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些，存在北伐战争的资料里
“打到列强，
打到列强，
除军阀！
除军阀！
民国革命成功，
民国革命成功，
齐欢唱，
齐欢唱。”
这首让30年代每一个进步青年热血沸腾的北伐革命歌曲，1926年7月9日，在广州大街小巷从早到晚反反复复传唱着，青天白日旗更是在广州市四面八方飘扬。这一天蒋介石在广州举行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就职典礼，也是从这一天起，蒋介石从一个并不起眼的黄埔军校校长，一下子跃到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心，他成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总司令。
蒋介石一身戎装，站在高高讲台上，向台下铺天盖地，10个军的北伐革命官兵，他们风华正茂，气贯长虹，如钢铁洪流，整齐威严地伫立在台下，凝听着蒋介石的声音，尽管蒋介石的演讲嗓音，大声得有些尖叫、撕裂，快速的浙江口音又是那么的奥涩难懂：
“……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力量，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介石就职北伐总司令就职演讲的尬声，依旧掩盖不了北伐进军的场面是那么的震撼，那么多宏伟，那么的激动人心。她是崭新的民主势力讨伐没落腐朽北洋政府的进军号角，它是革命势力杀向旧军阀的时代出发令！
蒋介石此刻，风光无限！
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有谁比得上蒋介石？他用叹为观止地精心策划，和一通登峰造极的权术操作，仅仅几个月的时间，39岁的他就从一名黄埔军校的校长，在国民党内扫除了一切对手，成为将党、政、军大权集己一身的实权派人物，他成了一个登上中国最高政治舞台的领袖。
要我北伐？我就要当总司令。
要我当总司令，我就要军令、政令，必须统一。
蒋介石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借用北伐的总司令的名义，筹建了一个规模空前，权力至高无上的北伐总司令部，而这总司令又在他的运作下，統辖了陆、海、空三军；还统管国民党最高行政机关的政治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和兵工厂等中央机构；更有甚者，蒋介石居然还把各省政务、军事都归属他的总司令部指挥，连地方长官也要受总司令部任免。
这些天，蒋介石把各个部门职务空缺几乎都填满了，就差最重要的参谋部的总参谋长，位置还空缺着。蒋介石心里这个人选早就选定，那就是33岁的新桂系白崇禧。但是，新桂系的大哥李宗仁不同意，白崇禧自己也觉得责任重大，不肯上任。
当时，李宗仁还在广州。蒋介石就把把李宗仁找来，他对李说：“想请白崇禧，担任北伐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
这可把李宗仁吓了一跳，他完全没有想到刚愎自用，猜忌多疑蒋介石，竟然看重了自己身边的白崇禧，还要把他从自己身边挖走。李宗仁连忙以白崇禧太年轻了回绝：“不行，不行。”
后来蒋介石自己又找白崇禧谈，也被白崇禧婉拒。
后来还是蒋介石向李宗仁保证只用白崇禧半年，半年之后一定归还，李宗仁才勉强同意。
另外，蒋介石还让国民党第四军军长李济深，兼任北伐总司令部的总参谋长，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这样万一有事，可以分担白崇禧部分责任，白崇禧这才就任副总参谋长的职务。其实李济深只是名誉上的总参谋长，他根本不到任，白崇禧的副职，权力就是正职的工作。
蒋介石为什么非要白崇禧担任这个职务呢？他欣赏白崇禧的才智过人，干练精明，他的“小诸葛”不是浪得虚名，是真正能辅助蒋介石襄赞军务，运筹帷幄。此外，在北伐革命军中的师、团以上将领，有很多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蒋介石就是看重白崇禧也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与这些同窗校友沟通起来会更加顺畅。当时，黄埔军校刚刚办校一年，学生羽毛未封，打仗还得考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将领。蒋介石想白崇禧与他们师出同校，让白崇禧担任副总参谋长，指挥他们肯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更重要的是，蒋介石非常清楚自己未来是一个执中国牛耳的实权人物，现在新桂系集团包含中国未来前途元素，闪耀新民主主义光辉；更可怕的是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还团结如磐石，这是蒋介石最不愿意看到的，他要拆散他们，让白崇禧任北伐副总参谋长是最好的借口。
