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帝王他们虽然有很多的过错，为世人所唾弃，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得不肯定他们为社会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身上功过皆有，让人们很难界定其历史定位。秦始皇和吕后即属此类帝王。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的时代，建立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他合‘三皇五帝’尊号为一，创建‘皇帝’名号制度,并自称‘始皇帝’”，意为第一位皇帝，此后中国历史上有了“皇帝”的称号。为避免周朝以来的诸侯局面，秦始皇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皇帝是最高统治者，其下设三公、九卿等职位，辅佐皇帝，三公九卿均由皇帝任免，不得世袭；在地方实行郡县制，把全国分为36郡，郡下设县，建立自中央至地方的一整套官僚机构。除此外，秦始皇还统一法律，修筑长城，迁徙富豪，销毁兵器，修建官道，统一度量衡、货币，规定隶书为全国统一的文字。这些措施使人们很快的自战乱中恢复过来，国家得到治理，社会各方面都得到大幅发展，很多措施都为后来的君主所延用推广。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秦始皇是一位有着雄才大略，在历史上大有作为的皇帝。然而他又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焚书坑儒，大兴土木，横征暴敛，制定严酷的刑罚压制民愤。为求长生不老曾多次派人出海寻找仙丹妙药。秦始皇三十五年“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于是在渭水以南的上林苑建造上朝议事的宫殿。“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因工程巨大，秦始皇又征调“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有的建阿房宫，有的在骊山建陵墓。秦始皇为满足私欲，劳民伤财，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他的暴力统治也是历史上罕有的。
吕后是司马迁《史记》中唯一专门列传的女性，她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掌握政权的女性。她的“妒忌狠毒，阴险残暴”为人们所熟知。“吕后最怨戚夫人及其子赵王”为解心头之恨，她将戚夫人囚于永巷之中，接着派人毒杀赵王，最后斩断戚夫人的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孝惠帝死后，吕后独掌大权，她处心积虑地扶植吕氏，打击刘氏。但吕后在维护西汉王朝统治上也起过积极作用。吕后当政期间，进一步推行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大臣，无为而治，从不劳民。她还进行法制改革，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吕后当政十六年间“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在政治、法律、经济、思想等各方面为“文景之治”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中国，帝王是至高无上的。他是金字塔的最顶层；是一个社会的最高组织者和统治者；是国家机器的操纵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剧情都是由这些帝王一手导演。也正因为帝王的地位崇高，寻常百姓难以瞻仰“龙颜”，所以帝王往往被神化，认为帝王是“真龙天子”，是上天派来统治世间万物的。在《史记》之前，所谓的历史仅仅是王侯的发家史、光荣史、太平史，史学家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帝王歌功颂德，极力宣扬帝王的功高盖世、尊贵崇高，但司马迁却以平民的立场还原历史的本真，用实录的精神撰写历史，在《史记》中被神化的帝王也有“凡夫俗子”的一面。司马迁让人们认识到帝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身上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毛病和缺陷。以汉高祖刘邦和西楚霸王项羽为例：
