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采用一个比较迂回的方式，让大家对心理治疗中的那些困难情境有所了解。
感谢我的同事GerhardSchneider(Schneider, 2007)，让我有了将苏格拉底式对话与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的想法。
苏格拉底采用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引导他的学生和追随者思考并形成新的见解。他不演讲，而是在问与答的游戏中形成了他的观点。首先，他让他的追随者对一件事发表观点，表明立场。然后，通过技巧性的提问，使其陷入矛盾纠结中。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新的观点遂浮出水面，然后再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对这些新的观点进行讨论。通过这样的方式，苏格拉底就可以质疑、甚至否定那些传统智慧和曾被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例如，通过这种方式，他能说服他的一个学生，勇气未必是一种美德，而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因为勇气煽动人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冲动地将生命置于危险境地。而这个学生是一个希腊武士，原本理所当然的认为勇气是一种美德。可以这么说，这个学生是通过自己的逻辑思考得出这一结论的。这种策略也被称为“困境原则”（aporeticprinciple）。 “Aporie” 在希腊语中表示困惑，感觉没有出路，痛苦，怀疑。这是一种手段，故意将别人置于一种怀疑、困惑和恼怒的状态。柏拉图，他保存了苏格拉底的对话，将这一时刻描述为“一个无知的人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并开始探索的瞬间。这种情境下特有的创造性正式苏格拉底式提问的目的所在。”(Schneider,2007, pg.658) “学生的震惊来源于自己的失败和混乱，困顿是苏格拉底式提问的最终效果”(Böhme,1988, pg137)。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用这种方法深深的干扰了一些人。
与精神分析的联系是什么？
我们不得不同意苏格拉底，只有经历烦躁与无知的过渡阶段后，变化才能发生。由于这个过渡阶段与变化存在内在联系，因而这个阶段是值得期待的、也是必须的。在我们的治疗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很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促使真正的认知和情感发生变化的时刻，换句话说，即困难情境。这些困难情境类似于苏格拉底的“困境”，因为它们带来烦躁、混乱、无法理解的感受，尤其是没有出路的感觉。当然，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让病人困扰。毕竟，我们工作在信任和安全的氛围下，努力使病人感到安全，并得到很好的照顾。不过，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只有经历了一定的怀疑和不安全感，变化才可能发生。因此，我们是在一个张力很强的氛围中进行治疗。一方面，我们努力建立一种没有恐惧的、安全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的旨在质疑患者的长期以来的体验、思维和情感模式，故而导致不安全感。
此外，我们今天的精神分析体系是建立在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知道，人类的动机不仅仅基于有意识的思维，而且受潜意识经验的塑造和推动，这些潜意识经验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习得的。现在，我们会认为苏格拉底式提问的过程类似于合理化和智能化，因为苏格拉底式对话的参与者假设他们谈论的是勇敢行为的真实的、意识层面的动机，就像在前面武士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他勇敢，因为他认为这是一种值得培养的美德。当他获得某种领悟，开始质疑自己的动机的时候，他的行为就该有所改变了。这种情况偶尔会发生，但是在我们的领域中，我们知道，这种认知层面的思考通常并不能带来改变，因为给我们治疗线索的真正动机被隐藏了。仅仅认识到某种行为是不合理或道德上令人反感的，离行为的改变还有很长的距离。