有了李宗仁允许，李济深任总参谋长的挡箭牌，更有北伐总司令部副总参谋长平台的诱惑，白崇禧当仁不让，就职上任国民党北伐大军总司令部的副总参谋长了。
李宗仁真的是一个肝胆相照，两肋插刀的好大哥，他见白崇禧离开新桂系第七军已成定局，就与黄绍竑意味深长地对白崇禧说：“我们三人，我带兵前方打仗，季宽留着广西老家搞建设，健生在总司令部任副总参谋长，这个格局很好。现在部队整编完毕，我明天就要带部队去湖南，我们三人要暂时分离，大家都不要忘记我们是广西人，我们要为国，为家，患难与共。”民国时候大家都是称呼别人的字，黄绍竑的字是“季宽”，白崇禧是“健生”。
黄绍竑也无比坚定地说表示：“陈胜、吴广还’苟富贵，无相忘’呢，我们三人那么艰难统一了广西，怎么可能因为现在短暂分离，就忘记我们是广西人，忘记了我们要同心同德为家乡，为国家服务的志向呢？我们患难与共！”
白崇禧给每个人到了一杯酒，他更是斩钉截铁地说：“来，干杯！我们患难与共！”
喝了最后一杯酒，新桂系的三巨头因为北伐，他们各奔东西了。
临走，李宗仁为白崇禧以防万一， 还把自己的卫队营300人，拨给白崇禧做警卫队。
1926年的北伐战争，让蒋介石扬名中国，也让新桂系的第七军扬名中国，新桂系的军队从此有了“钢7军”的称号。
北伐初期外国列强并不看好由新桂系挑头，国共两党联合发起，又并肩战斗的北伐战争。当时聚集在北洋政府身边的旧军阀有吴佩孚盘踞在湖北一带有20多万人马，孙传芳长江下游人马40多万，东北张作霖20多万，还有散在云贵、四川、西北等等大小军阀一共超过100万。而且每一支军阀的武器装备都比北伐军队强，满打满算只有10万，是军阀十分之一的北伐军队怎么与军阀搏击呢？
先看看新桂系的钢7军吧。
湖南唐生智起义开始，势如破竹地驱赶了北洋政府的省长赵恒惕，但是很快吴佩孚成立20万讨伐唐生智的“讨贼联军”，从四面八方向只有5万人马的唐军逼进，唐生智岌岌可危，一面立刻派出代表向吴佩孚求和；一面向新桂系派兵求援；此外唐生智还将辎重和重要军需物品向广西边界的祁阳、永州转移，准备随时退入广西，以求保护。
李宗仁在知道唐生智要起义的时候，立刻将第七军钟祖培先锋旅调到湘桂边境，李接到唐生智的求援电报，立刻电告广州民国政府请求出兵湖南，与此同时李不等广州复电，马上让钟祖培带着先锋旅星夜出发湖南，支援唐生智。6月1日夜，也就是李宗仁接到唐生智求援电报的第二天，钟祖培旅就赶到湖南红罗米庙，旋即当夜与军阀吴军交战。钟祖培广西恭城人，是李宗仁陆军小学堂的同学，他担任北伐的先锋旅旅长。在湖南衡阳县，钟祖培带领的桂军正遇到狼狈后撤的唐生智人马，他们看到钟祖培的队伍夜间往前走还问：
“吴秀才兵多得像豆子，晚上你们往前走，搞么的克（干什么）？”吴佩孚前清时中过秀才，好些人还叫他“吴秀才”。
“我们国民第七军，广西来，打吴佩孚！”
“快回克，打不赢！打不赢！”逃兵让他们往回走。
钟祖培正骑在马上，听到这里，担心唐生智的败兵影响自己军队的士气，甩起马鞭，往逃兵站的地下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接着大喝一声：“滚！”。钟祖培旋即奋力打马，冲到前面去。他带领的第七军先锋旅官兵，也迈着急促的脚子，跑步冲入隐隐约约听到枪声的前方。
在洪罗庙，钟祖培的第七军先锋旅与吴佩孚军遭遇上了，“打！”钟祖培掏出驳壳枪朝天上就是是一枪，第七军先锋旅全体官兵发了疯似的冲了上去，杀呀！冲呀！刀光剑影，杀气腾腾，排山倒海，气壮山河，这是什么一群人？吴军瞬间被打得七零八落。后来他们听出来了，他们杀声里叫喊的不是湖南话：
“妈拉个掰的！”桂官话？
“冚家铲！（全家死绝）”粤音？
这时候吴军才反应过来这些桂官话，掺杂着粤语，与他们打得你死我活的军队是桂军，他们从广西以迅不及掩耳之势开了过来，如今又以气吞山河，以一当十气势和他们拼个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当官的立刻发出指令：“撤！”
