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时候，我们制定制度时往往喜欢参考一些成功企业的优秀制度，可当制度执行的时候，往往发现结果往往不如人意。
是怎么造成了制度的“水土不服”？怎样才能设计出人们愿意遵守、乐于遵守的制度呢？如何才能做到制度的“自运行”？
关键词：管理制度设计；自运行机制；
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项“男女公用电话亭”的管理实验。
有一个管理学者，在德国、美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在电话亭的两边分别标上“男、女”二字。德国人见到后，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也绝不去违例；美国人见到后也会照办，但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则会灵活变通；而在中国，几乎所有人都视若无睹，“男、女”二字如同虚设！
某些学者因此大发感慨：啧啧，国人素质如此低下，对规章制度如此漠视，缺乏敬畏之心，怪不得中国企业管理水平如此落后了。
且慢！让我们继续做两个“头脑实验”，继续合理地推想一下：假若在繁华街区的两个垃圾桶上分别贴上“男、女”二字，德国人、美国人还会遵章守法、循规蹈矩吗？假若在公共卫生间的两边门楣上分别标注“男、女”二字，中国人还会视而不见、我行我素吗？
“男女公用电话亭”的规定中国人不遵守，“男女厕所”的规定中国人会自觉遵守，为什么？不是中国人素质低，而是中国人对制度合理性的要求更高，碰到那些“神经短路”的规定当然置之不理了。
对这一故事的反向诠释恰恰说明，由于文化背景差异，欧美人和中国人对“坏制度”的容忍底限和应对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事实上，顺着历史的脉络向前捋，不难发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强调的是“恶法亦法”，古中国哲学家墨子宣扬的是“法不仁不可以为法”。
因而在中国，比制度更高的是仁义道德，是天理人情，一项制度出台，国人首先自己做裁判，判断制度是“好”是“坏”，然后再说执不执行。如果制度“不仁不义”，国人就会抵制，只是方式很特别——“钻空子”、“找漏洞”、“打擦边球”，“上有政策、现有对策”，用太极功夫将制度的威力化解于无形。
所以在中国，制度的制定需要更高的水平，一项制度如果为众人藐视，执行不下去，需要面壁思过的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为什么不能制定出“精巧、灵动、自运行”的制度？为什么不能制定出让人们愿意遵守、乐于遵守的制度呢？
这正是中国独特的制度伦理、制度文化，脱离了这个国情，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制度，到了中国，往往会“皆不准”。而制度的伦理、文化、习俗等，与各项制度一起的总和，即“体制”。
管理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说到底，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利益，机制，体制。
管理制度设计的主旨，是要设计出‘可以自动执行的制度’，而制度能否自动执行，最简单的判断标准，是否尊重了‘利益’？是否遵从了‘机制’？是否遵循了‘体制’？”
利益，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本源的驱动力，“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制度一旦脱离开利益，被羞辱的一定是制度，即便是基本的考勤制度，也要与奖罚、与利益挂钩，否则写入再多神圣口号，植入再多普世高调，也会如兔子尾巴——长不了。
当然，利益追求，不能狭隘局限于经济利益，而是包含情感追求、精神追求、知识追求等等在内的广义范畴，因而是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的目标集合。利益是制度设计所必须建基的物质基础。
机制，是企业能“活下来”且能“活下去”的内在机理，是企业发展和运动变化的自身规律。机制是客观的、必然的东西，不管人们知道不知道、承认不承认、喜欢不喜欢，总是以其铁的必然性在背后起作用，只要条件满足，就会产生“必然的动作”。
人们可以认识它、发现它、利用它，将其作用机理引入到管理活动中，却不能创造它、修改它、废除它，机制是制度设计所必须把握的客观规律。
体制，简单地说，就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各种制度的总和，既包括各种正式制度，譬如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也包括各种非正式制度，譬如习俗惯例、伦理道德、大众化行为方式，还包括各种制度环境，譬如历史渊源、文化观念、风土人情，彼此间相互兼容、相互补充、相互协调，共同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
制度和体制都可以人为设定，但变制度易，变体制难，体制是制度设计所必须考虑的宏观环境。
利益、机制、体制，少考虑哪一样，制度都做不到“自运行”。
戴老师的管理机制设计学就是在企业内设计一种巧妙的博弈结构体系，平衡利益、机制、体制之间的关系，让员工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顺带的把企业的目标实现了。这样的管理机制员工自动自发，老板省心省力。
作者：戴天宇，北大汇丰商学院教授、中国企业管理制度设计学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