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小山村的四周都是小山丘，小山丘上没有大树，小树也没有，只长一种被我们唤作“棘子”的灌木丛，每根枝条上长满了长长的尖刺。到了冬天这些“棘子”被砍倒拖回家烧火暖炕，围着山村一溜儿全是光秃秃的土馒头堆。
说实话，小时候并不觉得小山村是多么“小”多么“山”，直到上学后才知道，原来它是这么小这么山，小到山到没有老师愿意来“支教”，正式的老师都不肯来我们这棘子丛里。
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了两年，几个老师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主，一来到就想着快点调走，他们教得马马虎虎，我们学得糊里糊涂，读完二年级我自己都不知道啥叫学习好，反正斗大的字没识到几个。
上了三年级，我们小学得到了彻底的改观，这改观来自于一个只有一只眼的老头，他就是郑老师。
郑老师年纪挺大了，头顶都秃了，常年戴着一顶帽子，这在山村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只有一只眼睛，另外一只只有一点缝，缝里露出昏黄的眼球，一看就是完全没有视力的。绰号也是极现成的------“独眼龙”。大人孩子都在背后里这样叫他，有调皮的学生会站远了喊一嗓子立即跑掉。他听到了也像没听到一样，脸上永远带着一点儿微微的笑意。
原来教我们数学的窦老师还教数学，郑老师担任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除此之外，我们都不知道有的课比如音乐、绘画、体育、劳动统统开了课，并且任课老师统统都是郑老师。
我到现在，每次听歌，都还会很注意地听歌手唱“的”和“了”的音，因为那时候，郑老师教我们唱歌的时候说，在歌中“的”是要唱作“dì”，“了”是要唱作“liǎo”的。虽然他教过的歌我一首也记不住了，也没有人再会分什么“的”“地”，“了”“了”，但他那认真的神情却像烙印一样直今印在我的脑海里。
数学老师窦老师是个年轻小伙子，在郑老师来之前体罚学生家常便饭。有次他上课的时候，一只蚂蚁爬上我同桌女生的胳膊，就在胳膊上咬了一口，上面鼓起来了一个小包，想必是又痛又痒，那女生就用我们常用的法子沾了唾沫去揉，窦老师瞅到她上课走神，一言不发走下讲台，他那时穿着那个年代的劣质皮鞋，鞋底像石头一样硬，他就穿着那种硬皮鞋冲着她一脚，她被踢倒了，连带我一起跌坐在地上，因为我们俩是坐同一条长木凳的。
我们坐在地上，因为窦老师没让我们起来，我们就不敢起来。我眼泪汪汪看了眼门口，突然就看到了郑老师，他一言不发用那一只能看人的眼睛定定地盯着窦老师。直盯得窦老师面皮发红，他才慢慢地转过身走了。
窦老师再上课的时候，我和同桌都已经忘记这事了，毕竟，那个年代作为一个孩子挨打实在是家常便饭，在家里被父母踢两脚，在学校被高个男生用小杆敲两下，要是老师因为学习的事给两个爆栗，那简直可以说那是老师把你看在眼里了，觉得你“孺子可教”。在大人的眼里，我们这些小孩子只是小动物一样的存在，给点吃的喝的那就是照顾得很周到了。
不料，窦老师竟然红涨着面皮给我们俩道歉，郑重地说是他做得不对，对不起我们。我们俩个像被惊到的小鹿，惴惴不安了好久，生怕窦老师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然而，从那之后，窦老师虽然还是会时不时对我们飙点脏话，但再也没打过学生，哪怕有些学生在我们这些同学眼里也着实该打。
那时候年纪小，不懂，完全没把窦老师的变化、学校的变化与郑老师联系起来。
那时候山村教师是吃百家饭的，谁家孩子上学谁家轮流管老师饭，轮到谁家了就做好饭到学校叫老师去自家吃饭。