第七军先锋旅军官们刹那间：“兄弟们，跟我上！”，先锋旅的全体官兵铺天盖地，翻江倒海地冲了出来，于是乎吴军尸横遍野，漫天原野上都飘荡在青天白日旗。已经溃败的唐生智人马立刻得到鼓舞，他们瞬间从溃败也转为前进！唐军再次冲入战场，和钟祖培的先锋旅一起并肩战斗，浴血奋战，衡阳转危为安。
第七军钟祖培先锋旅在湖南前线的战绩引用【《李宗仁回忆录》（上）24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段文字：
“钟旅于6月1日到达洪罗庙，当夜趁夜出击，将敌人攻势阻截。翌日再约同何师强渡蒸水，将敌人攻击部队一举击破，斩获极众。敌人闻风丧胆。”
这是新桂系国民第七军前锋，北伐前夕，在湖南第一次亮相。当然，第二天，6月2日李济深的国民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也赶到湖南洪罗庙，这样钟祖培的先锋旅、叶挺独立团、唐生智的第八军，三路人马一起乘胜追击，把湖南省会长沙也夺了过来。
李宗仁带着第七军主力奔赴到了衡阳，蒋介石北伐总司令部也到了衡阳，李宗仁与白崇禧分别一个多月后又在衡阳见面。李宗仁问白崇禧在蒋介石身边任副总参谋感觉如何？
白崇禧告诉李宗仁给蒋介石担任副总参谋长，如履薄冰，事情非常难做。白崇禧说以前给李担任参谋长的时候，凡事只要白认为该做的，李总是放手让白去做，从不过问。白就可以快刀砍乱麻，当机立断，工作有效率，事情就容易做好。给蒋介石当总参谋长，情况完全不一样。广东革命军各个军派系林立，人事关系非常复杂，第一军是蒋的直系，他对第一军偏爱，让其他各军不服。加上蒋又事必躬亲，大小事都要管，让他这个副参谋总长办事碍手碍脚，施展不开，还要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白崇禧说他很不开心。
白崇禧的述说，让李宗仁想起各军将领传到他耳朵里，对蒋介石的议论：比如各军出发前发草鞋，蒋会亲自吩咐给他偏爱的第一军每人发两双，其他二、三、四、五、六军，每人平均一双草鞋都不到；还有在执行军纪上也有亲疏，远近之分。比如第一军黄埔一期出身的军官，把军饷亏空了，士兵发不出薪金，报告的蒋处，蒋介石就常常这样处理；
蒋介石把他叫进来，问：“怎么回事？”
此军官；“报告校长！昨天我喝多了，钱赌输了，发不出饷银了。”
蒋介石勃然大怒，将这人骂得猪狗不如：“混蛋！不配黄埔出来的，以后不要叫我校长！”但是蒋骂完了之后，又写了一张纸条给他，让这个赌博军官到军需处重新领一笔钱，将粮饷发放出去。蒋介石没有给这军官任何处理，甚至还认为他老实，坦诚。这种传闻很多，黄埔的学生都知道蒋的处理方法，每每出错都当蒋面都将错误坦白得一五一十，总可以被蒋从宽处理。这让军中其他将领很是不服。
因为广西穷，新桂系第七军的费用 不被中央统筹，绝大部分由广西自己负责，李宗仁为第七军庆幸。李听了各将领这些议论后，没有插嘴，但他很为今后与蒋介石的合作担忧。在李宗仁的治军条例里，军人是铁，军队是钢，要把铁锤炼成一个钢的整体，军队纪律必须严明，容不得有半点僭越；军队管理更不允许有远近，亲疏之分。否则，将领，如何以理服人？又如何让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进？
民国革命军占领湖南长沙后，总司令部、各大军将领都集中在长沙开会，研究下一步是先攻打湖北武汉，还是江西南昌？总司令蒋介石首先发言：有人主张先攻打江西，巩固广州革命根据地，各位对此看法如何？
李宗仁立刻站起说：吴佩孚现在北方与张作霖决战，主力都在北方，我们趁此机会立刻攻打武汉，让他首尾不相顾及，南北疲于奔命，我们速战速决，直捣武汉。攻下武汉，就有了战略制高点，北可以窥视中原，直取幽燕；东可以顺长江而下，占领江西、安徽、浙江、江苏大片土地。历史是多个朝代走的都是这一路线，60多年前太平天国从广西打到南京，也是这一路线。这一战略为什么可以成功？就是因为武汉是中国的地域中心，长江的上游，它的九省通衢辐射力太重要，为攻打其他省提供最有力量的人力、物力、交通支持。而且我们现在主力已经布置在汨罗江南岸，攻打武汉近在咫尺。后来在蒋介石、唐生智、苏联顾问加仑，都支持下一步民国革命军攻打武汉。
长沙开会间隙，因为李宗仁极力主张攻打武汉，他与苏联顾问加仑有如下对话：
“加仑；’李将军，你主张进攻武汉最力，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以打到武汉呢？”’我（李宗仁）略对路程远近估计了一下，便回答说：’我看有14天功夫，便可打到武汉。’
’噢’加仑感到无限惊讶地说’你怎么计算只要14天呢？’
