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军将帅中，聂荣臻的“福将”称号广为人知，因为他打了13年仗都未受伤。但与聂荣臻同级别的陈毅，“福气值”也丝毫不输他。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时，陈毅还没有什么名气。他从武汉出发追赶起义部队，被任命为团指导员。起义主力南下广东时被打散，仅剩朱德指挥的在三河坝阻击敌军的少部分兵力。
革命失败了，一些人悲观失望脱离了部队。而陈毅则紧紧跟随朱德，率领800多人走出了困境。陈毅也因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坚定意志和卓越的领导力，跃升成为人民军队的主要创建者之一。
陈毅的“福气”不仅表现在地位的升迁，在遇险时他也总能逢凶化吉。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陈毅数次历险，但总能在最后一刻逃脱。
尤其是在“梅岭事件”中，他误信叛徒落入敌人圈套，可谓命悬一线。但因为陈毅是四川人听不懂湖南话，听错了两个字而幸运逃脱。今天这篇文章就讲讲陈毅历险的故事。
陈毅
一个乞丐救出险境中的陈毅
1934年10月，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失利，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为了保卫土地革命成果，中央决定留部分力量在苏区继续与敌人战斗。陈毅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苏区工作。
作为高级干部，陈毅本该随主力红军转移，但为何会被留下呢？
其一，陈毅在南昌起义最关键的时刻经受住了考验，信仰坚定，有威望。此外他经历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对领导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有丰富的经验。
其二，现实原因是当时陈毅受伤了，2个月前他在指挥战斗时去前线察看，腿部中弹。当时苏区医疗条件有限，陈毅的腿伤尚未痊愈，无法跟部队出发。
主力红军尚且无法抵抗住敌人的进攻，留下来的部队风险和困难可想而知。当周恩来将这一决定传达陈毅时，仍躺在病床上的陈毅却以坚定的口气回答：“没有意见。”
红军主力走后，敌人乘势进占苏区，从北、东、西三面逐步向苏区腹地压缩。敌人兵力数十倍于红军，实力太过悬殊，战斗不断失利，苏区面积逐渐缩小，留在原地实在难以坚持。
项英、陈毅等人在请示中央得到批准后开会决定分9路突围。但由于突围时间过迟，敌人早就形成严密包围，突围部队损失较重，只有少部分人员到达预定地点。项英、陈毅等人最后一路出发，他们打算去赣粤边。
赣粤边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曾经过这一带，后来毛主席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下井冈山时也曾在此活动，此前不久红军主力长征同样经过此地。另外特委书记李乐天领导的一支游击队也长期在此活动。
突围之前，项英与陈毅给中央发了最后一封电报，报告行动计划，随后无奈将电台掩埋，烧毁密码本，从此与中央失去联系。不料部队一下山就与敌人遭遇被打散，经过几次战斗仅剩30多人。
项英和陈毅带着战士们不停地和敌人绕圈子，却始终无法摆脱敌人。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决定分散行动，可走了半天仍无法突围。陈毅等人对那一带并不熟悉，只能四处问路，极易暴露身份。此时，他们身后还有追兵，随时有可能被敌人发现。
在此危急时刻，陈毅和警卫员在山下问路时，突然路边一个蓬头垢面的乞丐拉住陈毅大喊：“陈军长，终于找到你了……”
陈毅仔细看了一眼眼前这个面黄肌瘦的人，感觉似曾相识，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问：“你是？”
那人回答：“我是曾纪财呀，陈军长你难道一点不记得我了吗？”
突围中的红军（剧照）
陈毅这才想起来，1930年他担任红22军军长，在赣南信丰创办红军干部学校。那时担任信丰牛颈区委书记的曾纪才来上过课，后来被分配到红22军工作。可是他怎么混成乞丐了呢？
1933年曾纪财被调到闽西担任代英县委书记，后来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发配去抬担架。一次他负责押送一批土豪劣绅时正好遇到敌人飞机轰炸，土豪劣绅一哄而散。曾纪财无法向上级交差，便想着回赣南重新找组织。由于身无分文，只能一路乞讨回赣南。
