们俩亲兄弟，你们俩的父母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会有姻亲。所以当你结了一个姻亲以后，你跟这一家人所形成的这个圈子，和你的弟弟、和他的妻子那一家人所形成的圈子，以及你们俩娶了不同的媳妇以后生下来的孩子，慢慢地这个差序格局就分开了。所以看着很亲的亲兄弟，再往下发展两三代以后，这两家人离得就会越来越远了，因为差序格局是不同的。
所以中国人讲究的是亲疏的关系，我们既有亲属圈子，又有地缘圈子，根据什么来看这个圈子的大小呢？费孝通先生说得特别直接，叫作势力大小。什么叫势力大小？有句老话叫“富在深山有亲戚，穷在闹市无人问。”如果你这个人势力很大，你放心，你的涟漪会荡得非常开。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大观园，你去看《红楼梦》。《红楼梦》里边，像宝钗、宝琴，甚至在他们家后院去修行的妙玉，从大老远好多代没有见过的刘姥姥，全都成了相当亲密的人，都待在一块儿。为什么？因为这家势力大，这家有钱，他能够照顾得了那么广泛。所以势力的大小决定着你荡开的涟漪的大小。反过来，一个小户人家，再加上没什么钱，连亲戚走动都舍不得。那跟他能够荡成涟漪的，可能就是周围那么几个街坊邻居。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世态炎凉”，在中国看得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你有你的不同的差序格局的圈子。
中国古人总是讲“人伦”。什么叫“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当我们讲到伦理这个词的时候，伦就指的是水文相次的伦理。所以波纹的差序，就代表着我们中国人之间形成的社会格局，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差序格局的核心。那向外扩张的这个动作，就叫作“推”。所以孔子讲“推己及人”。孔子的整个伦理学的建立，都在于推己及人。孟子评价孔子：“善推而已矣。”孔子这个人为什么了不起，因为他对别人的感知力比较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这些都是一个由内向外推的过程。
我们过去讲的“修齐治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看，我们从自己开始，到一个家庭，到一个国家，到天下，这就是我们差序格局整个影响的过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就是你势力大的时候，你的涟漪荡得更远一点；势力小的时候，你就收缩一点。孔子这个人的优点在哪儿呢，就是他能放能收。他如果能力强了，可以放得出去；能力弱，回家读书，也能收得回来。
跟他相对应的就是当时最火的杨朱和墨翟：杨朱放不出去，杨朱是“拔一毛而利天下，无为也。”就算是我爸爸我也不管，我只会管我自己，这是杨朱的概念。而墨翟呢？墨翟是放出去收不回来。墨翟说天下人都平等，天下人都是兄弟，我们大家的爱全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兼爱。所以这两个人在孟子的眼中看来，“皆禽兽也”。没有薄厚，没有差别，没有次序。他破坏了水文当中的伦次，所以孟子说杨朱和墨翟都是禽兽。
孔子就是能放能收，因此就引发了一个中国人的问题，就是我们公和私的相对性。比如书里边讲到说，中国人可以为了自己牺牲家庭——就有这样的人，当然全世界也会有这样的人，也会为了家庭牺牲一个村子，为了村子牺牲一个县。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这个你要回到《大学》当中去看，就是《大学》当中说，如果你想要平天下，你的头在哪儿呢？你得先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是先顾好自己，再慢慢往外扩张，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自我保护。所以你说这真的是自私吗？这个私当中可能就有公。他可以说我是为了这个家。我为这个家我做这样的事，你能怎么说我呢？所以这是千古以来一直都有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人的差序格局，到底是让我们更重视我们的团体，还是让我们有时候会牺牲掉更大团体的利益呢？这是费孝通先生在这个书里边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那么了解了这个差序格局以后，你就会知道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因为西方是一个框架结构的，它是团体格局。所以西方人特别讲资格，讲权利。你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你有没有拿到公民权，你有没有拿到选举权。你只要拿到了，好了，这个权利保证了。不在于你是谁家的三姑，你跟谁的关系好，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不在那个位置上。你只要是在这个位置上，你就有资格，有权利。