我说：’我以我军以往的作战经验来计算。我们由攻击开始，连带追击、强行军，每天均约可前进50里，汨罗江距武昌约700华里，所以我估计要14天。’
加仑说：’你就不计算敌人的固守和反攻吗？我看14天到不了武汉！’
我说：’那么你看要多少天呢？’
加仑说：’我看要40天。’
我说绝对不要这么长时间！’”
李宗仁还为这事与苏联顾问加仑赌白兰地，谁赢了谁请喝，后来第七军只用了12天就攻打到武汉。但是用了40天时间才攻入武昌城内，李宗仁与加仑打赌，成了一盘和局。加仑顾问是一个很有军事素颜的苏联将军，很受当时国民革命军欢迎，和尊敬。北伐后他回到苏联，以后蒋介石还多次向斯大林请求加仑再次来中国，苏联方面都没有下文，后来才知道加仑在苏联大清洗的时候被斯大林枪毙了。
1926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长沙举行阅兵仪式，因为其他军队已经奔赴前线，参加阅兵仪式的只有新桂系的国民第七军，和湖南唐生智的第八军，大约2万多人。
这一天上午阳光明媚，空气清新，长沙东门外大校场，旌旗猎猎，浩浩荡荡。北伐的胜利之师，民国第七军、第八军两万多军人整整齐齐排列着，他们器宇轩昂，斗志昂扬地等待着总司令蒋介石的检阅。可能因为阅兵没有经过彩排，唐生智的第八军军乐队将蒋介石坐骑惊吓，把蒋甩下坠马。【《李宗仁回忆录》（上）250页，唐徳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这一段描写得特别详细：
“当总司令部一行人分乘骏马10余匹，在检阅场出现时，全军军乐大作，。蒋总司令骑着一匹高大的枣红色战马，缓缓地进入主帅的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检阅人数。三军主帅，春秋正富，马上英姿，更显得器宇轩昂，威仪万千！
人数报告完毕，随即举行阅兵式。七、八两军排成横列。蒋总司令自右向左，按辔前行，各高级将领则分乘战马10余匹，紧随其后。我居第二位，唐生智则紧随我后。按序列，首先检阅第七军。我七军因频年征战，战场经验虽然丰富，而操场上的连营制式教练却极为陌生，阅兵式更少举行。加上广西士兵多自龙州、百色左右江一带招募而来，该地人民身材特别瘦小。土制军服，久历风霜，颜色也已败退，不堪入目。至于军乐队，仪仗队等，我们都无暇多加注意，且未随军出发，所以检阅起来，不够壮观和整齐。第八军却不然。他们和北方军队一样，极注重门面的装饰。战场上实际经验虽少，操场上却训练有素。士兵身材，一般说来比较高大，服装整齐，旗帜鲜艳，军乐队尤其声光夺目，殊为整齐美观。
当总司令的坐骑自第七军前头缓缓前进时，我紧随其后，但见他时时缓缓举手答礼，认真检阅，态度从容肃穆，颇有大将风度。第七军检阅完毕，第八军排头的军乐队立刻奏乐。各乐器金光闪闪，乐声大作，我在后看见总司令的骑坐，已经有点不听调度的样子。军乐队后面便是号兵10余人，当总司令的坐骑刚刚走过军乐的行列，号兵队长一声口令，10余号兵立即举号吹奏。动作十分整齐，但见金光一闪，耀眼欲盲，接着号声大作，尖锐刺耳。蒋总司令的坐马受此一惊，忽然大嘶一声，前蹄高举，立即向校场中心狂奔。大约蒋总司令平素不习骑马，故勒缰不住，瞬息之间便失掉重心，只见手足朝天，顿时翻鞍坠地。但他的右脚仍套在脚踏镫里，被倒拖在地上。我在后睹状，为之大惊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蒋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马靴，且很松动，经马一拖，便从脚上脱落下来。总司令被拖了二丈远，便和马脱离，卧在地上。我们连忙下马，将他扶起，问其受伤没有。但见总司令惊魂未定，气喘吁吁，一身哔叽军服上沾满了污泥，帽靴脱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狈不堪。
阅兵仪式草草收场。
蒋介石如果感受到他周围的人，和集体强大起来，他总是莫名地感受到威胁，这种威胁让他极其不安，新桂系就让蒋介石有这样的体会，他就要设法清除这种威胁。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都是风华正茂，青春鼎盛的人中龙，他们还结成一个推心置腹，忠心耿耿的军政集团，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你看他们：黄绍竑在内盘踞广西，专心一志搞内政；李宗仁、白崇禧两员大将在外从戎带兵，开疆扩土，这三个人发展下去，势不可挡。他们将会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军阀集团势力更为强大，他们更会形成一股强大魔力，所向披靡。特别是在长沙，蒋介石想着紧紧跟在自己的李宗仁，心里泛起阵阵涟漪。坠马几天后，蒋介石又将李宗仁找来，要与李宗仁“桃园结义”。