另外，苏格拉底的做法基于这个一个基本假设，即逻辑思考本身决定了对话的过程。但时至今日，我们知道，在对话过程中极为活跃、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关系。苏格拉底的伙伴通过理智上的再评估而体验到心理上的危机，但导致这种危机的不仅仅是认知层面的思考，还取决于他们与苏格拉底关系的性质。这个伙伴对苏格拉底的态度不同，他最终获得到的领悟也会有所不同。一个是钦佩苏格拉底的学生，希望能获取这个伟人的一些知识，一个是自信的市民，他认为自己和苏格拉底平等甚至比他更好，这两个人眼里的苏格拉底是不同的。在学生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假设，对自己想法的不安和怀疑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不安全感，因为他已经为此做好准备，而且这符合他的自我概念。在市民案例中，不安全感被放大，因为这种不安和质疑损害了他的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
困难的阶段
在现代心理治疗中，苏格拉底的方法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也要面对重新定位。只有经历一段困难的阶段，被不安全感、不安和类似的情绪所包围，然后才能获得这种重新定位。也就是说，精神分析治疗中的困难情境是治疗的一个固有组成部分，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不受欢迎的意外。
要揭示无意识思维，远不是一个提问技术的问题。它需要特定的方法将看不见的、无法言表的东西呈现出来。当有意识的、符合逻辑的意图和场景变得不那么重要的时候，这一过程很可能会有所不同。因此，对于那些需要病人自己找出答案的问题，我们精神分析师给予一些非指导性的回答（节制），我们允许思想自由流动，以一种混乱的、非逻辑的方式交流（自由联想，同等于悬浮注意）。因此，我们给无意识动机足够的机会来塑造场景。从一开始，我们操控整个场景成为一种困境，在这个困境中，医生和病人都不能确定结果，也不知道这种完全混乱局面是否能够重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当然，这是个令人不安的局面，尤其对治疗师来说，因为一般来说，人们，包括治疗师自己，都会期待治疗师是一个专家，能掌控局面。然而，心理治疗的目的恰恰是将这种传统的医患关系放在一边，从而和病人一起进入困境。
这些焦虑造成了心理治疗设置的独特性，在初始咨询中特别有效。在初始咨询中，这种对话是全新的，需要借助于治疗师机智和敏锐。
一个初始咨询的例子：
男，60岁出头，一个政府重要机构的律师，为家庭问题来寻求建议和帮助。尽管在酷夏，这个男人穿的很职业化，近乎正装。他用一个精心准备好的演讲开始描述他来访的原因。此外，他还使用手写便条来提供或纠正事实细节，这些细节和心理背景完全无关。他有点惊讶治疗师对那些便条几乎不感兴趣。直到25分钟后，他才提到家庭关系。除了出生日期，他对妻子、年轻的孩子及成年的孩子提供的信息很少。现在他说完了并满脸期待的看着治疗师。
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个男人如何利用自由、非结构化的情景来建立安全感。他采用了自己熟悉的模式，确立了一个掌控者。此外，在和治疗师讨论中，他也采用了自己熟悉的方式，将自己定位为参与讨论的专家。这样一来，患者自己克服了由陌生情境导致的不安，在这个情境中，专家不问问题，不说一些陈词滥调。他通过精心构建自己熟悉的模式来应对这种陌生情境。
当他惊奇的发现治疗师对他的便条不太感兴趣时，他发现自己面临一种新的不安全感。这是这个例子中提到的第二个不安全时刻。
当我们注意到新的观点的时候，我们意识到这些时刻的重要性。这里，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个寻求帮助的人，不再是掌控者，第二次感到惊愕。我们可以很好的翻译这种惊愕，“你怎么能和我想的不一样？”“为什么你的行为如此不同？”在这里，一个新的维度进入关系中。它停止了需要掌控的抽象情境，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行为在他看来是不恰当的。整个事件变得更加个体化。
