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生和子君养的小狗叫什么名字？这是我大学中国文学史期末考试中的一道题，答案是“阿随”。坦率讲，大学读《伤逝》，我只记住了一只狗的名字。或者更多一点，知道它讲了一个爱情悲剧。这段时间我重读了《伤逝》，发现这篇鲁迅作品中为数不多的爱情小说居然这么好读，而《伤逝》警醒和温润我的们，远不止是爱情。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说我的体会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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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逝》很好读，因为故事性很强。
小说以涓生手记的形式，用第一人称讲了一个带点陈世美式的故事。进步青年涓生和子君追求自由恋爱走到了一起，之后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和种种生活琐事的纠葛，涓生渐渐开始疏远、轻慢子君，以至于采用冷暴力（躲到图书馆整天不回家）的方式，希望子君可以主动离开，直到最后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不爱她了。小说的结局是子君回去之后死了，没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死的。被丢弃的小狗阿随自己回来了，而涓生依旧满心空虚。
《伤逝》不仅过去的人读，今天的人也读，因为小说的故事一点不深。有大学在校园里做过针对数理化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调查“你为什么喜欢《伤逝》？”，70%的投票选择了“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熟悉的模型”，也就是负心汉和痴情女的故事模型，这是非常熟悉的中国传统小说的套路。很多人一看到涓生就会想到渣男，想到陈世美，抛弃了和他闯出家族的子君。这是小说俗的一面，但鲁迅的小说如果仅止到这个层面，那就不是鲁迅了。
故事性是这篇小说的最外层，要想深入地理解这个故事，需要往里走一层，进入到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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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创作的时间是1925年，这是故事的社会背景。1925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份?是五四落潮的年份。小说表面上写的是痴情女和负心汉的爱情，但深入一层我们会发现，它绝不仅仅只是写爱情，因为它发生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年份。
在这一年，鲁迅的创作非常多。他不仅创作了小说《伤逝》，散文集《野草》中绝大部分的篇目都是在这一年写就的。这一年，鲁迅可能白天在写小说，晚上在写《野草》，同时白天还要写一些战斗性的杂文（1925年鲁迅和陈西滢正在论战），他同时有好几支笔要写。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作品？因为那个时候感悟太多：受冷落，热情之后冷静下来，五四激进的情绪之后慢慢看到社会又回到常态的遗憾。
鲁迅有两部小说集，第一部叫《呐喊》，1923年出版，第二部叫《彷徨》。有人做过调查，在同时读过这两部小说的人当中，大部分的人更喜欢《呐喊》。《呐喊》在艺术上没有《彷徨》成熟，里面的《一件小事》读起来甚至有点像小学生作文。人们更喜欢《呐喊》而不是《彷徨》，是因为《彷徨》的调子更沉郁，比如《祥林嫂》，比如《伤逝》。鲁迅在这个时期所思考的问题，虽然更成熟了，但毫无疑问感情色调也更阴暗了。
回到1925年，我们既能看到一个呐喊的鲁迅形象，又能看到一个彷徨的鲁迅形象。彷徨的形象没有呐喊的形象那么高亢，但这是一个作家必须体验的情感创伤。
五四是理想主义的时代，但是五四结束之后，理想落潮了，现实是冷酷的。涓生不仅是个恋爱中的人，他还是一个曾经在五四时期非常激进的时代青年。时代青年很进步，很努力，但却无法把握好生活。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跟一个女孩相处，不知道怎么好好地生活，只知道抽象的理念。涓生在小说里不断重复他想像中的女性和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没错。但要想让他的生活变成那个社会中的样子，他应该做出很多改变。可一到具体生活中，他就不行了。
透过那个时代，我们发现，存在这样的爱情悲剧是很自然的。具体到涓生和子君身上，造成两人婚姻失败的，不仅有社会的影响，还有人性的因素，那是更往里的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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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说“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鲁迅说“善变啊，你的名字叫涓生。”小说里有很多男女双方不同的错位的爱情观。这里引用小说中的文本来说明。