蒋介石称呼李宗仁的字，问：“德邻，你多大？”
李宗仁回答；“我37岁。”
蒋介石：“我大你4岁，我要和你换贴。”
李宗仁大吃一惊。
所谓换贴，就是像罗贯中写《三国演义》里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一样，结为异性兄弟。
李宗仁忙说：“蒋总司令，我是您下属，不敢当，我怎么可以和您称兄道弟呢？大逆不道，犯上僭越。”
蒋介石：“没关系，没关系，你不用客气。你有大帅之才，和海阔胸怀，我很欣赏你，就想和你换贴，结拜兄弟，这样我们更能亲如骨肉，一心一意干革命。”
说完他也不等李宗仁意见与否，就打开抽屉，拿出一份红纸，这是一张旧俗结拜盟兄弟时互换的谱帖，又称“兰谱”，原来蒋介石早就事先填好自己的资料了，要李宗仁收下兰谱，填上空白处。
李宗仁见此情形连连后退，说：“蒋总司令，使不得，使不得。”李宗仁还一边说，一边连连摆手。
蒋介石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那张红色的兰谱塞进李宗仁口袋里，并用欣赏的口吻说：“德邻，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我们一定要结拜兄弟，这两天你填好，交回给我。”
李宗仁非常尴尬。
告辞后，李宗仁打开蒋介石写的兰谱，上面除了一般兰谱所写的生辰八字，和如兄如弟之类“不是同年同月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誓词外，还有蒋介石端端正正写下的文字：
“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誓词之后除“蒋中正”三字签名外，还附有“妻陈洁如”四字。蒋介石的字是“中正”，他当时的妻子是上海的交际花陈洁如，她是蒋介石第二任妻子。
以上资料来源于【《李宗仁回忆录》（上）252页，唐徳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蒋介石那时候手握国民党军政大权，大小要人都想尽一切办法与蒋攀龙附凤，设法多多少少沾点裙带关系。但是，李宗仁接到蒋介石的结拜兰谱后，心里极不高兴，李宗仁从心里不喜欢蒋介石为人，他觉得蒋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心胸不坦荡。李宗仁还认为蒋介石喜欢拉山头，结圈子，如今蒋介石拉他结拜的用意就是政治权术的需要。不像他与黄绍竑、白崇禧三个人的合作，他们没有结拜兄弟，但是他们互相坦诚相待，大公无私地合作，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一起走过坎坎坷坷，又一起迎接革命胜利，他们三个人在一起创造奇迹！
一句话，李宗仁不喜欢蒋介石！
蒋介石催促李宗仁几次将兰谱填写好交给他，直到蒋催促到第三次，李宗仁实在逃不过了，才把那份兰谱填写上他和夫人郭徳洁的名字，交回给了蒋介石。但是，这事李宗仁除了对夫人说过，与其他人从不提起与蒋介石结拜的事情，直到他让唐徳刚写的《李宗仁回忆录》出版了，才将此事公开出来。
长沙会议，是民国北伐很关键的一次会议，它制定北伐革命军收复湖南后下一步的战略方向，要用全部10个军的兵力直捣湖北，攻打中国中心地域武汉。这10个军分工如下：一、第四、第七军由李宗仁统一指挥，加上唐生智第八军大部份人马，为主力中央军，从正面攻打武汉；二、第一、第六军抽出部分兵力为总预备队；三、第二、第三军为右翼，集结于湘赣边境的攸县、醴陵县，监视江西的孙传芳，并掩护中央军右侧背的安全；四、第九军、第十军和第八军的教导队为左翼军，出常德、澧县，北窥湖北省南边的荆州，还兼任掩护中央军的左侧。
中央军和军阀吴佩胡的军队相持在汨罗江南边两岸，为了强渡汨罗江，攻打武汉，第四、七、八三军计划分三路齐头猛进。其中李宗仁指挥的第四军从湖南北面与湖北省交界平江为突破口，冲入湖北的通城、崇阳，奔武昌；第七军强渡汨罗江，从西面进入湖北咸宁，直捣武昌。
一切部署就绪，总攻的日子：1926年8月18日。
吴佩孚治军严格，训练有术，他带着20万吴军横扫华中、华北，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威震中华。吴军开始对10万人马，武器低劣的民国革命军不放在眼里，但是当革命军攻克长沙后，吴佩孚才觉得事态严重，立刻倾巢南下，并亲自指挥，与民国革命军对决。