我们中国人讲究什么呢？你会发现在一个单位里边，如果这个副总不受人待见，那就糟了。按理说副总的地位比其他人高得多，但是当底下的人都知道副总不受人待见的时候，你会发现副总办事还不如底下一个司机办事好使。为什么？司机人头熟，司机跟谁都认识，关系好。所以中国人讲的是攀关系，讲交情。当然，我们这儿说的是乡土中国，离工业化时代已经有一定距离的中国。但是这种现象在中国现在的很多地方，我相信依然存在。你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社会，了解中国人内心当中的一些想法，读一下费孝通先生这本书一定是有用处的。
因为西方社会是一个“共同的架子”，所以他的道德来自于哪儿呢？你会发现西方的道德很容易来自于一个同一的神。这个道德的前提是，每个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你们都一样，你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这都是神的子民，我们大家都是兄弟。
这个中国人就接受不了。中国人说有的人明明是父子，怎么能说是兄弟呢？但是在西方的基督教的道德上来讲，都是神的子民，我们大家都是兄弟。神对每一个人都公道，你们每个人都平等，同时神对你们每一个人都公道。
那个负责管理的代理人是谁呢？因为神并不可能自己直接管这个社会，所以得有一个代理人。什么叫代理人？我们叫作Minister（代理者）。所以我们现在说西方的首相叫Prime Minister，实际上就是“首席代理人”，他代理了神的权利。这个Minister，你要想能够把这个国家或者把这个地方管好，靠什么？你就得执行神的那个道德，你得保持公平，保持每个人有对等的权利。如果你不能够保公平和对权利的尊重，你这个Minister就可能会被推翻。这就是西方的框架结构下的社会情况。
中国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我们并不是靠神给所有人赋予了权利，而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差序格局当中，人和人之间都有着联系。这个巨大的私人网络，这才是中国的社会的本色。
所以中国人讲：“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自天子以至庶人。”修身是干什么呢？你能做到的是“入则孝，出则悌。”就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个社会上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对待那些陌生人，但是我们首先得知道你怎么对待你的家人，你怎么对待你自己，怎么对待你的父母兄弟，然后慢慢延伸到朋友。
孔子所设想的“仁”，是一个他认为的最高的道德境界。但是你把《论语》读来读去，你会发现，“仁”这个事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也很苦恼，《论语》里讲了特别多关于仁的事。孔子经常说，仁很简单，你想要仁，仁就来了；但孔子又会说仁很难，他这辈子都没见过几个人能处在仁当中。所以仁就是很模糊的一件事。
费孝通先生解释了孔子的困难：因为在团体组合并不坚强的中国乡土社会中，并不容易具体地指出一个笼统性的道德观念来。仁这个观念只是逻辑上的总和，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但是因为在社会形态中，综合私人关系的团体的缺乏具体性，只有个广被的天下归仁的天下，这个和天下相配的仁，也不能比天下的观念更为清晰。所以凡事要具体说明的时候，还得回到“孝悌忠信”那一类的道德要素。正等于要说明天下的时候，还得回到父子、昆弟、朋友，这些具体的伦常关系。我们的道德标准是因人而异的，是根据你的关系，根据你的亲疏来决定的。所以先管好自己，管好自己的家再说。
这就是差序格局。直到今天，大量的人在讲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的时候，都会引用这个概念。我希望大家以后听到差序格局这个词，不要觉得陌生。它就是水中的那个涟漪，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涟漪的中间，你和你的姐姐、哥哥都是不同的涟漪，但你们距离可能会近一点。
接下来我们谈谈中国的家族和男女。家的大小不在于人数，家的大小在于复杂程度。如果这一个家里边只有五六口人，但这五六口人分别代表着五六个不同的位置，可能是四世同堂。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它是一个大的一个家庭；那反过来，有的家庭很大，但是每个人的位置很接近，比如这家的妈妈一下子生了五六个或者七八个孩子，看起来人丁很兴旺，但是它也只是个“小家庭”，因为它的结构简单。
