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人有罪，我亦有罪。”
文学早已不局限于单纯地讲故事，在已有的文学规则下讲好一个故事固然称得上优秀，而伟大的作家常能越过边界，寻找另一种叙述可能。
余华称得上是一位极会讲故事的作家，在上一篇中，已谈到这一点。余华和莫言曾是鲁迅文学院的同班同学和舍友，作为同一时期的代表作家，聚焦乡土，展现时代变迁，其作品的精神内核是相近的。不同的是：两人在表现方式上走在了极简与繁复的两极。余华的作品情节流畅，阅读快感强烈，读者接受度也相对较高，不足的是其作品内容同质化严重。而同样是描写苦难，莫言的选题则要广泛得多。
《蛙》的主题是“计划生育”，在这个框架下，即使没有读过作品，对书中的内容想必也能猜个七七八八。当然，故事要怎样讲，每个作家会有各自的取舍。我想，这故事如果交给余华来讲，作品大概率会以陈鼻、王脚之类人物的视角写就。而在《蛙》中，莫言则是着眼于“蝌蚪”、“姑姑”此类的知识分子。
视角能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前者逃不脱余华一贯的“逆来顺受”的宿命观，后者则在这之上引发了反思和人道关怀。《蛙》中有王胆、王仁美、陈眉——“受刑者”——的悲剧；有姑姑、小狮子——“施刑者”——的忏悔；也有蝌蚪——“观刑者”——的反思。
在《檀香刑》中，有“三位一体”的说法：
“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我相信当年在菜市口处决戊戌六君子时，那观刑的人山人海中，大多是可以用善良来定义的百姓。但那些刽子手，之所以要那样夸张地表演，就是为了满足这些善良的看客的需要。而那些受刑人，之所以能够那样慷慨悲歌，视死如归，其中也有为了看客而表演的成分。这样，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
“三位一体”同样指向了《蛙》中“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的自我评价。
姑姑不单是“施刑者”，从接生到扼杀，从受人尊敬的“送子娘娘”到遭人诅咒唾骂的“活阎罗”，姑姑同样是“受刑者”。王胆、王仁美、陈眉也不单是“受刑者”，即便“牵牛揭瓦，房倒屋塌”，也要偷着生，躲着生，他们同样也是“施刑者”。而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运动中，人人都成了不作为，自顾自的“观刑者”。而悲剧就在于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了女人的肚子上，成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人人有罪，人人又无罪，人丧失掉人性，人又在渴诉人性。
而这场悲壮的“猫鼠游戏”不单是个体间的游击，不单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间的一损俱损。
结扎的男人，带环的女人，这是人与身体的抗争；原始的生殖欲望、劳动力过剩引发的粮食不足，这是人类繁衍与社会发展的冲突；多子多福、优生优育，这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国家的碰撞。如果普遍性的悲剧是源于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几千年里积蓄的矛盾的集中爆发，那么，姑姑的悲剧则是于时代附加下的一体两面的自我怀疑与否定。
姑姑是一个容器，她盛纳了人口政策的轨迹，顺承了人高尚与低下的某些品质，反映着人力所及与不可抗拒的力量。文中说，“姑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认真”是姑姑伟岸的基石，也是其悲剧的诱因。
推广新式接生，姑姑是认真的，执行计划生育，姑姑也是认真的。接生上万婴儿，再苦再累姑姑也毫无怨言，因为迎接一个个新生命是神圣的；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即便被人戳着脊梁骨骂，被人砸黑砖头，姑姑对生育政策也不曾动摇过，因为这包含了理想主义在里面，极端的手段是要绘未来宏伟的蓝图的。
姑姑最大的转变是在进入到新世纪。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集体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转化，随着数亿农民获得了流动和就业的自由，独生子女政策在很多地方已经难以落实。农民们可以流动着生，偷着生，而富人和贪官们也以甘愿被罚款和“包二奶”等方式，公然地、随意地超计划生育，满足他们传宗接代或继承亿万家产的愿望。大概只有那些工资微薄的小公务员，依然在遵守着“独生子女”政策，他们一是不敢拿饭碗冒险，二是负担不起在攀比中日益高升的教育费用，即便让他们生二胎也不敢生。”
生育政策名存实亡，乱象横生，理想与现实的背离让姑姑心中的理想信念崩塌。从前，她与所有人为敌也不曾孤单，而此时，她才是真正疏离到了现实之外。
姑姑这个包容了一切不可调和的容器最终被现实打碎。这一时期，我们看姑姑已褪去了那种认真，反而有点玩世不恭，愤愤不平：“老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现在呢？好人无好报，坏蛋享清福！”