湖南汨罗江，诗人屈原投河自尽的地方。
汨罗江流到平江，因江水平静而起地名，平江县。第七军从平江强渡汨罗江，江面的船只已经被吴军全部掳掠，平静的江面，一眼望去舒缓荡漾。8月中旬，初秋，江水不在汛期，水及人腰处。一声号令，第七军勇士杀声震天，个个如蛟龙冲入江中。吴军有万人布置在彼岸，挡不住第七军排山倒海，雷霆万钧地勇猛冲杀，几经回合溃不成军，纷纷逃窜。第七军缴获山炮2门，机枪4挺，步枪500多支，俘虏600多人。
溃散的吴军往大山里逃窜，吴军都是北方平原一带的士兵，许多人连山岭都没有见过，他们溃败入山，如同进了迷魂阵，不辨东西南北。据当地百姓说，吴军为了逃避，他们跑进了世外桃源的原始森林，这是当年太平军，过湘境北伐的时都没有走过的路线，吴军北人竟然钻了进去。他们在大山里就像老鼠进了笼子四处碰壁，无法走出原始森林密布的深山老林。相反第七军都是来自广西西南山区，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湖南百姓又非常欢迎革命军的到来，他们处处摆茶水粥摊，为革命军指路探消息，亲如一家。湖南历来受军阀祸害深重，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逃溃吴军所到之处，百姓都到革命军报信，还带路包围抓拿。
革命军8月19日，总攻的第二天攻克平江；
8月26日，攻入岳阳，当即从湖南省，过境到湖北省；
8月28日，攻克湖北咸宁市。北伐总司令部在咸宁会议，到会有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夏威、等一众北伐高级将领，会议决定：攻打贺胜桥。
贺胜桥，是进军武汉最后一个钉子！
贺胜桥战役，是北伐著名战役，因为它，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赢得“铁军”称号；新桂系第七军赢得“钢军”称号。这一战役，国民第四、第七军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直军主力，俘敌3500余人。
8月29日，蒋介石乘火车由蒲圻抵咸宁，与各军首脑商讨进攻贺胜桥的作战计划。会议决定乘敌阵地未固，吴佩孚的增援部队没有完全到齐之前，迅速攻下贺胜桥。其作战部署是国民革命军分三条路线：一线、李宗仁还是统一指挥第四、第七军，其中第七军出咸宁东，进攻铁路以东地区的吴军；二、第四军沿铁路线及其以西地区前进，正面攻击贺胜桥之敌，随后进攻武汉；三、唐生智第八军紧随第四军，沿铁路推进。
贺胜桥战役，8月30日凌晨开始。
凌晨5点，第四、七军即向吴军第一道防线的主要阵地进攻，吴军精锐多集结于此地。这时，敌亦以优势兵力、密集炮火向第四、七军阵地之结合部反扑。第四军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第七军第二旅协同猛攻，直捣敌阵。四、七两军从左右两侧夹击敌军，经过白刃肉搏，杀退反扑之敌，将铁路沿线敌军阵地突破。吴佩孚见势不妙，急令部将卫队临阵督战。
敌集聚愈多，攻势越猛，四、七军阵地几次出现险情。北伐军临危不惧，前仆后继。贺胜桥的武长铁路工人也组织交通破坏队参加战斗，他们冒着敌人炮火，拆铁轨，使敌人军车、铁甲车无法开动，有效地配合了北伐军的进攻。在北伐军的强攻下，吴军敌阵渐乱，纷纷溃退，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吴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后，倾其全部兵力扼守粤汉铁路天险贺胜桥。
在第四军向贺胜桥胜利进击的同时，第七军配合第四军，攻击贺胜桥敌之侧背。8月31日晨，北伐军对贺胜桥溃败之敌展开全面追击。第四军十二师和独立团伤亡过重，暂留贺胜桥休整补充，第十师沿铁路向前追击。当晚，前锋第十师第十九团追至武昌城外洪山。第七军官兵勇猛追击下，敌军第一道阵地失守，第二天上午9时，各路军队向第二道防线之敌进攻，第二道防线更为艰难，双方都是主力拼杀，但是北伐革命军攻破了吴军第一道防线，士气正旺，喊杀连天，特别是军官们更是身先士卒，他们带头往火力最密集，敌人最多的地方冲杀，战场上到处血肉横飞，尸横遍野。渐渐地吴军第二道防线也显不支，民国革命军第四、第七军官兵们更是气贯长虹，越战越勇。