这样的规矩对相对富裕的家庭也没什么，无非就当来客了，多两副碗筷炒两个菜，但对每顿热水泡干煎饼的穷人家就很犯难。
当时，我家就是后者，轮到管老师饭了，我妈前几天就开始上急，再上急也只能将平时舍不得吃的白面和了，揉成团，拿出擀面杖擀一擀，洒上点葱花放大锅里烙，出锅后再用菜刀切成几块堆盘里，这就是主食，菜呢？从咸菜瓮里捞一个腌好的疙瘩切成丝，就是全部的菜品了。
那次管过老师饭后，我妈从郑老师坐过的板凳上看到了五角钱，喜不自禁地捡起来，跑出去跟村人炫耀，这才知道郑老师每次吃饭都会留下五角钱，那时一支铅笔两分钱，五角钱够所有老师的饭钱了。以至于我妈以前抱怨管老师饭，现在都盼着快点轮到我家管饭。
然而，郑老师吃过几次百家饭就不再吃了，而是一个人留在学校里自行解决。时至今日，我才能体悟到郑老师当年的处境，面对让学生家长轮流管饭的规矩，他心里一定是不认同这种吃白食的做法。但作为老师中的一员，他初来乍到就坏了规矩，其他老师肯定是不答应的，他入乡随俗地跟着吃了几次饭，每次都留下饭钱，而好几个老师只有他一个人搁钱，这种做法依然是“异端”，他只好“异端”到底，不再“入乡随俗”，管不了别人，总可以管得了自己，于是他自己一个人吃饭了。
那时的学校并不具备做饭的条件，我那时年纪小，郑老师到底是如何吃饭的无从得知。但他却是我人生第一人，是我接触到的 “我改变不了世界，但世界也别想改变我”的第一人。长大后，我过着平庸的生活，在这生活中每次拒绝随波逐流的勇气，那都是郑老师给我的。
村小学有两个茅厕，一个男厕一个女厕。不知为什么有段时间没人打扫女厕，适逢夏天，蛆虫涌动，女生进不了厕所，就在厕所的走道里解决，渐渐走道也进不去人了。
已经记不起当时是怎样起心动念，怎样说服小伙伴，有一天我从家中带了铁锹领着三个小伙伴，把女厕打扫了。打扫完了也就打扫完了，看着厕所能进人了心里挺高兴的。
没想到的是因为打扫厕所我受到了今生最隆重的表扬，那是我此后不管得到什么奖状什么荣誉再也没能感受到的滋味。
郑老师没在班上口头表扬我，也没给我申请什么荣誉，他只是端了一盒粉笔，来到小学围墙边，那面围墙整墙都设计成了一块长方形的大黑板。郑老师就在黑板上一字一划的写上了自编的三字经，字迹工整隽永，我跟很多学生好奇地围了上去，不料一读我就脸红了，悄悄地遁走了。
等郑老师全部写完，学生们都散尽了，黑板前空无一人了，我却又悄悄地潜了回去，红着脸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了整面黑板上所有的字。郑老师的三字经通篇都是在表扬我领着三个小伙伴把女厕所打扫了，就这么点事，他竟然会费心写成这么满满一大黑板的三字经，用这样文雅的形式来表扬，是我遇到的最费心思最真挚的表扬，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最大赞赏。
因为喜欢郑老师，我很容易就喜欢上了语文课，当上了语文课代表。
那时没有教辅材料，郑老师总是把古诗释义写好几页纸，再把纸交给我，我个头低够不着黑板，就踩着凳子把释义抄黑板上。
往往一首古诗很简单的二十字，我都要抄满一整面黑板。我抄的时候，我的同学们就在我后面打闹，并没有人往自己笔记本上抄，抄着抄着我就有些委屈，觉得自己在做无用功。
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那些优美的古诗释义细雨无声地滋养了我，当时就看得见的好处是我的字写得越来越好，以至于后来有人向我请教怎么练字，我总是跟人说：“粉笔字最练字了。”
我的作文在郑老师的指导下也渐渐写得好了起来，明明是很不成形的幼稚文字，郑老师却很喜欢。不但在课堂上大声念，还拿到镇上的一个小刊物发表了出来。
郑老师兴冲冲地在课堂上公布这个好消息时，就有个男同学用阴阳怪气的腔调大声说了句：“有什么了不起，还不都是抄的！”彼时，我们家在村子里是贫困户，又因只有两个闺女被称为“绝活户”，而我自己个子小小的，瘦瘦的，黄毛毛几根根，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没少受到同学的奚落与嘲笑。