汉高祖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平民皇帝。他虽出身草莽，却心怀鸿鹄之志，在观看秦始皇出巡时就发出“大丈夫当如此也”的豪言壮语。秦末天下大乱之时，他起兵于沛县，打败秦兵，夺取关中，后又在与项羽之间长达数年的楚汉之争中取得胜利，从而登上帝位。其才能和远见可见一斑。但刘邦又有凡夫俗子的一面，他的性格中有很多缺陷。他出身于普通的农家，从小就不从事家庭和生产劳动。任泗水亭长时和衙门里的官吏很亲近，常常戏弄他们，爱好喝酒，喜近女色。经常到酒店里赊酒喝，喝醉了就在那里睡觉，每次他去喝酒，酒店里的酒就比平常多售出好几倍。年终结账时，所赊账目也一笔勾销。在县令家的宴会上，他没有钱却谎称贺礼一万钱，在高堂上高谈阔论，旁若无人。当项羽以其父亲为人质威胁他时，刘邦却无赖地说:“我和你曾结为兄弟，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你要是一定要煮了你的父亲，那就请便吧，不过，别忘了也送我一杯肉羹！”无奈，项羽只好放了他的父亲。这些行为让我们认识到刘邦流氓、无赖的一面。而猜忌、小气也是他身上的两大缺陷。刘邦以一介布衣一跃成为天下的最高统治者，全是凭借韩信、萧何等一大批贤臣猛将的辅佐。然而等到要他稳坐江山之时，却因猜忌心理逐步剪除心腹之患，昔日的忠臣名将最终都落得个凄惨下场。刘邦的父亲曾在其少年时期嫌弃刘邦无赖，不学无术，不如二哥刘仲，等到刘邦当上皇帝，在未央宫前殿举行酒宴时，当众问太上皇，说：“当初大人总认为我是个无赖，不会治理家业，不如自己的二哥刘仲得力，今天我成就的事业与二哥相比谁的多呢？”使其父尴尬不已，殿上群臣则趁机高呼万岁，大笑取乐。刘邦能将父亲在其少年时的训诫之语记那么长时间，可见其小气的程度。对自己的父亲都要记仇，对其他人，我们也就可想而知了。
项羽是司马迁精心刻画的人物形象之一，他常常被拿来与刘邦作比较。自古以来，人们就有“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传统观念，可是司马迁却敢于打破常规，不以成败论英雄，充分肯定项羽在反暴秦过程中的贡献。在《项羽本纪》中他怀着同情和惋惜之情生动形象地塑造了项羽这一“叱咤风云的悲剧英雄形象”。即使这样，司马迁也并不一味写项羽好的一面，而是忠于历史，本着实录的精神，让我们看到项羽身上存在的不足之处。项羽是楚将之后，自小就对秦有着很深的仇恨。他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少年时就立志学“万人敌”，于是跟随项梁学习兵法，却仅是“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因此日后打仗时只一味崇尚武力，逞匹夫之勇，不讲谋略，这也为他的兵败自杀埋下伏笔。“巨鹿之战是项羽生平中最为辉煌的一页”，在这场战争中项羽斩杀宋义，威震楚国，巨鹿解围，扭转时局，使各路诸侯折服，他们“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充分显示出他的雄才大略和英勇过人。这一战使项羽成为各路反秦义军实际上的统帅，他自立为西楚霸王，成为秦朝之后真正掌握实权之人。如果说司马迁在巨鹿之战中旨在让我们看到项羽性格中积极的一面，提升他的形象，那么鸿门宴则让我们了解到项羽性格中致命的缺陷。鸿门宴拉开了楚汉相争的序幕，也是项羽事业的转折点。项羽此时具有绝对的优势，但他却过于直率，恃勇骄横，毫无远见，看不出刘邦的狡诈及野心，使自己从此由主动变为被动。在宴会一开始就将曹无伤告密的消息告诉刘邦，毁了自己的耳目，此后又不听范增的谏言，听信项伯之言，任人唯亲，妇人之仁，刚愎自用，致使谋臣不能施其谋，将士不能效其力，轻易放走刘邦，为日后埋下祸根。垓下之围和乌江自刎则是写出了英雄的末路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短短的几句歌词却道尽了英雄临终时的心声，此时的项羽想的还是宝马、美人，不得不给人一种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感觉。另外，项羽的残暴好杀使其失去民心也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早在攻打襄城时，项羽就因襄城军民坚守城池，久攻不下，便在攻克襄城后将城中军民“皆阬之”。鸿门宴后，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汉二年冬，项羽北击齐，兵至城阳与田荣会战，田荣战败逃到平原，北平原百姓杀死。项羽“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杀”。垓下之役当项羽溃围而出，中途迷路，农夫不仅不给他指引正确的道路，还骗他陷入泥淖之中而遭汉兵追及，这足以说明项羽失掉民心了。
《史记》不仅体现了司马迁“誉者不过其实，抑者不损其真，不为尊者讳”的实录精神，还将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落于实处。
司马迁所写的帝王，虽是历史人物，却都是在司马迁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涵盖下塑造起来的。司马迁将自己对黑暗政治、腐败现实的无比憎恨和批判，对古往今来那些敢于抗暴、敢于斗争的人物的赞美和歌颂都寄托在这些人物身上。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塑造出这一个个丰满鲜活的人物形象。
参考资料：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7.
[2] 孙家洲.命运与性格的对话——再品《史记》的人物、故实和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7.
[3] 郭轶卿.司马迁笔下的吕后形象[J].大众文艺，2009，9期.
[4] 顾竺.史记十大名篇解读[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1
[5] 黄伟.试论《史记》的写人艺术——以《项羽本纪》为例[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3期.
[6]仓修良.中国史学名著评介[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2.