吴佩孚看着战场北伐革命军士气高涨，他亲自率领督战队的两排机枪手、大刀队都列阵贺胜桥上，严令官兵不准退却，后退就让机关枪手、大刀队朝自己人射击，砍去。
但是，吴军开始败军如山倒，溃兵四散。
吴佩孚大喊他那两排机关枪手：“向逃兵扫射！”
吴军被自己的成排的机关枪扫射得积尸累累，血流成河。吴军遭到自己的督战队的射杀，弃枪而逃，1000多人纷纷跳水逃跑。
吴佩孚见机关枪扫射都阻挡不住手下官兵逃亡，就用大刀砍下10多个旅团长的人头，吊挂在电线柱上示众，惩戒后退官兵。溃兵后退无路，面对第第四、第七军碾压过来，逃溃吴军倒戈，向吴的督战队开火。于是，吴军内部互相厮杀，乱作一团。第四、第七军各部乘机夺取贺胜桥。
吴佩孚见兵败如山倒，仓皇驱车逃跑。车过处，败兵攀车欲上，卫士呵禁不能制止，急挥刀砍其臂，人们纷纷随臂坠落，凄厉呼号，惨不忍睹。溃退残兵，有的被北伐军包围缴械，有的被大刀砍死，许多士兵落水丧命，或被火车压死。
30日上午10时许，北伐军第四军、第七占领贺胜桥。贺胜桥战役，国民革命第四、第七军，在湖北咸宁贺胜桥镇，击溃北洋军阀吴佩孚军主力，生俘3500余人。
北伐革命军，8月18日从长沙制定总攻开始，到8月30日兵临到武昌城下，刚好用了12天时间。这一战，彻底埋葬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全部主力，为北伐革命军攻克武汉扫平道路。
北伐战争贺胜桥战役太惨烈了。如今，在湖北咸宁市贺胜桥镇，建有民国北伐贺胜桥战役纪念馆、贺胜桥北伐阵亡将士陵园、民国第四军阵亡将士纪念碑。
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摧古拉朽打败比自己多近10倍旧军阀，能在12天内，势如破竹地从长沙打到武昌城下，这里有当时民国革命军代表着新的时代，顺应历史潮流发展外，还有共产党的功劳。北伐战争是国共合作的典范，当时国民党还奉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辅助工农”三大政策，在革命军里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在北伐中起到先锋队的作用，带头与敌人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使革命军在紧要关头不气馁，依旧保持旺盛的斗志。比如第四军叶挺独立团，全团约2000人，连以上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班排长也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独立团内设立有共产党支部，团的军费虽然由国民政府划拨，但团里排以上干部的任免、部队人员的补充，以及重大的政治和军事训练计划等，都是独立团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决定，自行负责，不受军部约束，因此说，这是北伐军中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指挥的正规军队。这支队伍在炮火连天战争打出“铁军”称号，不是偶然的，它与共产党员起到的模范先锋作用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当时的共产党员不只是在叶挺独立团，他们像种子，散落民国革命军营营班班中。还有当时也是武汉共产党，组织武长铁路工人交通破坏队，带领他们参加战斗，冒着敌人炮火，拆铁轨，使敌人军车、铁甲车无法开动，有效阻止了吴佩孚机械部队，向北伐革命军的进攻，这一功劳是很大的。
除此之外，北伐战争的成功与苏联大力支持还有密切关系。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缺乏严密的组织，凝聚力差，而迟迟未能壮大力量。北伐战争前夕，权力分散这一弊端依然存在。苏联顾问来到中国，迅速发现了民国广州政府权力分散的问题，就着手开始建立一个有效的集权机关，以便于政令通畅，更好的实现内部控制。在苏联的努力之下，北伐军于1924年后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妥善解决了军权的问题。此后，又是在苏联的建议之下，北伐军于1925年集中兵力平定了陈炯明等人的叛乱，为军事指挥权进一步集中创造了条件。民国北伐革命军得益于苏联的集权统一方针，才得以在北伐战争中，频频击败“乌合之众”一般的北洋军阀武装。
