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尚品三国:4 公公参政迎来集体新高——宦官从内廷走向外朝

       梁氏反革命集团被消灭,汉桓帝当然要封赏铲除梁冀反革命集团的功臣,左悺、唐衡由六百石的小黄门升为比二千石的中常侍,与单超、徐璜、具瑗同为中常侍,中常侍名义上只是皇帝的顾问,但中常侍的职权绝不简单,他是东汉宦官干政非常重要的一个官职,后来汉灵帝一朝有名的“十常侍”就是指他们都担任过中常侍这一官职,只是由于史料缺乏,现在很难理清中常侍具体的职权范围,但我相信中常侍不可能只是皇帝的顾问那么简单,我推测中常侍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权力就是“省尚书事”,审核尚书台呈送皇帝的奏章,这是后世隋唐三省制中门下省的职权雏形。这是我根据《献帝起居注》:侍中,出入禁中,省尚书事,反推的。我们都知道汉献帝登基前,宦官就几乎被全灭,东汉宦官干政的传统也没了,侍中,就取代了中常侍原先省尚书事的职权。    

       单超、唐衡、左悺、徐璜、具瑗五人因灭梁功劳最大被封为县侯,当时人并称为“五侯”,另外中常侍侯览,小黄门刘普、赵忠等8人也因诛梁有功被封为乡侯,尚书令尹勋等7人封为亭侯。(解释一下县侯、乡侯、亭侯都是列侯,是爵位,不是官职,封爵就是皇帝封一处土地的税收作为被封赏者固定的田租收入,县侯就是有一个县的田租收入,乡侯即是领一个乡的田租收益,亭侯就是领一个亭的田租收益,亭也就是我们现在理解的村,爵位理论上还可以允许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传下去,不同于官职不能世袭)


       汉桓帝大举启用宦官势力,和梁冀给他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关,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皇帝也不例外,汉桓帝亲政后仍对外戚心存忌惮,汉桓帝在诛灭梁氏外戚后先后立了邓猛女、窦妙两任皇后,邓氏、窦氏两家外戚也先后被拔擢任用,如邓猛女的叔叔邓万世为河南尹,窦妙的父亲窦武为城门校尉,河南尹有点类似今天的北京市委书记,城门校尉可以类比北京卫戍司令,河南尹、城门校尉也不是不重要,但汉桓帝不再如之前汉安帝、汉顺帝般委任外戚出任大将军,让外戚坐上帝国首席执政官的高位,外戚势力被明显抑制了。

      但面对势力庞大,关系错综复杂的官僚世家大族,皇帝若不想被官僚世家大族架空,完全左右,就需要扶植另一股势力加以制衡,对汉桓帝而言,除掉梁冀不过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除掉梁冀后怎么布局后梁冀时代,该怎么亲政治国,怎么在不倚重外戚后平衡官僚士大夫等是汉桓帝必须考虑的问题,于是作为皇帝家奴,本就作为内廷制约外戚权力的宦官就进一步被汉桓帝重用,成为汉桓帝用以制约豪族士大夫势力的重要棋子。宦官势力迎来空前兴盛,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出任地方长官,朝廷公卿。

       宦官大举从内廷走向外朝。这不可避免大大损害了豪门士大夫的利益。帝国的官位是有限,豪门士大夫本就不够分了,现在皇帝又把宦官势力放出来抢食,这自然让豪门士大夫感到普遍的愤懑。

       权力是稀缺资源,你拥有的权力多了,随之而来你拥有的经济利益就越多,我拥有的权力少了甚至没了,那我的经济利益就少了,没了。断人财路被说成是杀人父母,那么断人官路,又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恨?本来东汉帝国的官位大多是握在豪门世家手上的,尤其是南阳、汝南、颖川等关东名门士大夫手里,外戚执政,士大夫整体而言并不反对,我们从梁冀被灭,汉桓帝竟将帝国朝廷大臣几乎全部罢免,就可以看出当时愿意和梁冀合作的士大夫群体有多么多。

       掌权的外戚就那么一家,无论是窦氏、邓氏、梁氏谁家执政,所能占据的官位在整个帝国的官僚体系只能是上层中有限几个要职,绝大多数官位还是要分配给士大夫群体,宦官可是有一大群人,单是桓帝灭梁冀,宦官封侯者至少有八人,而宦官也是有亲人、有门客故吏,汉桓帝让宦官势力大举进军帝国官场,分割帝国大量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自然使得落到豪门士大夫手上的政治、军事、经济资源相应减少。


       更让豪门士大夫对皇帝扶上台的宦官和宦官子弟无法忍受的是,阉党官员上台后,完全无视地方官场原有的规矩,大大侵犯了当地豪族士大夫们的利益,让豪族士大夫对阉党这群政治暴发户忍无可忍,必须重重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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