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代中国而言，困扰国家运转的难点之一，在于调配国计民生的大宗基本物资。
以粮食安全为例，饥荒经常在古代引起社会大乱。
实际上，稍微对农业能够有所了解的人，便会知道。“三年耕而余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
以自然灾害的普遍频率而言，很难出现连续超过三年的旱涝问题。因此，整个社会的粮食总储量，在绝大多数时间，是能够满足所有人最低限度的生存所需。
然而为什么，饥荒还是会频繁发生？
很简单，整个社会对粮食的持有结构，是严重不平衡的。
自汉代以后，国家设立了官方的储粮部门，用常平仓、义仓、广惠仓这三种主要储粮模式，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干预粮食市场的粮价，效果非常显著。这项制度不仅在世界范围为先例，而且沿用至今。
既然如此，为什么在“三仓”出现后，还是总会出现饥荒？
因为封建时代的国家，无法确保国家资源向普通民众做出足够倾斜。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并不发达，粮食的长途运输极为艰难。
更要命的一点在于，国有粮食总储量在各地的储备能力并不一致。在人多地少的地区，国家能够依靠自身财政实力而收集的粮食极为有限，更多的粮食储备，依旧掌握在地主、富户手中。
地方豪强势力不仅在县以下的政治机构中占据主要地位（但不能称之为“垄断”），还通过粮食储备等方面，迫使政府不得不仰仗这些人来救济灾民。
一旦政府官员无法有效协调地方豪强，那么赈灾就几乎无从谈起。
这在盛世还好，一旦中央权威有所下降，那么赈灾工作往往举步维艰。
这就是中国古代国家运行的一个死结，而两千年后的上个世纪，新中国决策层解开这个死结的办法，同样简单而巧妙：
1.收回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国家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
2.同时，将党支部建在村一级，彻底打消地方豪强在政治上对抗中央权威的存在的可能。
但从郡县到村镇的政权下探这一步，中国走了整整两千年。
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政权的建设，至今还只停留在市级或县级。
这就是中国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的优越性，也是我们永远在大灾大难面前，国家承受能力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这也能解释，究竟为什么，中国在未来能够完成任何其他国家无法完成的任务——国家复兴与引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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