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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时代的基督徒相比，昆图斯 · 奥勒留 · 西玛库斯（约 340 ～约 402 年）总是被看作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古人”。他的多神教信仰、他对罗马元老院的忠诚，以及他选择罗马城和传统的坎帕尼亚作为居所，这些使他往往像一个孤立的人物，与志得意满的基督教新世界相隔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西玛库斯从来没有与他周围的世界隔绝。他很可能和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有私人关系；他庇护了年轻的奥古斯丁；无疑他也会了解诺拉的保利努斯年轻时的生涯，而且保利努斯的老师、波尔多的诗人奥索尼乌斯也是他的挚友。
意大利是一个万物丰足的行省，尤其是因为它拥有了以下这种所有物产中最伟大的物产：最伟大、最杰出的帝都……罗马……它有一个由富人们组成的伟大的元老院。如你仔细审视他们，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个人要么已经是总督，要么不久将成为总督，要么拥有权势却不愿［长期担任官职］，他们宁愿安稳地享受他们的财富。
作为一名文化人，普罗布斯是“文字与修辞之光”；作为一位总督，他是“供给和秩序的贤明主宰”；作为一个人，他是“善良品质的楷模”；作为皇帝们的侍奉者，他是真正的“忠诚的高级祭司”。这些特质结合在一起，使普罗布斯成为“贵族的顶点。并非只有普罗布斯一个人受到过这种赞誉，在罗马城各处都已经发现了类似的铭文。这些刻有铭文的雕像被安放在贵族别墅的大厅或者前庭里，而铭文则刻在雕像的基座上。
罗马城贵族的财富与其他家族的财富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们并不是因为和君士坦丁合作而刚刚致富的暴发户；相反，他们是更早之前的暴发户。 4 世纪罗马城中的许多家族最初的发家致富是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一位和君士坦丁完全同样冷酷的领袖——塞普蒂米乌斯 · 塞维鲁（ 193 ～ 211 年在位），他们中的许多人和塞维鲁一样来自非洲。
一位贵族在年轻时最初担任的是行省总督的职位，这种职位中最具名望的是非洲行省总督。在担任过这些较低级别的官职之后，到了中年，他可能会成为罗马大区长官，而一位贵族的最高荣誉则是执政官。
对于行省居民来说，贵族身份并不是一种“由贵族授予的贵族身份”，这一身份来自上层
西玛库斯的确要比许多更狠心的同僚更为接近他的家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从未离开过自己家族财产世代囤积的地区。在 365 年，他二十五六岁时，他是卢卡尼亚和布鲁提乌姆（今巴斯利卡塔和卡拉布里亚）总督。 373 年，他是非洲行省总督，这一职位设立在元老阶层拥有庞大财产的地区。在任期结束时，他对遥远的毛里塔尼亚进行了一次私人访问，以维护他在那里的地产，这是他唯一一次访问地中海南部。 384 年，他担任过 5 个月的罗马大区长官； 391 年，他成为执政官。总而言之，西玛库斯只不过是重复了他父亲的政治生涯
西玛库斯将大议会看成一个亲密的贵族团体。罗马城的元老院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元老阶层之间的联系是非常淡漠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君士坦丁的改革将元老阶层扩大到了 2000 人。在西玛库斯及其父亲看来，这些名义上的元老中只有大约 80 位算得上是真正的贵族，余下的是“新”人。
西玛库斯以及那些像他一样的人不能将坎帕尼亚当作一个安全的粮仓，他们的财富仍然需要依赖于大海对面更加遥远的西西里和非洲地产上的收益，而那里总是存在诸多顾虑和管理上的问题，这是因为地主们并不居住在当地。
作为罗马城的贵族，他是所有人的朋友，仅仅臣服于皇帝。他对自己在书信中总是保持着“老做派”而自豪，他在信中只写收信人的名字，而从不写收信人的官衔。
表面上平静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曾经以神圣的友谊团结在一起）开始出现了一道裂痕：基督教的出现。西玛库斯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多神教徒”，他甚至被我们现代学者看成罗马“最后的多神教徒”之一。可能称他为“第一位多神教徒”更加合适，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罗马贵族中，他第一个适应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环境。他被其他人贴上了告白式的标签——“多神教徒”，但这不会是他自己喜欢的标签
西玛库斯的地位远在基督教会之上，他对基督徒们的宽容是由于距离上遥远的间隔，比如，他能够欣然庇护基督教的主教们。