这个例子中缺少的是治疗师的观点。目前，治疗师也有不安全感。如果他像普通医患关系中的医生那样处理开始的情境，他也会感到安全，知道将会发生什么，并将被病人接纳。这样的话，治疗师也会处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但是现在，他冒着未知的风险，因为他不能预知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如何处理他的那部分，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将变成什么，会被带入怎样的一种关系当中。继续通过这个例子，我将展示这种参与的性质，以及从中能得出什么。
让我们看看治疗师是如何处理这一困境的。
治疗师对这种冗长没有成效的述说感到有点烦躁，现在，他已经断定这是一个刻板的、干巴巴的律师。因此，他故意用一种友好的、温和的方式问道，对于一个孩子，尤其是儿子来说，有这样一位成功的、称职的父亲是否很困难，这个父亲的成功你很难接近，更别说是超越。
现在，事情有了出乎意料的转变。治疗师利用了自己的不安全感和烦躁，并把这两种感觉与患者的儿子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推测，在这一时刻，治疗师认同了患者的儿子，站在一个儿子的角度，提出了这个主题。很明显，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的潜意识原因是父亲-儿子之间的关系，这个话题由病人带入，但治疗师也熟悉。他可以联系。现在，治疗师利用这一困境来引入一个相关的个体化的主题，相对于日期和事实来说，这个主题更贴近患者的问题。这不符合他熟悉的、安全的体系，而且，这触及了非常私人的关系，因此让他暴露了一些。病人是如果处理这种新的困境的？
一开始，病人对这种出乎意料的、明显不相关的洞察大感吃惊。不过随后，他的脸亮了起来，开始说话。
病人同样也能用自己的方式处理这种不安全感，这种方式允许他处理自己的恐惧、开放自己去面对新的可能性。这显示了这种开放可以达到什么程度。
（这个初始会谈的例子向我们展示了，一般困难情境是如何在治疗中呈现他们自己的，结构的缺乏如何促进这种呈现，以及不安全感是如何影响治疗师和病人双方的。它展现了治疗师在无助和自由联想之间的内部张力，因为治疗师努力想找出能够解释这一奇怪状态的连结，并为病人打开一个新视角。这个过程可引起不安，同时又有一种释放感。）
有关治疗师思考和解释方式的澄清
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检验分析师的思考和解释方式。尽管治疗师和患者都处于困难情境当中，但治疗师有责任应对这些困境并使他们有利于患者。对于我们精神分析师来说，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引导患者在更广阔的意义上领悟、重新定位和放松。当病人可以继续处理他内部情绪时，治疗师应该利用这些情绪重新组建情景。治疗师的任务是理解病人，明了情景中他的部分，因此，他不得不利用材料来揭示患者的潜意识动机。治疗师看待这种场景，就好像这种场景是患者制造的一样。治疗师采用非常规的方使组织材料，进而得出结论。
由于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详细解释，我想总结一下，我们在进行一种创造性的重组，目的是把病人作为动机的中心。这就像一个图片已破碎或被拆开，以便重组。有时候我喜欢把这称作“智力游戏”，需要分析师或心理治疗师的内心是自由的，允许自己用一种游戏式的方式来处理材料，以获得能在第一时间消除混乱的新结构。在这里，我不想进一步阐述这个主题，而是回到困境问题上。
动荡
治疗师工作中有些特别困难的情况。尽管一定程度的不安全感始终存在，但由于设置的原因，会发生一些治疗师认为特别困难的情境，尽管这种困难情境与一般的困境没有明确的区别。这种困境指的是治疗师突然被径直拖进当下的某种关系当中。
它们类似与Stern所说的“当下时刻”。他们迫使分析师行动。Stern描述了一个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患者突然问：“你爱我吗？”或者在初步会谈中，患者详细、规则的列出了她的问题和经历，现在满脸期待的看着治疗师。
“从方法学的角度看”，这些情景尤其难以处理。治疗师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也就是顶着想采取行动的强大压力，或者在一个情绪主导的氛围中还必须保持专业。人们开始意识到，治疗师为了确定这些材料并利用这些材料，他必须和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应该伴有一定的随意性，使他能够来回移动材料尝试不同的组合。正如游戏和谜题概念显示的那样，有几种可能的组合，这取决于治疗师和患者。但所有情况下必须保证一件事，就是不要片面的采用特定场景下的材料，并避免先入为主的观念。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给出解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这是一个等待和观察的过程，这在特别困难的情境下尤为困难。会有这样的时刻，更加沉重，攻击性的痛苦更加深刻，而治疗师无法保证真的能找解决方法。讲到这里，我所说的困境的含义已经很明确。指的是，有一种强烈的情绪，可能引起恐惧或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治疗师仍需要从场景本身中找到对患者行为的解释，使病人有种顿悟感。作为这种特定困境的例子，我将摘录一段分析过程：