而这些结构一代一代地延伸下去，慢慢地就会形成家族，形成了大量的家族以后，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的家族当中的主轴是纵向的，而不是横向的。什么意思？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和父亲、母亲的关系，然后和儿子的关系，而不是和妻子的关系。所以过去一个中国人的大家族生活在一起，那个做儿媳妇的人地位是很低下的，儿媳妇基本上不敢得罪婆婆，也不敢得罪公公。每天干活，还得忍忍气吞声。所以我们讲“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熬成婆”是什么意思呢？是你有了你的纵向关系，你可以管你的儿子了。所以中国人的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纵向关系。
纵向和横向的区别是什么呢？你看，美国人跟自己的妻子在一起，一见面就叫Honey（亲爱的），亲热得不得了，整天搂着抱着。因为他们是横向的关系，他们认为夫妻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要远胜过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因为对于父母来说，只要我长大了，离开了家，可能就不见面了，甚至有的人一辈子都见不了几次。稍微有点家庭观念的，圣诞节，感恩节，大家在一起聚一下。但是有很多人就是长期地分开了。所以对他来讲，家里最重要的人是那个联姻的关系，所以他跟他的妻子之间会变得更加地感情外露，更加亲密。所以这是能够解释为什么东方人两性之间保持得都比较矜持，而西方人会表示得那么外露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的家庭关系是以纵轴为主的，而不是以横轴为主的。
在乡土社会当中不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关系。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最好别惹事，大家都循规蹈矩，你不要给我突然冒出一个想谈就谈的恋爱。所以在中国的社会里不鼓励我们的年轻男女之间发生激动性的情感。这种激动性的情感一旦发生出来，就会惹出很多的麻烦。就会让这个乡土社会造成大量的困惑，你打乱了过去的格局，还带来私奔的问题。
所以中国人从古至今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就是在乡土社会当中把男性跟女性分开，离远一点，这样的话能够使得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安稳。所以这都是我们和西方在两性观念上不同的起点。因为乡土社会就是希望大家老老实实的，不要产生那么多非分之想，不要有那么多激情的想法。
一说到中国和西方的对比，大量的人就会说是“人治和法治”的区别。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个说法有点笼统。为什么呢？你说西方是法治，是那个“法”在判刑吗？肯定不是。那个法治还是要通过人来判刑，所以它是依法用人来进行治理，所以你不能笼统地说中国是人治。中国是人治，想干吗就干吗？没有依据，没有任何的规定，他就杀伐决断，是这样吗？也不是。
中国有自己的礼法，所以不能用人治和法治来界定关于治理的概念。这个话题的核心是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力量和规范的性质：我们是靠什么样的力量在维护这个社会的规范，这个才是本质的区别。如果我们说这是一个法律社会，法律社会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国家权力。它维护这个社会稳定的力量来源是来自于国家权力，我们所有的公民认同国家的权力。所以国家由法院它来判，我们按照这个来执行，这就对了。
而乡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礼治社会”。礼治社会是什么意思呢？它的力量来源是来自于传统，它是来自于一辈一辈接续下来的传统。以前的人都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现在也这样做，这就是一个乡土社会当中的礼治的来源。
当我们说到礼治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过节放鞭炮，发压岁钱，大家拱拱手……这种很美好的礼节——那就想得太简单了。中国人解决问题叫“言必称尧舜”。实际上从尧舜到秦汉，然后到唐宋，然后一直到明清，我们都是一个严格的乡土社会，也就是农业社会。在这个农业社会当中，变化的东西并不多，所以“言必称尧舜”往往是有效的。那时候管用的事，现在就会管用。