我听到这个男同学当众这样说，只能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不料，很少动气的郑老师却生气了，大声质问那个同学：“你凭什么说是抄的？有本事你也抄也篇给我看看！我们现在学的每一个字，每一篇文章也都不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什么叫学习？就是学习前人的，才能形成自己的。谁也不可能不用前人的东西，凭空写了一篇东西来。这篇文章虽然还只是篇习作，但通篇都是写自己的真情实感，绝对不存在抄的问题！”
其实那个男同学只是个“刺儿头”，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唱反调，和周围的人对着干就是他的处世方式。大家都习惯了，他说的话大家也都知道是瞎说，根本不会有人认真去反驳。这是我的人生中第一次有人为我仗义执言，这个人是我的郑老师。
郑老师买了一本厚厚的《中国少年之星》送给我，我拿到手里一翻就看到里面介绍的都是些天才神童的人物，个个妙笔如花。感慨道：“他们好厉害啊！”郑老师的那只眼睛里射出温煦的光芒，充满期待地望着我，说：“将来你会比他们更厉害。”
时过经年，我没能成为一个“比他们更厉害”的人，甚至没能成为一个“厉害”的人，但郑老师那句期待还是如寒夜里的一盏小灯，给我温暖给我安慰给我光芒。
后来，我很想再见郑老师一面，但在我小学毕业后他就离开了我们村，有人说退休了，有人说去了别的山村小学。方圆几十里的小学我都打听过，姓郑的老师很多，但都不是他。被委托者都问我：“你难道不知道老师的名字？有名字就好打听得多。”我很惭愧，我竟然一直不知道郑老师的名字。
后来，我读了大学，读了研究生，离家乡越来越远，偶尔回趟老家，老家也不像记忆中的那个样子了。后来甚至于村里读书的适龄孩子们越来越少，村小学竟没有了，孩子们都得坐很远的校车到镇上去读书。
我去过小学的遗址，操场上晒满了玉米棒子，教室当然早被推倒了，唯一还能证明它曾经是座小学的，就是那面颓破的墙上经了太多风雨裂了好多道纹的黑板，哦，黑板也早就不黑了，斑驳的灰色。我没伸出手去摸它，只是，看到它，我的心中浮现出整整一黑板的隽永的白色粉笔字，那是郑老师为了表扬我专门为我编写的学雷锋三字经。那样隆重地表扬，我的一生中，绝无仅有。
又过了很多年，单位要求交学历证明，我从厚厚的一摞证书里不经意翻出了自己的小学毕业证，那上面有个陌生的小姑娘瞪着一双智商余额不足的大眼睛，呆滞极了。
看着这张照片就想起照它的时候，印象中是第一次照照片，紧张得不行，摄像师叫：“不要眨眼！”我就拼命瞪大眼。两天后，照片被送过来，我作为语文课代表刚好在办公室，郑老师就立即把我的照片挑出来，拿在手里一看，他那样温文尔雅要求我们时时说普通话的人竟然冒出一句土话：“什么照相的，把好孩子照雀古了。”
他那惋惜的语气言犹在耳，在他眼里，我一定是个灵气十足的好孩子。他一定没想到，这样的好孩子长大了，也不过是一个很平庸的大人。
我怅然地握着小学毕业证良久，刚要放下它的时候却发现了新大陆，在红章章的下面，印着小学校长四个字，而这四个字的后面，是郑老师的笔迹，很隽永的钢笔字，很清晰的三个字：郑昭远。
原来，原来我的郑老师他叫郑昭远。
有股冲动涌上头，我好想找到当年委托他们帮我找郑老师的人，告诉他们我知道我老师的名字啦，他叫郑昭远。片刻之后我自頹然了，郑老师教我的时候都临近退休了，而今，我小学毕业已三十年了。
我竟然不敢再去打听郑老师的消息。
郑老师，您还在吗？多希望您还在。
您在，童年的那些花儿就还没有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