这个场景摘录自每周两小时精神分析治疗。一名男子因为攻击性暴力事件和关系问题接受治疗。
患者已经治疗了6个月，我们已经就他的暴力倾向讨论了很多，也分析了他出现愤怒的场景。这些场景包括，例如，当老人挡他的道，因为老人很慢，或者其他的障碍物。他不得不控制自己不在身体上攻击他们。一天晚上在酒精的作用下，他打了一个人。我们认识到这些人流露出的无助加重了他暴力。他认识自己身上的这种无助感来自他的童年，当母亲打他的时候，当他被独自留下几个小时、在窗户旁边等待母亲的时候，都会感到很无助。他把这种无助看作是一种障碍，常让他在类似考试的场景中感到恐惧。因为这种恐惧，他竭尽所能离开了文职工作，转而在军队服务。他要求我，他当时的治疗师，给他写信证明他不适合这种文职工作。我多次拒绝这样做，因为我觉得没有理由这样做，也因为我当时受节制原则的束缚。因为这个，患者经常暴怒，有时也会抑郁。他在愤恨和顺从之间挣扎。
患者的父亲离开了家，但仍然和患者保持联系。父亲用专横的方式对儿子，经常怂恿儿子抵制母亲的要求，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患者不到十岁的时候，父亲给他一把BB枪。我感觉，我们关于证明信的争论和他跟父亲潜意识的关系有很多联系，他必须不屈从于任何规则，这意味着既不做文职工作，也不同意治疗师。因此患者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更加无助的境地。
小时候，患者经常被单独留下，伴随着自己无法控制的强烈情绪。没人和他讲话。无论如何，在他的家庭中，讲话不是常态，行动多过会谈。患者是名学者，目前为止从未看过一场戏剧表演或者参观过博物馆。因此，治疗的部分成效是他有机会谈论他的情况和感受。生平第一次，他去了剧院，并叙述了他的印象。当然，谈论他有关暴力的幻想和强烈的愤怒也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在表达感受和分析无助情景的同时，相应的，他现在能够更好控制自己感受，并接受他自己无助的部分，这种无助是从老人那里观察得到的。
但父亲的影响依然存在，他潜意识里要求患者不要被规则束缚，而要杀了对手。在治疗中，当我们刚刚能够理解他的某些方面，可以缓和他内在的暴躁情境的时候，这种潜意识要求开始浮出水面，有时毁掉了一切。下面的场景就发生在这种情况下。
患者闯进我的办公室，扔下一包他声称在超市偷的生肉。他看起来非常激动。我，他的分析师，因为突然出现的攻击和暴力而感到心脏狂跳。好在患者像往常一样坐下，好在那包生肉被放在房间另一边的桌子上，在我们的关系之外，这可能帮了我，让我能保持一定距离并自由思考。我说：“我认为我们今天处理的是一种原始的感受，这种感受让我感到害怕。幸运的是，它们被包裹着，现在躺在桌子上”。病人能够明白这个隐喻，并讲述了他不顾风险偷这块生肉时的无助感，因为他之前被抓住过一次。我很自然的把父亲潜意识要求他忽略所有规则作为一个解释。同样，他因为治疗师的死板而愤怒，也可以这样加以解释。这个场景帮助患者梳理了他不能用言语表达的、强有力的感觉，理解了父亲的“远程控制”，是父亲煽动他做一些危险的、犯罪行为。
停滞
其他被认为是特别困难的情境由一个完全不同的现象引起。这些情境的标志是感觉缺失，更确切的说是麻痹。治疗中有这样的阶段，似乎没有任何进展，只是同样的话题和关系的重复。或者，更困难的情境是，在治疗中存在有趣的对话，双方都在就患者的问题进行富有成效的工作，但就是没有任何改变或者进步。这种情况可能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不安或恼怒被意识到，因为他们掩盖在最大限度的安全感之下。治疗双方都对此时的情境和主题非常了解，他们也能理解彼此。没有人觉察到不安和不安全感，场景过于安全。这种场景中有些东西是不对的，通过我们的疲倦，缺乏改变和问题重现，这种不对变得明显起来。这里更困难的是再次认识隐藏的错误（地质学中可引起地震的“断口”），再次打开你的眼睛。我想用一个例子来澄清这一点。
停滞的例子
患者已经暴食超过25年。她接受过两次长程的心理治疗，这个时候，她已经接受了两年的精神分析治疗，每周四个小时。