费孝通先生举了一个例子，特别有意思。他们在昆明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晚上牙疼，一疼就哭。但是你给他只要一吃奶，他就牙疼没法吃。但是不吃又饿。所以这个孩子吃奶也哭，不吃奶也哭。大家说这怎么办？完蛋了。就都没办法，因为环境很恶劣。结果村里边有一个老太太，大家说请那个老太太来看看吧。费孝通先生怀疑，这老太太能看病吗？老太太来了以，把开孩子的嘴一看，说长了个“假牙”。小孩子怎么会长假牙呢？实际上是牙齿上面有一些细菌，那些细菌累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疙瘩，当地人把它叫假牙。老太太说怎么办呢，拿一块咸菜，拿一个蓝布，把那个咸菜包着，擦那个牙，擦一擦就好了。然后他们就真得用这个方法就去擦，果然就好了。可能是咸菜跟那个细菌能够发生作用，擦掉就好了。
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相信礼法的原因：因为新鲜事并不多。所有你在农村的生活当中能够发生的事都发生过，你需要问的人就是老人家就够了。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它会让中国人觉得不这样做就会不幸。你不按照礼法做事，你不按照老一辈说的那个话做事，就会不幸。原理虽然不知道，但是你看来看去，人家那套就是灵。所以我们靠的是服膺和敬畏。
你看辛普森杀人案，所有的证据指向都是他，但是因为在流程当中，有一项警察没做好，不符合流程公正，所以他被判无罪，出去了。那是在法律社会，礼法社会不行。礼法社会你内心会有对自己的审判，你逃到哪儿都逃不掉。因为你从小到大被灌输在体内的就是这种服膺和敬畏，你觉得不按照老辈们说的话去做，就会有心理负担。
你去看《白鹿原》你就能够知道。《白鹿原》当中的最典型的是鹿子霖和白嘉轩这样的老一辈的人，他们内心当中就有这样的审判。你其实完全可以不用伤害自己或者伤害自己的家人，但是你心中逃不掉，你觉得这是祖宗礼法。所以这个东西可能对人的压迫会更加残酷。
但是这种用礼法来治理的方式，不能够面对变迁很快的社会。之所以礼法会管用，就是因为几千年来没有太大的变化，连生的病都差不多，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老奶奶的办法都能管用。但是如果我们像今天这样，又有移动互联网，又有新东西，又发明了电动车……这时候你会发现老一辈的人完全跟不上，过去就没有这些事。所以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当中，礼法是不能够起到治理国家的作用的。
我们小时候都曾经遇到过“调解”的现象。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不喜欢打官司，觉得谁家去打官司这是个很丢人的事。所以孔子讲：“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就希望大家别打官司 ，有事靠调解，找一个村里边或者街道里边比较德高望重的老人家来评理。
我还很小的时候，家里边人不知道谁跟谁吵架，然后请来两三位老人坐在中间。这边是正方，这边是反方。两方开始辩论，说完了以后老人家分别发言，最后让你们回去做检讨：你们回去应该怎么怎么样，然后互相赔礼道歉，最后再吃顿饭就完了。这就是一个调解的过程。不要小看这个调解的过程，调解的过程就是一个教化的过程：就是一遍一遍地教育大家。包括像我这样的小孩子从小坐在那儿听，你就在听这些道理，你就在听老人家是怎么处理问题的，慢慢地你就会套上这些礼法的这些想法，然后你会遵从着这个东西去做。
我说的是过去乡土中国的时候，现在我们当然要讲法治了。现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可能全世界最快的，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走上一个法治社会。不走上法治社会，你会发现我们很多问题根本解决不了，它根本不是过去出现过的问题，都是新问题，所以必须得有规定。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越来越趋向于像是一个机械的团结，就是大家一块儿来开发。
各个城市都有开发区。什么叫开发区，把一群人从城里边移到这个地方来，完成一个共同的目标，这就是机械的团结。这种团结之下就会带来一个框架结构，每个人找到自己的位置，寻找自己的权利，然后根据法律来调节社会上人的行为。所以我们现在逐渐地进入到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就是这样。
那中国人为什么讲究无为而治呢？费孝通先生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总结，他说这个社会上有四种力量，这四种力量在不同的时候会起到作用。
第一种力量是什么呢？是自上而下，为了解决冲突所具备的力量，这种自上而下的力量，就很像国家的诞生。我们讲过一本书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那里边就讲，人互相杀戮了那么多年，当国家出现了以后，国家说不许再杀了，谁随便杀人，谁就会被杀。所以当具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出现了以后，人们的安全感得到了大幅地提升。这个自上而下为了解决冲突而产生的权力叫作横暴权力。横暴权力是冲突的一种暂停。国家管着你，不管你心里服不服。因为你服不服不重要，重要的是法律。这种叫横暴的权力，它是能够维护社会的稳定性的，很有力量。