陈毅了解他的具体情况后，安慰他说：“对你的处理是错误的，但现在革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先不要计较。”
陈毅还告诉他向赣粤边突围的计划，恰好曾纪财曾在这一带活动过，他请求留在队伍，并说：“这一带我很熟，我给你们带路。”
曾纪财带着陈毅等人摸到桃江东岸，对面便是小镇王母渡，这里是通往赣粤边根据地油山的重要渡口，有国民党重兵把守。在曾纪财掩护下，陈毅等人化装成当地农民，趁赶圩的日子混在老百姓中间，有惊无险地过了河。
随后曾纪财又与当地地下交通员联系上，他们被带到油山。倘若曾纪财迟一点出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游击三年靠吃野味求生
陈毅等人上了油山后，立即引来敌人的围攻。敌人的中央军第46师、粤军3个师及江西保安团共3万多人，从东、北、南三面对油山区进行包围封锁，他们放出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游击队。”敌人对游击队的“清剿”手段非常残酷：
其一、军事上以重兵围困游击区。在所有路口、渡口、大小村寨修建碉堡线，设立哨卡。同时篦梳般地频频搜山，常在深山里以汽油烧山，连野兽都无处躲藏。
其二、在政治上实行保甲制度，搞连坐法，隔绝老百姓与红军的联系。敌人会不定期到老百姓家检查，甚至伪装成游击队故意敲老百姓的门。只要一家与红军有联系，就连坐10家。
其三、在经济上进行严密的封锁。对游击区附近的居民实行“计口够粮”，以免老百姓将多余的粮食交给红军。同时对日用品也作了严格的限制。
对此，红军也渐渐摸索出一系列应对办法。比如在军事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化整为零，昼伏夜出，声东击西，总能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的据点和补给车辆，获得部分物资。
在政治上，红军派未暴露的党员或者开明绅士担任保长，虽然挂的是敌人的牌子，但都在为红军办事。
在经济上，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主要还是依靠当地群众。他们经常冒死帮助红军购买粮食、食盐、日用品等送上山。还会帮红军打探消息，传递情报，即便被敌人抓住后严刑拷打，也不会泄露红军秘密。
红军时期的陈毅
即便如此，游击生活仍然非常艰苦，游击队员常常过着居无定所，缺衣少粮的生活。陈毅回忆，断粮的时候大家只能靠山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候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甚至抓马蜂蛹吃。
陈丕显回忆，在深山中根本没有房子住，只能靠着大树睡觉，每个人发了一块油布，下雨天就挂在树上挡雨。他们常常躲在石洞里，度过严冬。
当时陈毅的腿伤仍未痊愈，由于药品短缺，主要靠在山上采草药治疗。伤口化脓了，就用万金油抹一下。据杨尚奎回忆：一次陈毅把受伤的腿绑在树上，叫两个战士帮他把脓挤出来。
战士们用力一挤，血水顺着伤口一股一股地往外流，吓得战士们都不敢再动手。陈毅痛得头上冒出豆大颗的汗，咬着牙说：“用力挤，这次挤不干净，下次还会反复。”
这次不仅挤出很多血水，还挤出两块枪伤的碎片。陈毅扯一条白布，裹上万金油，用竹签一点一点塞进伤口去。但不久后，他又能谈笑风生地与战士们开会，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尽管条件异常艰苦，但陈毅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日本不断蚕食中国，必将激起国人抗战的决心，届时形势将迎来转变。
所以他常常鼓励大家：“革命现在很艰难，更困难的局面也可能还在后面。我们在这座山上，要经得起考验，要以最大的毅力战胜一切困难。总有一天敌人会吹着军乐请我们下山。”
正是陈毅这种乐观的天性和顽强的意志，感染了每一个人。游击队员们之所以能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三年，精神的力量不可忽视。
游击队剧照
误信叛徒进了敌人圈套
比起客观上的困难，对游击队危害最大的其实是叛徒。西安事变后，敌人虽然已经停止对延安的进攻，但对南方游击区的进攻却变得更加疯狂，他们企图在国共实现合作之前消灭游击区的红军。陈毅回忆：“从1937年1月开始了三年来最紧张的时期，天天打，日日夜夜打。”