“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不过三星期，我似乎于她已经更加了解，皆去许多先前以为了解而现在看来确实隔膜，即所谓震动隔膜了。”
想象中，在和子君同居之后，应该对她的身体和灵魂都更了解。身体每天都接触在一起，很了解，但现实中涓生发现，子君不是之前自己想象中的那个样子。涓生为什么追求子君？因为子君说过一句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话震动了涓生，典型的现代女性形象打动了他。可同居之后涓生发现，现实与理想有着巨大的落差，而且子君开始养小动物，养狗，养鸡，这显然不是一个时代女性应该干的。时代女性应该风风火火早上起来出去上班，子君却甘做一个家庭主妇。
“我们在会馆里时，还偶有议论的冲突和意思的误会，自从到吉兆胡同以来，连这一点也没有了。”
想象中，子君是一个学术性的女性，两个人结合之后每天晚上应该讨论学术、讨论思想、讨论人生，但实际却不是这样，甚至连“吉兆胡同”本身就不像是进步知识分子应该住的地方。两个人从“会馆”住到了“胡同”，像是从“如家”住到了“家里”，可是自从住到了家里，两个人之间就没有激情的碰撞、观念的辩难了，完全没有了，涓生觉得很遗憾。
“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我们只在灯下对坐的怀旧谭中，回味那时冲突以后的和解的重生一般的乐趣。”
想象中，爱情应该时时更新和生长，而实际上，两个人根本就没有生长，没有各自的进步。对于爱情，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晚上坐在灯下，回忆当年涓生是如何追求自己的。两个人的爱情如果只能活在过去，这样的爱情是必定没有未来的。
“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
“在家里是和她相对或帮她生白炉子，煮饭，蒸馒头......况且还要饲阿随，饲油鸡。”
想象中，涓生认为两人结合后应该每天读书、谈天和散步，而实际上，他发现子君每天做的事情是做饭和养动物。养动物是有说法的。子君养狗是为了看家，养鸡是为了偶尔可以解解馋。子君这样一个“我是我自己的”冲破家庭藩篱的女性，同居之后每天做得最多的事是做饭，其实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涓生一点情面都不买，因为他觉得这不应该是子君去做的。
“那么一个无畏的子君也变了色，尤其使我痛心：她近来似乎也较为怯弱了。”
想象中，两人出现了经济问题和经济困难，子君应该无比勇敢，但涓生看到的子君是怯弱的。
还有更多的想象。
想象中，涓生有一间自己工作的静室，晚上写文章时，红袖添香的子君过来为他倒茶。实际上，“我没有一间静室，子君又没有先前那么幽静，善于体贴了，屋子里总是散乱着碗碟，弥漫着煤烟，使人不能安心做事......加以油鸡们又大起来了，更容易成为两家争吵的引线。”
想象中，家是涓生说了算，他是家里的主事者。而实际上，涓生有一个极为痛苦的领悟，那就是“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
读到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人性的认识有多深刻。这里引用一个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家罗伯特.斯腾伯格提出的爱情三角理论。三角理论认为构成爱情的三要素是激情、亲密和承诺。人和人之间的恋爱关系要经过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有激情，第二层次是激情过后的亲密，最后发展成两人之间不仅亲密，而且互相对对方有道义担当，有承诺和决定。根据这三种要素的有无和浓烈程度，一共会出现七种恋爱关系：喜欢的感觉、迷恋、空洞的爱、浪漫的爱、愚蠢痴迷的爱、伴侣和完美的爱情。按照这种理论，我们来看涓生和子君的关系。
涓生对子君的爱，只有最初的激情，没有其他成分。尽量两人曾经亲密地在一起，但后来涓生整天都躲到图书馆，每天要等图书馆闭馆才肯回家。涓生也从来没有向子君提出过结婚。更可悲的是，在两人关系的最后，涓生每天都幻想着子君能够明白自己的冷暴力，主动离开。而子君对涓生，是既有激情、也有亲密、更有承诺的爱。所以，两人对爱情的需求是错位的。
这个故事从1925年拿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发现人性中的某些今天还仍然存在的问题。一个作家如果达不到这一点，他的作品就不可能成为经典，鲁迅做到了。但如果到这里就觉得鲁迅已经很伟大了，那就又小看鲁迅了。因为小说最后抵达的不仅仅是人性的层面，而是关于如何看待启蒙思想的命题，这才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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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两个节段来看涓生是怎么理解启蒙和进步的。
“在通俗图书馆里往往瞥见一闪的光明，新的生路横在前面。她勇猛地觉悟了，毅然走出这冰冷的家，而且，——毫无怨恨的神色。我便轻如行云，漂浮空际，上有蔚蓝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黑暗的夜......”
