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成了一名建筑工人

01

我颤颤巍巍爬上了脚手架，太阳炙烤着我黝黑的肌肤，像一个正在为我输液的医生，将灼烧不遗余力地传送进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安全帽下的头发已经全湿，顺着瘦削的脸庞流下来，穿过层层脚手架，滴进了尘土飞扬的工地。

这片工地被多少建筑工人的汗水浸染着，我数不清楚。只知道，这三个月里，我流下的汗比在老家18年里流下的汗还要多。

这一年，我18岁，独自一人在这里谋生。

我是家里的长子，下面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

早年，父母守着一亩三分地和猪圈里的几头猪崽，每天起早摸黑地干，一年到头来仍旧吃不饱穿不暖。

王叔是我们村里消息最灵通的，他说，去大城市打一年工，怎么着也比在乡下干一辈子农活强。王叔能说会道，过了元宵节，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就跟着他跑去了大城市。

父母的祖祖辈辈都扎根在这片泥土，从没见过外面的世界，也不向往外面的生活，只是这日子实在贫苦。

父亲的心思被动摇，是在他们打工回来的年末。王叔和几个年轻人喜气洋洋地坐在大槐树下，抽着城里才有的高档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展示着大城市的楼有多高，路有多宽。父亲没有看王叔挥得眼花缭乱的手臂，低着头抽烟，烟圈从忽明忽暗的烟头里冒出来，包裹着无尽的忧愁。

过了年，第二学期要开学了，学费还不知道从哪里挤。

那顿年夜饭吃得最沉闷。母亲一边炒着菜，一边向父亲数着家里的点点滴滴，照顾四个孩子的吃喝拉撒，还要干农活喂猪崽。父亲抽着烟不说话，许是受不了母亲的喋喋不休，才吼道：“孩子的学费怎么办！”

母亲也没了声响，只听见大锅里的热油滋滋飞溅，以及灶肚里燃得正旺的柴火声。

正月十五过后，王叔和那批年轻人上路了，队伍中夹杂着父亲瘦弱的身影。贫穷的家境不得不让母亲屈服，默认了父亲外出打工的计划，但心里仍生着气。弟弟妹妹抱着父亲的腿在院外哭泣，我站在大门口向院子里张望，母亲侧着身子坐在屋内修补衣服，平静的脸上看不出情绪。

父亲没吱声，决绝地走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02

母亲的脾气很犟，生了气就不容易消气。

当父亲第五年回来时，家里的境况已好了不少，学费已不再需要东拼西凑，大年三十还能吃上一顿丰盛的年夜饭，我们的压岁钱也多了不少。看着嬉戏打闹的我们，母亲冰冷的脸变得柔软。

其实，母亲的气早就消失在父亲买回来的那条红色连衣裙里。长年累月与大地为伴的农村妇女哪里有机会和资本穿上这样一条鲜艳的裙子，那一瞬间，母亲娇羞极了，随后板起脸教训父亲。父亲点了一支烟静静地抽，最后才微微吐出一句：“跟你很配，就买了。”

每年元宵过后，离家打工的队伍总在壮大，十几岁的男孩子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出城的路。看着我投去羡慕的眼神，父亲总是拍着我的肩膀，郑重地说：“阿林，这不是你要走的路，你要靠学习走出大山，明白吗？”

我点点头，却瞥见了偷偷摸摸混在队伍里的条子。

条子比我大三岁，和我从小玩到大。他母亲生他时难产去世，后妈嫁过来没多久，就害怕他父亲发了疯的酒后家暴而逃离。条子整天笑呵呵的，但我知道他瘦弱身体上布满的青紫痕迹全部来自于他父亲。只是条子从来不说，也没地方可以倾述。

我喜欢坐在离家不远的小土坡上看书，看累了就假装自己在高高的大山顶上眺望远方的城市。条子晃晃悠悠走过来，安静地坐下，瞥了一眼我手中的课本，打趣道：“哟，这么用功啊！”

“当然啦，这是我们走出大山的唯一方法！”

条子扑哧笑了，我傻傻地看着他调笑的表情，不明所以。

“阿林，我决定明年跟着王叔出去打工。”

“为什么？你不读书了吗？”

“阿林，这里围困着多少拼命想要走出大山的孩子，最终又有几个孩子能撑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天。”

“可是……可是……”

“阿林，珍惜你的机会好好读书。这条路，我已经走不通了。”

后来，条子再也没去上学。我听母亲说，条子父亲不让他上学，让他去镇上赚钱。

条子离家的那天，他整日醉醺醺的父亲一无所知。

03

我一直记得父亲和条子说过的话。

除了家里必须要为母亲分担的农活，其余时间我全都钻在学习上。年末父亲回来，我自豪地将成绩单递给父亲，他的眉头舒展得很开。

或许是因为我的身体在拔高，每次见父亲，我都感觉他的个子比去年更矮小，脸色也更沧桑。母亲做各种补身体的汤给父亲，父亲不喝，坐在一边点根烟，笑呵呵地看着我们喝得一滴不剩。

第九年，父亲出门的那天，母亲的右眼皮跳个不停。她心慌慌的，跟父亲商量着：“要不，咱们别去打工了。”

父亲瞅了眼站在一旁身高参差不齐的兄妹四人，拍了拍母亲的手：“没事，再打几年工，我就回来陪你。”

这是父亲对母亲说过最甜的情话，却也是最后的情话。

王叔跨进我家大门的那一天，母亲就知道出事了。如果不是年末，王叔是不会回来的。王叔说，父亲在脚手架上晕倒了，摔了下去，当场身亡。

母亲随着王叔去了大城市，那是好多人向往的繁华都市，她却生生地恨起这个地方，这个带走她丈夫的地方。

那一年年末，我手里紧紧攥着成绩单，却再也盼不回父亲。

我再一次坐上那个小土坡，身边早已没了条子。条子出去四年了，再也没有回来过。我想起条子曾经说过的话，心中一片凄凉。

18岁那年，我终究辜负了条子对我的希冀，离开了家乡。正如他所言，很少有孩子能撑到走出大山的那一天。

父亲和包头工签了10年合同，未满10年要交一笔巨额违约金。包头工拿着医院出具的证明，父亲因为贫血晕倒才导致高空坠落，建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无权无势的我们拿不补偿金，还面临着巨额违约金。

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

我找到王叔，请他跟包工头商量。最终，包头工勉强答应，由我来接替父亲工作。

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决绝地走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灼热的空气模糊了城市的美好，看着远处一栋栋拔地而起的华丽建筑，我擦了擦汗，义无反顾地向上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