此前，国民党之所以接连失利，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手中没有军队。后来，孙中山等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便在1924年1月底，约见了苏联军事顾问捷列沙托夫等人，提出要“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一支军队，准备好北伐的根据地”。此后，作为北伐摇篮的黄埔军校，聘请了大量苏联顾问作为教官，以苏联的经验培养自己的军事人才。苏联人将苏式教学课程（苏联教官亲自示范）、苏式训练方法（先战术动作，后列队动作，以求尽快形成战斗力）、苏式组织原则（例如后来流行的三三制）都引入了北伐军之中。在苏联军事顾问的训练下，北伐军脱胎换骨，成为一支具有全新面貌的新型军队，战斗力远远超过了北洋军阀武装。
北伐战争时，为了让北伐军持续保持战斗力，苏联便向北伐军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援助，据不完全统计，包括4万支步枪，3600万发子弹，190挺机枪，24门火炮，以及1270万卢布货款（其中270万用于建设黄埔军校），等等。此外，苏联还向北方反北洋军阀的冯玉祥提供了大量援助，这其中至少包括5万支步枪，5800万发子弹，1万枚手榴弹，230挺机枪。同时亦有资料称，当时苏联还给予北伐军相当数量的津贴，其中，中央机构每月3万银元，黄埔军校每月10万粤币，各报纸宣传机构每月数百数千元不等云云。充足的物资保障，无疑又为北伐军连连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北伐战争时期，大批苏联军人跟随北伐军，参加了多次作战和战役。当时，高层的苏联军事顾问坐镇中枢机关，参与作战指挥，例如，大名鼎鼎的布柳赫尔便亲自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大幅度提高了北伐军的综合作战能力。北伐军中的布柳赫尔“集中兵力夺取武汉、尽快北上和冯玉祥汇合”的作战计划，便是出自布柳赫尔之手。这个布柳赫尔就是前面的文字里提到与李宗仁打赌的苏联顾问加仑，他真名叫布柳赫尔，在中国化名为加伦，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军事总顾问。他在苏联曾创造过用一个步兵师打垮了装备有大量坦克、装甲车的机械化的白卫军的奇迹。他是1935年苏联第一批五大元帅之一，远东方面军司令，也是苏联远东方面长期防御日本侵略的最高将领。北伐初期蒋介石等人拟定的分兵两路作战。加仑认为计划不可取。加伦说：“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的兵力之和，约在85万左右，而国民革命军全部动员起来，兵力最多不超过10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区分轻重缓急，捏成一个拳头，而不是把5个手指分开，要有步骤地逐一消灭敌人，甚至在战争初期，我们有必要向某一方表示‘友好’，以便在一定时期内，迷惑或稳住对方。”加伦还具体分析了三大敌人的情况，吴佩孚正在着手“南伐”，吴也力主武力统一中国，已派兵入湘，大有囊括西南之势，直接威胁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安全，是国民政府的首要敌人，击退吴军的进攻，并以其作为北伐的第一个目标，已成为国民革命军无可选择的任务。可惜加仑1938年斯大林大清洗被秘密处决，罪名是：打入苏联内部的日本间谍。1956年被平反。与加仑在革命军担任总顾问的同时，许多基层的苏联军事顾问也在为北伐军效劳，他们多是以炮兵、飞行员、工程兵、通信兵等技术兵种身份，直接在前线战斗。苏联军人参战，无疑进一步强化了北伐军的战斗能力，保证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
苏联帮助北伐战争没有找到书本资料，素材来自“百度”。
所以说民国时期的北伐战争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胜利，也是民国与苏联国际共产主义合作的胜利！
这一连串北伐战争资料内容，有阴有亮，有冷有热，把它们串起来，成了我们祖国的一段立体的民国历史。触摸它们，有感慨？有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