“而且，真的，我豫感得这新生面便要来到了。”
涓生不愿在胡同里待着，他理想的场域是深山大海、广厦高楼、战场、摩托车、洋场、公馆、晴明的闹市，他希望回到公馆去，希望回到“如家”去，希望过漂泊不定的生活，不希望日子这样稳定，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那样的生活才是启蒙。
读到这里，我想到了巴金的小说《家》里的主人公觉慧，觉慧是和涓生一模一样的人物。家里的仆人鸣凤被老爷卖给了一个年老的男人，鸣凤抱着宁死也不嫁的决心，想找少爷聊聊心里的话，因为她很喜欢少爷。可是当她去找觉慧时，觉慧却推脱说自己要写论文，没有时间听，最后鸣凤跳湖自尽。是谁害死了鸣凤？当然是那个时代、是老爷害死了鸣凤，但觉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一方面说要启蒙百姓，可鸣凤就是他要启蒙的人。当面对一个需要被启蒙的人时，启蒙者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我要写论文，我要喊口号。”
启蒙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可是这些号称启蒙的人，却只会讲些抽象的概念。当真的面对启蒙的对象时，他们往往就跑了。鲁迅意识到了这一点，比如小说《祝福》。《祝福》里的主人公“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祥林嫂问她“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时，他却感到背上像被芒刺刺了一样，最后匆匆地逃回了家。面对启蒙对象时，启蒙者是失语的。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著作《现代性的后果》中写到，“任何抽象体系，不论它设计得如何尽善尽美，也不会按人们所假设的那样完美地运作，因为操作人员会有失误。”启蒙话语某种意义上就是这样一种抽象的东西，它教化了像涓生和觉慧这样的一批年轻人，让他们除了这些抽象的大话之外，不懂得生活，把生活和理论割裂开来。鲁迅通过《伤逝》向我们做出了一个后五四时期的深刻的反思：启蒙是什么？启蒙究竟是一套抽象的话语，还是落实到生活中去启蒙一个一个需要被启蒙的人？
从故事层面，《伤逝》讲的故事一点都不深涩。这个故事把我们带回到1925年的社会背景之中，我们知道五四之后落潮期，那个时代青年人爱情的挫败就意味他们在事业上的挫败。跳出那个时代，我们从人性的层面去分析，最后抵达最重要的思想的层面。抵达了思想的层面，我们就会知道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把启蒙对象化，把它看成是一个问题，而不再是一个方法，他不断地质疑和反思一切抽象的观念和话语，哪怕它们听起来是那么的正确。
1936年鲁迅去世的那一年，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这也是生活》。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如果说涓生是个反例，鲁迅自己的人生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他一方面有着高远的追求和宏大的理想与抱负，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拒绝生活。他把启蒙的对象看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向我们宣告，真正的启蒙者，从来不是空喊启蒙抽象符号的。
想想我们不也是吗？打着学习很忙、工作很忙的理由，多长时间没有给父母打过一个小小的电话了，让他们感受到我们生活中的小确幸？这也是生活。在我们高谈阔论理论的时候，鲁迅用他的小说和文字，温润着我们，告诉我们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生活，不要为了那些宏大的目标就放弃了你的生活，两者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