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如何祛“俗”？题文诗

黄庭坚：如何祛“俗”？

题文诗

天生万物,万物有情,情真不俗,情假随俗,

情真真挚,真挚神清,神清正气,气正心正,

心正身正,身正笔正,笔正情致,情致脱俗,

脱俗韵生,妙笔生辉.有法之法,为学日增,

童真不改,真情常在.无法之法,为道日损,

初心不失,至情永恒.情通万里,古今笔连,

笔端含情,情满人间,人间大爱,才情四溢.

大医精诚,文章真情,真情文致,至文天真,

天真情真,情真意深,意深文神,文神至真,

至真绝假,假绝不俗.

（此文引自网络）

宋朝是中国文化最发达时代，文士讲究人品与才气的统一，书法从唐朝的“尚法”转到宋朝的“尚韵”。“书如其人”，书法艺术成为人品的艺术类型。黄庭坚明确指出“笔墨各系其人”（《山谷题跋》），书法乃一种君子品格，绝非庸人、俗人所为。除“观韵”之外，“绝俗”同样是是黄庭坚书法美学思想的核心。

针对当时因袭古人、人们争相模仿晋唐法帖的书风，黄庭坚发出“绝俗”的呐喊，“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譬如周公、孔子，不能无小过，而不害其聪明睿圣，所以为圣人。不善学者，即圣人之过处而学之，故蔽于一曲，今世学《兰亭》者多此也。”

《兰亭》虽是真行书之宗，然不必一笔一画以为准。“法”束缚了创新的精神，他的呐喊可谓发人深省。他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对此，刘熙载有清晰的认识：“黄庭坚论书，最重在‘韵’字，盖俗气未尽者，皆不足言‘韵’也”。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黄庭坚的“观韵”与“绝俗”是浑然一体的，有韵则脱俗，绝俗必有韵。

黄庭坚对各种各样的“俗”都深恶痛绝，要求书法家首先要做“不俗之人”。他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何谓“不俗”？黄庭坚回答说：“或问不俗之状，老夫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平居终日，如舍瓦石，临事一筹不画，此俗人也。”而要做到不作俗人，不作俗书，则“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

他认为人要想脱俗，心就不能不牵于外物，要想妙于笔，首先要妙于心。“书如其心”，一个人心不如人而欲书过人，只能是南辕北辙。黄庭坚认为，一个人练习书法，勤学苦练，师法大家，可谓有法之法；而博览群书，有学识，妙于心，方能丰富心灵，扩充才情，弃俗从雅，从而书中有意，笔端含情，兴之所至，意得趣生，别构灵奇。可见，以“妙心”代学识、才情是提升书法品格、医治“俗书”、摆脱工匠习气的良方。

“俗”的本质特征就是利欲熏心，沽名钓誉，书法只是其捞取名利的工具而已。一个人如果不注重人格修养，没有很高的人生境界，在俗尘中不能自拔，字也必染上俗气，俗字必为俗人所书。俗人所书，风骨全无，气势全无，犹如一个人血脉不通，肌肉僵硬，了无生气，满面谄媚之色，一无特色之处。俗书之为首恶，正因“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一个人利欲熏心，品位不高，格调低俗，患得患失，书作就会越来越矫揉造作，为书造情，哗众取宠，笔力艰涩，尽显华而不实、俗不可耐之态。

“与众同者俗物，与众异者奇才，书法亦然。”一般表现为笔迹光滑，结体刻板，意境不高，姿态妩媚，风格狂怪，有躁气，剑拔弩张，强劲霸悍。中国文化认为文字是天象所垂，圣人则之，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学书在法，而其韵在人。一味拘泥于法度之中，为法所拘，不能自拔，只能成为书奴，所书似而无神，俗而无韵。

明代李梦阳曾树起复古主义大旗，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要求在书画领域“师古人”，以求得“古人本原”、“唯效古人”。明代董其昌甚至提出：“如柳则赵千里，松则马和之，枯树则李成，此千古不易，虽复变之不离本源，岂有舍古法而独创者乎？”复古主义的浪潮足以把人的创造性淹没，造成千篇一律、毫无韵致的结果。石涛曾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古人之须眉，不能生在我之面目。

”禅宗的“顿悟”是区别于其他佛教流派的重要标志，基本观念是“自心是佛”，这里的“心”是“真心”，即宇宙之心，了无世俗牵挂，无拘无束，“于六尘中不离不染，来去自由”。禅宗《坛经》云：“外离相曰禅，内不乱曰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佛是自性做，莫向身外求。”禅宗讲究不受外界因素干扰、不受内心杂念干扰的修行，才能保持“六根清静”，进入与宇宙万物合一的“涅槃”妙境，保持种虚静的心理状态，“心外别无佛，佛外无别心”，“自心是佛”，充分显示了禅宗超尘脱俗的思想。

宋代以降，书法“尚意”，欧阳修、苏轼都特别倡导“写意”，不仅强调了艺术要“弃俗”，还要追求韵味、意境。受禅宗“顿悟说”影响，宋朝以人论书，不仅要有鲜明的创造性和个性，更是将书品和人品紧密联系一起，书法家的人品修养也成为评价书法作品的一个重要标准。苏轼说：“人貌有好丑，而君子小人之态不可掩也；言有辩讷，而君子小人之气不可欺也；书有工拙，而君子小人之心不可乱也。”

在七卷本《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中，作者曹宝麟有如下评述：“苏轼、黄庭坚和米芾的实践努力，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他们三人都几乎没有老师的指点，而起手于唐人又使他们意识到横亘于前的‘尚法’高峰实际上阻挡了出路，正像好诗已经被唐人做完，另辟蹊径将有极大的困难。然而苏黄米三家毕竟属于时代的骄子，他们通过知己知彼的权衡，突破了唐人的樊篱，闯入了一条‘尚意’的新路，而帮他们达到目的的思想武器即是禅宗。”B11在当时宋代书法追求超越前代书法宗师的背景下，禅宗思想给宋代书法提供了追求创新、破除陈规、弃俗从韵的精神动力。

禅宗明确规定自己的禅法是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要对万事万物都不产生贪恋或放弃的念头，“心不染境”，在念念之中排除一切杂念妄想、不产生固定的好恶、美丑观念；“无相”是反对执著各种名相、境界，无有实体，无所执着，不能执着于一切法相；“无住”是于心无事，于事无心，是对世界和周围事物不执固定的见解和有所取舍的特定的心理趋向。这些思想强调勇于创新，不墨守成规，强调“随心所欲不逾矩”，强调艺术的自由创造和个性的发挥，为“绝俗”奠定了理论基础。

“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赞赏黄庭坚的“绝俗”：“黄山谷清癯雅脱，古澹绝伦，超卓之中，寄托深远，是名贵气象。”正如黄庭坚本人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中所说：“老夫之书本无法也，但观世间万缘，如蚊蚋聚散，未尝一事横于胸中，故不择笔墨，遇纸则书，纸尽则已。亦不计较工拙与人之品藻讥弹。”可见他在书法艺术中已经达到了自由的境界，他的一家之法即是无法之法，这种很高的书法境界，不是常人能够达到的。他要求于人的不仅仅是精湛的技巧，更要有深刻的人生体验，达到艺术最根本的生命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