还有一种力量是从合作着眼，而不是从冲突着眼。因为人和人之间要么冲突，要么合作。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横暴的力量来让它平息，但是更多的时候。人和人之间是合作的关系：一块儿种地，一块儿修水利，一块儿卖粮食，一块儿驱赶野兽……这是合作。从合作的角度来着眼的时候，这个力量是自下而上的，是慢慢形成的，这个叫作同意权力。
同意权力就是我有话语权，我可以参与，我能够发表意见，我能够做出贡献 我愿意做志愿者。这个力量是自下而上的，合作的。在中国古代有一句话：“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你看，这话讲得特别有道理。中国过去的一个老农民，他根本不需要知道现在谁做皇帝。我每天出门就种地，晚上回家我就睡觉，我要喝水就凿个井。我完全可以把自己封闭在这个小村子里边，哪儿都不用去。你看康德，康德一辈子没走出过他那个镇子，这就是可以是一个小小的合作体系，你就能够生存得下去。
所以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当中，最主要起到作用的力量，其实是同意的力量。但是其中又掺杂着很多横暴的力量，因为如果没有横暴力量的话，就会产生动荡。比如说有土匪，比如说这两边争水渠，然后打起来了等等，这种事也是经常发生的。横暴的权力和同意的权力是互相参差的，是不断地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其中还有着一股力量，就是“长老统治”。中国人更相信的是当地的长老，这个长老通过自己不断地教化，产生了一种力量，这个叫作教化的权力。这是第三种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近期出现、非常明显的，就叫作社会变迁的力量。什么叫社会变迁的力量呢？费孝通先生把它叫作时势权力。你看阿Q，阿Q手里基本上没什么权力。但是当阿Q突然找到了革命这件事的时候，他说“同去，同去！”他要去革命的那一刻，阿Q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也是那么吓人，因为他具备了一股时势权力。
《白鹿原》当中具备时势权力的人就是黑娃，这个黑娃原来是个长工的孩子。如果社会这么一直发展下去，平平稳稳的，那你想要跟白嘉轩叫板，基本上没有可能。但是革命的风潮席卷起来了，这个时候这些人获得了时势的权力，这也是一种社会变革其中的力量。所以当社会发展缓慢、变化少的时候，长老的力量会更加有作用；当社会变得更加快的时候，需要发展的时候，横暴的权力、时势的权力，将会更加地凸显，这是我们整个社会当中的四种力量。
中国人讲究无为而治，什么叫无为而治？就是少用点横暴权力。我们不需要整天下那么多指令。我们一个街道，一个片区，大家和和睦睦地一起做，有负责维持当地秩序的这些长老们，就可以良性地运转了。这就是老子当年讲无为而治的一个背景，就是因为是农业社会，变化很少，所以不需要那些时势的权力或者是横暴的权利。
在今天我们看来 每一次技术的重大变革都会带来一大拨的时势权力。你跟上了风口，你会变得不一样。当机器发明的时候，当内燃机发明的时候，当汽车发明的时候，当电报发明的时候，当互联网、手机、短视频，一个一个的社会的变革出现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抓得住，就代表着你是不是可以在短期之内获得时势权力，这才能够改变你的阶级位置。你在社会上所处的不同地位会得到变化，甚至是跃迁。
最后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欲望和需要的话题。费孝通先生讲，乡土社会当中人们做事凭的是什么？欲望。欲望就是你喜欢吃你就吃，你喜欢喝你就喝，简单地讲叫“食色性也”。做来做去的那些都是比较直接的，能够满足食色性也这些问题的事。
但是你要知道欲望是一个文化事实，而并非一个生物事实。在我们看来食色性也这不是生物基础吗？费孝通先生说不是，欲望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文化事实。你比如说山东人吃饭要就个大葱，北方人吃饭普遍喜欢吃大蒜。难道是这个孩子生下来基因当中就带着要吃大蒜、要吃葱的爱好吗？不是。是他从小到大看着他的父辈祖辈就这么吃的，所以他就慢慢学会了。我们西安人喜欢吃羊肉泡馍，就是这么看着学会的。并不是说羊肉泡馍一定比南方的什么东西好吃多少，这个度量是很难做得出来的。它是一种文化事实，都是我们整个社会经验累积的一个结果。这个经验累积基本上是有利于你的生存，如果不利于你生存的经验累积的习惯，慢慢地就被替代掉。最后能够留下来的经验累积，基本上是有利于你生存的。