在精神分析的第一年，分析师对患者有了一定了解，对她童年和现在生活知道很多。听患者实事求是描述的童年状况是很重要的。她看到了出生、死亡、屠杀动物，另一方面，严厉的教育是她童年的框架。在她儿时的幻想中，有大量关于上帝的内容，诸如遵守上帝的戒律或是不遵守。家庭的饮食习惯是极端的，他们几乎吃掉所有食物。一个同胞生下来是死胎，这对患者造成了很大的创伤。这让患者感到内疚，并发生了相应的行为改变。从这件事开始，她被迫“吞咽”一切。
这些早年经历与丰富的幻想，这些幻想有时像离奇的画面，她主要的症状、情感和问题相互交织，充斥在她的治疗时间里。她将童年的经历图式化，并与以下给种情绪联系在一起：其他同胞的嫉妒，压抑的攻击性，觉得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因而总觉得自己是丑陋的、坏的、不合时宜的。一个特殊的问题出现并持续多个小时。由于她的脚太大，她找不到合适的鞋，现在流行的鞋子款式不是她的风格，及其他的问题。她时而抱怨自己的脚太大，时而抱怨鞋厂只涉及有限尺码的鞋子，在二者之间摇摆。总在讲同一件事。
在这种情况下，分析师的任务就是不断地为患者的攻击性顺从踩刹车，指出患者在这种情景下呈现的是她自己的哪一部分，她对自己的不满意，对完美形象的理想化期望，对拥有完美双足的人无法克服的嫉妒，等等。大多情况下，这些努力有成效。患者平静下来，以一种自我和谐的状态离开治疗室。
然而，她的遗留问题是以 “暴食”方式对待所有这些新的感悟和解释。一次又一次地她来治疗并从头开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切又被搞得一团糟。
不能否认的是，这对治疗师和病人被困在了这里，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利的。就像被卡住的磁带，不停地重复播放同一场景。显然对治疗师来说，她必须倾听并把自己的分析技术运动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当前对患者的理解需要被丢弃、拆分、至少是暂时丢在一边。所以治疗师象征性的靠在椅子上、变得安静、沉思这个事件。她不能够理解为什么患者总是遗忘发生在治疗室里的事，她并不认为这种遗忘是一件坏事。她感到无力，预感到第三次治疗有失败的危险。
一天，她注意到患者的语气，这是种急迫和恳求的哀号。患者抱怨，尽管她努力适应并安排好所有事情，她还是再次被拒绝、敷衍和忽视。治疗师想象着患者内心的两个方面在对话，一方审判患者，另一方为她辩护，急切的解释说她知道并且非常努力，但其他人总是把她放在局外人的角色，这不是她的错。并不是她自己不允许她变好，变正确。审判的一方，是否能这样看待她，而不谴责她。一段时间后，治疗师告诉了患者这个想象中的情节，看来她必须为自己辩护，只有她能证明不如别人不是她的错，才能缓和她的境遇。这种理解她境遇的方式第一次走近了一个人，这个人一直在后台起作用。可以这么说，这个人躲在无形门之后，为自己派遣跑腿人而不被发现。一旦被发现，这个人不是简单的走出来，而是治疗师和患者在外面和她沟通。他们理解她的焦虑，惊叹她的鞋子困境，因此理解，找到合适的鞋子是多么困难。要么法官喜欢他们，但它们不适合躲在门后的人，要么它们更适合她，因此带给她一个有罪的判决。暴食行为可以解释为一种尝试，屈服于道德要求，吞噬一切，在它可以制造伤害之前摆脱这种不方便的想法。这样就可以让她的嫉妒、对湮灭的恐惧，对环境的愤怒存在，并融入到合适的环境中。这时，她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
不需要追究进一步的细节，我们看到治疗师如何充分利用她的能力，有目的的面质绝望而无助的情境，认识它是什么并让它发生。她下一步不是用知识摆脱这一状况，像她之前做的那样，而是顺从它并忘记所有的知识，以便她能够再次聆听患者，以一种崭新的不同方式。
总结：
我想告诉你，困境是我们治疗中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们是连结潜意识的不可替代的入口。这意味着，治疗设置期待并鼓励这种情况的发生。它需要分析师具备一定的能力，能在安全不安之间创造和保持一定平衡。处于半安全状态下的患者的确可以从这种不安中获益；对治疗师来说，只有具备一定内在自信和自由，才可以用一种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不安和混乱的情境。
这进一步说明在困境下我们没必要寻找其他技巧，相反，我们尤其需要反复、不断的使用我们理解的技术。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剥夺了这些特殊时刻固有的改变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