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25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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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崩盘》

在 2013 年冬至 2014 年冬的独立广场示威活动中，乌克兰人民热情地挥舞着欧盟的蓝色旗帜。在欧元区经历了痛苦的挣扎之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的歌颂，对欧洲来说都是一种宽慰。基辅亲欧盟的示威者将欧洲赞誉为他们的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欧盟提供了民主、自由、繁荣、法治和“美好欧洲”的承诺。这个形象源自 20 世纪 90 年代和本世纪初，当时欧洲正在庆祝冷战结束、经济增长和“更紧密联盟”的前景。

2013 年春，随着德国现代政治中第一个公开的欧洲怀疑论政党的出现，这些情况变得尖锐起来。这个政党就是德国选择党

虽然德国选择党在 2015 年继续领导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的运动，聚集了一批排外主义选民，但该党最初是由一群保守派教授创立的，他们反对默克尔对欧元区采取的妥协政策。在 2013 年 9 月的德国大选中，让主流社会感到宽慰的是，德国选择党未能突破进入联邦议院所需的 5% 门槛 。但它分走了大量自民党的选票，足以让自民党自 1949 年以来首次退出议会。

由于各国对危机处理不当且造成了惨重损失，右翼民族主义者获得了新的追随者和更大的可信度，但是它们在欧洲政坛边缘堆积起来怨愤情绪却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左翼的组成群体发生了变化。与国民阵线中愤怒、阶层较低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翼的新政党充满活力，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欧洲反复出现的进步的社会运动力量的更新。

主流媒体对 2014 年 5 月的选举结果的直接反应是，将批判现状的左翼和右翼人士都斥为“民粹主义者”。

考虑到希腊经济的衰退，希腊的债务负担仍然过大。 2012 年的协议使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共贷款来取代私人债务，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增加了政治风险。让那些押注希腊高收益债券的私人债权人烧钱是一回事；向保守的欧洲北部国家纳税人提议说，他们应该对希腊反叛的左翼政府做出更大的让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2015 年的事态发展导致了一场新的政治对抗，在这场对抗中，战线出现了令人昏乱的反转，至少在希腊新任财长雅尼斯 · 瓦鲁法克斯（ Yanis Varoufakis ）对希腊局势的描述中是如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表达对希腊建制派政党的偏爱时，欧元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与那些造成希腊可悲财政状况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利益集团保持一致。

2015 年 1 月 22 日，马里奥 · 德拉吉宣布，欧洲央行最终将采取全面量化宽松政策。在德拉吉发表“不惜一切代价”演讲两年半之后，欧洲央行并没有满怀热情地兑现这个承诺。在 2012 年至 2014 年间，德拉吉曾允许欧洲央行收缩资产负债表。迫使他在 2015 年出手的，是通缩的严重威胁。

德拉吉宣布，在欧元区的通胀稳定在安全的正区间之前，欧洲央行将以每月 600 亿欧元的速度购买主权债券。

在 2012 年明显摆脱危机的两年后，欧洲再次陷入僵局。为了确保其职能得以为继，欧元区需要朝着进一步的一体化迈出大胆的步伐。然而，考虑到民众日益强烈的反对和持续的经济不确定性，政治动力从何而来？ 2014 年 5 月，经由欧洲选民做出裁决后，谁会愿意为了批准条约变更而甘冒引发全民公投的风险呢？

欧元区没有分裂。希腊仍然留在欧元区。欧洲已经恢复了采取相当严酷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欧洲央行已经展示了央行干预措施的安抚力量。希腊走上了三驾马车要求的“改革”道路。但是，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方针表明的那样，这既是政治问题，也是金融危机管理问题。欧洲债权人固执地拒绝讨论债务重组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成败的关键不是宏观经济表现，而是对一个任性的欧元区成员国实施纪律。

2015 年欧元区再次实现了稳定，这不仅仅归因于获得了胜利的德国保守主义，还在于对激进左翼联盟的紧缩政策进行了必要补充的量化宽松。正如美国的量化宽松那样，这是一个反常的互补方案。如果没有量化宽松，那么紧缩政策将使经济陷入瘫痪。如果没有紧缩，那么量化宽松在政治上将让保守派无法接受。

在实力较弱、依赖性较强的欧元区成员国中，针对左翼政府的财政压力策略奏效了。欧元集团的政治和经济纪律计划占了上风。尽管齐普拉斯和科斯塔领导的政府虚张声势，并在国内外激起了真正的骚动，但他们并没有承诺要进行革命。他们承诺的是民族自治和自尊，尤其是社会进步。这使他们容易受到即刻发生的经济窒息的威胁。毕竟，如果对欧洲央行的流动性援助设定上限，导致你无法从银行取出现金，那么即便是小幅增加你的养老金，或者缩短你获得保障性住房的等待时间，又有什么意义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欧盟成员国身份塑造了具有竞争力的现代化的英国经济。与任何政党一样，保守党也参与了这一进程。 21 世纪的伦敦金融城已成为英欧关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英国与欧元区的离岸关系，不仅定义了英国和欧洲在金融全球化网络中的地位，也定义了它们与美国的关系。如今，引导和管理民粹性民族主义政治的企图具有极高的风险，保守党领导的政府正在使伦敦发挥其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作用。

与华尔街不同的是，收紧对英国银行的监管并不等同于限制伦敦金融城。金融城首先不是一个国家金融中心。它的主要业务是全球业务。

现代伦敦金融城建立在欧洲美元体系之上。多亏了美联储，它才在危机中幸存下来。但是，美国的监管机构明白，对于美国银行积累的一些最极端的风险，伦敦提供了一个平台。

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伦敦开始了一场不同寻常的 21 世纪的赌博。正如伦敦金融城之前为美国所做的那样，它将自己重塑为中国通往世界的金融门户。

2012 年春，伦敦金融城政府启动了一个项目，将金融城打造成人民币交易的重要中心。结果创造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第一。早在 2012 年，汇丰银行就发行了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伦敦同时声称，中国境外人民币支付业务的 62% 都是在伦敦完成的。 2013 年 6 月，为支持不断扩大的人民币业务，英格兰银行与中国人民银行达成了互换协议。北京向总部位于伦敦的资产管理公司授予特权，使它们成为首批获准直接投资人民币计价股票的西方公司。

美国和中国都在争夺地缘经济地位，伦敦对此视而不见。中国提议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让中美之间的争夺公开化。华盛顿对伦敦渴望加入这家由中国牵头的银行的愤怒反应，就很能说明问题。

在伦敦及其近郊，受金融城财富的推动，从 2013 年至 2016 年，伦敦房价飙升了 50% ，远远超过英国其他地区的增速。伦敦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国际化大都市，是寡头们的首选之地。

民众是否支持欧盟，目前尚不确定。对于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来说，布鲁塞尔是一块斗牛用的红布。银行家和伦敦的“精英阶层”不受欢迎。“留欧”阵营的回应则是更加努力，继续坚持和重申自己的主张。

公投当天，留欧派还比较自信。不过，到了 6 月 24 日凌晨，很显然，脱欧派已经以微弱优势获胜。回过头来看，一段时间以来，民意调查都表明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果。英国脱欧派的获胜领域与 2014 年英国独立党的获胜领域相同，也赢得了同一批人的支持。保守党的核心选民 —— 老年人、地方中产阶级 —— 集体投票支持英国脱欧。他们可能会一直这么做。不过，也有一大批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加入了他们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