南方游击区已与中央失去联系，陈毅日日夜夜都在盼着中央的消息，他曾通过各个渠道联络中央都未得到消息。西安事变后，陈毅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中央“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方针。但眼看敌人的进攻更加疯狂，他们对复杂的局势难以把握，更希望听到中央的指示。
正在此时，设在大余县的秘密交通站送来一封信，这是安插在敌营的“内线”陈海写的。信中说中央派来联络的代表已到大余县，要陈毅下山与代表联络。
陈毅等人收到这封信欣喜若狂，但长年累月的游击生活使他们保持高度警惕，陈毅脑海中下意识地想到了一个问题：既然中央派来了代表，他为何不直接上山，而要人去山下联络，去城内相当于深入虎穴，危险很大。
虽然有疑虑，但盼中央的消息毕竟盼了这么久，决不能错过重新联络的机会。陈毅决定去冒险城内看一看，当然他做出这个决定也有周全的考虑。
先来看陈海这个人，他是红六军团的掉队人员，流落到大余县城郊修马路。后来被湘赣省委派到粤军第50师做兵运工作，“两广事变”后粤军返回广东，他又设法进入中央军第46师继续做兵运工作。
陈海曾多次进山向陈毅汇报工作，还常常带来一些报刊及敌人的情报，此人出身于红军总体上来看是可靠的。此外，大余城内有不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只要灵活应对不会出现太大问题。
小镇
为以防万一，陈毅决定采取两条措施：
其一，拖过预定的接头时间再去，即使敌人有埋伏，过了接头日期也会松动。
其二，不直接去接头地点，先去陈海家中看下是否有异常情况。
在接头时间过了四五天后，陈毅化装成一名教书先生，在熟悉当地情况的区委书记黄赞龙的陪同下来到大余城内。他们安全混过了哨卡，发现城内的警戒并没有平时那么严，大街上看不到一个哨兵，但却多了很多外地口音的商贩，像是敌人的便衣。
陈毅顾不得那么多，和黄赞龙直接走进陈海家中。他们发现一个身穿旗袍，打扮娇媚的妇女正在洗衣服。
陈毅心中有些不祥的预感，他在想陈海在敌营当兵也挣不了几个钱，怎么娶了这么一个阔太太？而且也从未向组织汇报。这时黄赞龙开口问：“你是陈太太吧？陈海在家吗？我们是他的朋友。”
那个妇人用一口湘东口音回答：“他不在，去团部了。”
湘东发音“团部”与“糖铺”是一个音。陈毅和黄赞龙都不懂该地方言，误将“团部”听成了“糖铺”。
更巧的是，游击队在城内的秘密交通站，挂的就是“广启安糖铺”的招牌。陈毅以为陈海去了交通站，用眼神示意黄占龙离开。
途中，陈毅越想越感到不对劲：陈海潜伏在敌营工作，不会轻易脱岗跑去交通站，而且交通站是组织的机密怎么能告诉外人呢？这加深了陈毅对陈海的怀疑，他多了个心眼，在糖铺门口转了几圈，没人跟踪才让黄赞龙进去联络。
黄赞龙刚进去一会，陈毅就听到糖铺楼上隐约有脚步声传来，抬头一看楼上一个人很审视地盯着自己。陈毅感到情况确实不对，连忙小声喊道：“老黄走了，一个糖铺有什么好看的？”
黄赞龙一出门，陈毅便拉着他疾步朝前走，太阳光把前方的巷子里藏的一队人的影子投到街面。陈毅立即停止脚步，心想：“糟了，今天难道要出事？”
这时旁边茶馆里一个老头叫道：“两位贵宾喝茶吗？”陈毅和黄赞龙下意识走进茶馆，茶馆里的跑堂认识黄赞龙，拉住他小声说道：“赶快跑，糖铺出事了，有人被抓。”
陈毅和黄赞龙连忙从后门出了茶馆，他们混在老百姓中出了城。事后才知，陈海果然叛变了，他们设计想将陈毅引诱下山。但由于陈毅迟迟未出现，敌人以为计划败露，便开始搜捕城内的地下交通站。同时陈海带着上万敌军开始搜山。
新四军时期的陈毅
陈毅和黄赞龙出城后发现山上到处是敌军，此时游击队的驻地已被陈海带人捣毁，所幸人员并无太大损失。为了分散目标，陈毅和黄赞龙决定分头行动。陈毅在途中刚好遇到下山的一队敌军士兵，几个士兵抓住他说：“老表，给我们带带路。”
陈毅机智回答：“我是外地人，在城里教书，是来山上买茶叶的，也不熟悉路。”
但敌人并不想放过他，搜山没找到游击队，正好将他抓回去邀功。陈毅被押着往山下走，在一个村口时，看到路边有一个茅房，于是指着肚子大声叫起来：“老总，我肚子痛，要先方便一下。”
那队士兵正好要进村找吃喝，看管不像刚开始那么严，便放陈毅去了茅房。陈毅趁机逃脱，躲进一个岩洞里，逃过敌人的搜捕，最终有惊无险地返回山上与游击队会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南方游击队将改编为新四军。此时，敌人才派代表邀请陈毅下山谈判，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至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