多种多样的城市和各种各样的崇拜仪式并不是偶然形成的，神为每座城市分配了它们自己的守护神灵，这些神灵徘徊在它们守护的地方之上，这些神灵给予了每座城市自己的个性，并且掌控着城市总体上的命运。因此，宗教的多样性影响到世界各地。
作为罗马城杰出的居民，西玛库斯发现他和他的贵族同伴们被夹在人民——需要他们去热爱、款待、喂养的罗马人民（就算只是为了能睡得安稳）——和一个遥远的宫廷中间。和任何过度膨胀的官僚机构一样，宫廷以冷漠、时断时续的方式提供物质资源，以此来显示对民众的热爱。
城市食品配给制最初固定下来是在皇帝们居住在罗马城的时候。不过到了 4 世纪，事情发生了变化。皇帝们居住在离罗马城数百英里远的城市中，如特里尔、米兰、君士坦丁堡和安条克。罗马城就好像是一个从更加粗糙的早期时代继承下来的巨大的核电站，那里如今被托付给了一批骨干官员，可能随时都会爆炸。
西玛库斯的书信中所揭示的许多事件总结了整个贵族群体的困境。罗马人民有强烈的特权意识，他们不能够被镇压，唯一能够控制他们的方法是表现出热爱他们。
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非洲的那些大地主的财富很大程度上源于以下事实：罗马城仍然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规模无与伦比的市场来销售他们地产上的物产。正是通过将大量的谷物、葡萄酒和猪肉出售给这些城市（尤其是罗马城），像西玛库斯这样的人每年才能够获得数额惊人的金子
在安布罗斯、奥古斯丁和诺拉的保利努斯这里，有治理经验的人、有高水平文化的人以及巨额财富，都进入了教会上层，这样的方式宣告了拉丁基督教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 4 世纪 70 年代晚期，这些几乎都还察觉不到，但可以肯定的是，帝国自身步入了新的危机时期。 378 年 8 月 9 日，在亚得里亚堡城外的原野上，瓦伦斯皇帝及其率领的东部帝国军队主力被哥特人践踏致死，并化为丛林大火中的厚厚尘埃。这场在巴尔干地区东段发生的军事灾难，马上就影响了意大利。一下子，阻隔在米兰和蛮族之间的，似乎只有阿尔卑斯山脉，以及被伐倒的树干仓促堵塞的通道。
当伟大的西玛库斯如同踩着高跷般俯视罗马人的动荡之时，安布罗斯则直接与他的“民众”打成一片。可以说，作为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已经将“所有民众”，确切地说是将“所有基督徒”都凝聚在自己身旁。通过这位安布罗斯主教的领导，一股新生力量也开始进入罗马统治的城市之中。
安布罗斯不仅是拉丁西方教会首位贵族出身的主教，还是首位投身派系斗争并努力使自己接近权力中心的贵族主教。安布罗斯的授任也意味着尼西亚激进派的胜利。如我们所见，因权力而好斗，这个派别自视为 325 年尼西亚宗教会议的三位一体信经的真正支持者，而将一切反对者视为“阿里乌斯派”。但安布罗斯的授任并不代表着大公教派对阿里乌斯派的直接胜利，它不过是为另一个更具决定意义的长期发展阶段开辟了道路，并标志着第 2 章所介绍的、在此前时代不引人注目的基督教会时代走向终结的开始
与仅满足于在拉丁语方面表现出众的“雄辩家”西玛库斯不同，安布罗斯还修习了“硬科学”，除希腊语外，他对罗马法谙熟于心，可能对神学和哲学也有所涉猎。与当时的许多平信徒一样，安布罗斯也有可能比神职人员都更加热衷于神学辩论。总之，因为出身于不那么稳定的，从而也更加奋发的贵族家庭，安布罗斯有派别斗士的气质。一旦他成为米兰主教，仅剩的问题就是，他是否会将城市带入新的不妥协氛围中。
基督教会应该像社会学意义上的“都市绿肺”一样吸引尽可能多的民众。在一个精英阶层与次精英阶层已严重分裂且相互争斗的社会中，教会可以为那些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团体提供汇聚一堂的场所，而社会地位的强硬界限（在外部世界明显地划分人等）将在教会之墙内有所缓和。
在人头攒动的教堂里，主教的斗争由欢呼来做出决定，以这种方式，安布罗斯的信众像在剧院里集合的组织良好的民众。皇帝信使的建议遭到这些群众的吼叫，在安布罗斯的对手看来，由于大方地散发金币，穷人被动员起来，成为主教麾下的士兵。
随后，安布罗斯向人群介绍了自己创作的圣歌，这使原本复杂的神学问题变成了耳熟能详的、人人吟唱的诗歌。这位主教还告诉他的会众，通过吟唱这些圣歌，每个人都能像他一样立刻成为神学家。 就这样，安布罗斯在与宫廷对峙的过程中，成功建立了“一个古代世界罕见的、向大众敞开的智识共同体”
在安布罗斯的圈子里，人人都了解西塞罗。不过总体来说，与安布罗斯同时代的人仍然将西塞罗看作一位关注友谊问题的作家。人们将西塞罗的作品视为模板，生硬地从中选取学院式的语句用于点缀他们寄给别人的书信。而这正是西玛库斯从西塞罗身上学到的知识，他也以此编织起使罗马世界的统治阶层紧密结合的关系网。但安布罗斯显然学到了不同的东西，他专注于西塞罗的政治思想及和谐理论，并以在教会之内建成当代的“新共和国”为目标。
西玛库斯和安布罗斯都提供了为所有公民共享的欢愉之奇迹，只不过西玛库斯在罗马的赛马场和圆形剧场内提供的欢愉仅仅持续了一周，而安布罗斯却使它成为对黄金时代的经典追忆，以及基督徒对复乐园之期望的永恒愿景。当然，它同样为米兰主教随后开展的针对贪婪富人们的一系列著名批判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