但是当你进入工业社会的时候，你离开了乡土中国的背景以后，你仅凭欲望来做事，你会发现你寸步难行。比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到城里来打工的年轻人，你凭着欲望来做事，只要不想干活我就打游戏，我就是玩，有了钱我就赶紧去吃饭，我也不储蓄。储蓄什么？有一顿吃一顿。那你会发现你非常艰难，因为你缺乏计划，缺乏盘算，你没有足够的知识。
所以到了一个工业化的社会当中，人们做事凭借的不能够是简单的欲望，而应该是需要 Need（需要）。为什么变成了需要呢？需要，这里边就包含着计划所在。你爱上学吗？未必。你可能并不需要爱上学，但是你必须去上学。这就是一个计划，这是你的需要。你得通过上学这件事情来提高自己的能力，让你获得一张文凭，今后你在这个社会上才能够立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就是人们进化到了工业社会以后所需要有的东西。
需要是一种自觉的生存条件。就是我们自己进入到了自觉的状态当中，我们去思考，哪些东西是比较有利于我们生存的，哪些东西是比较有助于我们能够活得更好的。比如说营养学。你只要吃饭吃得好吃、吃饱不就行了吗？不行，得讲究营养。这顿饭没吃好，还要配两个维生素的颗粒吃进去。这其实没有任何趣味，没有任何美好的感官体验，但是这是你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像营养，科学化，锻炼，刻意地读书，去基层锻炼自己，去做公益慈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需要。
所以我们人会变得越来越有计划性，我们人会做很多并不是自己欲望所驱使的那些事情。所以孔子也讲过叫“克己复礼为仁。”就是你要管好你的欲望，不要仅凭欲望简单地出发去做事，你可能能够思考得更加周全，也更有助于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当中生活。
那假如你就是在乡土当中，就是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你不用考虑那么多，你只要把明年的种子留下来，剩下的事都不用管了，你可以开开心心地过年。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费孝通先生讲：“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即是权力，因为在这种社会里生活的人，要依他们的需要去做计划，从知识里得来的权力，是我在上文中所称的时势权力。乡土社会是靠经验的，他们不必计划，因为时间过程中，自然替他们选择出一个足以依赖的传统的生活方案，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
这本书的收尾相当淡然。他没有像别人写书，结尾的时候一定要写一些警句，他就用这句：“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就得了”，就给整画上了句号本。但是他给我们的心灵所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它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日常行为当中那么喜欢问你哪儿人，。我认识你们村一个什么什么人，我跟谁是同学，是亲戚……这种习惯是怎么来的；我们为什么更看重人头，更看重关系，更讲究感情。
在今天，尤其是像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已经变得相当多，而且更复杂。人际关系之间已经越来越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再读这样的《乡土中国》的书有没有意义呢？我个人觉得反正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收获还是蛮大的，它让我对中国的了解更加深入了一步。虽然中国现在城镇化的进展速度很快，但是我相信，很多规规律和文化的变化是相当缓慢的——它有一个滞后性。所以作为我们，生活在这个巨大变化当中的交接处的人，我们能够通过这本经典的社会学的著作，能够更了解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人际关系，更了解我们的国家，我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一件事。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现在的社会真的变动很快，所以你作为一个个体的学习者，你能够抓到的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时势的权力。而费孝通先生讲，知识就是时势的权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读书，爱上学习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