打了一辈子布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这种现实的反差让姑姑陷入自我怀疑和否定。手上沾满的鲜血显得毫无意义，无意义又逐渐演变成姑姑心中认定的罪孽、现世的报应：“那些讨债鬼儿们，到了他们跟我算总账的时候了”。这种忏悔和自责也引出了后来小狮子代孕，姑姑为“小狮子”（陈眉）接生的赎罪意味。
也就如蝌蚪安慰姑姑时所说：
“姑姑，那些事算不算恶事，现在还很难定论，即使是定论为恶事，也不能由你来承担责任。姑姑，你不要自责，不要内疚，您是功臣，不是罪人。如果没人来做这些事情，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还真是不好说。”
迷茫，所有人都迷茫，姑姑是最迷茫的一个；现实，所有人都现实，姑姑是最不能接受现实的一个。若论受刑，姑姑也实在是最大的“受刑者”。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对莫言的评价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在今天，我们谈到莫言，总免不了要谈魔幻现实主义。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是热闹的，在经历了“思想解放”之后，“寻根文学”出现了，而这一时期，西方文学的影响力逐渐扩大，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意识流...鱼贯而入。而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在中国流行，受到作家们青睐以致模仿，一方面源于魔幻现实主义与中国文学土壤的契合度。魔幻现实主义兴盛于拉美，那里留存了大量民间传统和神话传说，马尔克斯用魔幻现实主义重构了马贡多，这本身也是基于乡土的，带有鲜明的民族特点。中华文明传承几千年，我们的民族文化同样博大璀璨，乡土间不乏民俗、传说。
我想，在那个时候，如果说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传入给人以惊叹，那么魔幻现实主义在拉美引起的“文学爆炸”带来的更多的是震惊。同样处于第三世界，同样是多灾多难，同样是寻求文化认同，同样是要找回在国际上的缺位。而在这一点上，莫言是做了贡献的。莫言真正借鉴到了魔幻现实手法，当然除此以外，莫言的作品里更有福克纳的影子，重要的是，莫言在这些影响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对高密东北乡的构造中，莫言真正创造了属于本民族特色的作品。
魔幻现实主义的落脚点仍是现实，魔幻是描述现实的手法，在《蛙》中，这一手法多体现在作品的后半部分。魔幻现实主义只是看待现实的一种视角，而这种视角同样是一种私见。
如阎连科说：
“现在很多新闻比文学作品更荒诞、更魔幻，作家都不敢这么写，但是现实却发生了。”
魔幻现实主义本心上或许是对现实描述的退现，但在表达效果上无疑又是超前的，而无论多么有才华的作家，都不可能脱离自己的生活来写作。马尔克斯在接受采访时曾多次表示自己是个现实主义作家。为理解这一说法，不妨引入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阿斯图里亚斯的一段话作为这一部分的结语。在后期的书评里，将陆续写到马尔克斯，福克纳，届时也会比照相关作品来论述这一点。
“在欧洲人看来，我们的小说显得不合逻辑或者脱离常规。并非是这些作品追求骇人听闻的效果，只是我们经历的事实在骇人听闻。整块整块的大陆被大海淹没，争取独立的种族遭到阉割，“新大陆”裂成碎片。作为拉美文学产生的背景，这一切太悲惨了。而我们却要以此为依据塑造出充满希望（不是代表失败）的人物。这种不健全的人物屡屡出现在我们的诗歌当中。欧洲的冲突是有条不紊的、充满人情味的；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此不同，我们的冲突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灾难性的。”
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细看之下，大多时间是不幸的，而从时间轴的广义上看，无疑又是磅礴的史诗。描述苦难不是要沉溺于苦难，反思时代不是要否定时代，在这场民族自救的运动中，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同时，也理应看到取得的成绩。
在这一点上，《蛙》中也给出了相应的评价：
“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许多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人用一种极端的方式终于控制了人口暴增的局面。实事求是地说，这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全人类作出贡献。从这点来说，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的批评，是有失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